與戴耀廷對話──和平非暴力原則毋須恪守了嗎？
2013年1月16日，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佔中三子」之一戴耀廷發表了「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信念書，希冀藉由公民抗命的方式爭取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信念書中提到，「爭取在香港落實民主普選所採取的公民抗命行動，雖是不合法，但必須絕對非暴力」，戴耀廷在入獄前接受訪問時曾強調，每人有不同信念，而他堅持的是和平、非暴力抗爭，他只會推動這個，不會參與贊成暴力的公民抗命運動。
然而今年10月15日，戴耀廷對外發表了《反抗專制與政治潔癖》一文，文中提及面對現時《逃犯條例》修訂所引發的一連串社會抗爭，抗爭者必須恪守一些政治道德標準，但不用將此標準訂之過高，只要不違背爭取公義的目標即可。距離佔領中環已經過五年，這期間是否也讓戴耀廷產生了不同的看法與轉變？
「我自己還是會遵從和平的原則，這是我對自己的要求，和你怎麼看其他人做什麼是兩回事。」當問到戴耀廷是否認為，在目前社會狀態下已不需再嚴守和平非暴力原則時，他開宗明義便強調，自己對於和平抗爭的信念仍未改變，只是當社會出現重大轉變，某些人採取較為激進的武力時，不應一味譴責謾罵，而是嘗試理解在不同社會背景下，社會運動的運作是否也要跟着作出調整。
「我有一些不同的反思，過去我們太過強調跟從自己認為對的原則，所有人都應該跟着這個原則去做，沒有跟隨就是錯的，在2014年是有這種想法。」戴耀廷停頓了一下又解釋，其實佔中時這種原則也沒有很強烈，只是判斷在相對保守的香港社會，要推動公民抗命極為困難，只能訂定較高的標準，讓更多人接受這場運動。
社會難謂公義 可放寬暴力界定？
他提到，當初公民抗命所參考的模式，是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及羅爾斯（John Rawls）所要求的定義與條件，而兩人談及公民抗命時的背景，都是以一個接近公義的社會作為前提。如今香港正慢慢墮落，已難謂是個接近公義的社會，繼續緊抱原先標準去看香港的社會運動太過「離地」，反而讓許多無法達到抗爭要求的人被邊緣化，如同美國民權運動時極端路線的麥爾坎．X（Malcolm X）被非暴力的馬丁路德金邊緣化一般，但其實民權運動的成功，兩者都功不可沒。
若真如戴耀廷所言，香港在警察與制度暴力之下，已處於「難謂公義」的社會，他為何還要堅持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進行抗爭？
「這是我個人信念的問題，源自於我的基督教信仰，但就算讀同一本聖經，大家也會對內容有不同見解，同樣是基督徒，有些人可能堅持和平非暴力，有些人可以不完全接受和平方式，所以我們要分別我要求自己跟要求別人，不一定會是一樣的。」
何謂「有原則暴力」？每人標準不一
戴耀廷解釋，他自己對暴力的使用訂了很高的標準，但沒有權利以同樣的標準要求他人，有些人或許標準比他更高。他舉例，如果今天有人對他進行攻擊，他只會防衛或逃離，而不會反擊攻擊者，若是一名孩童受到生命威脅或身體受到傷害，他一樣會為了解救孩童攻擊施暴者，但在完全和平主義者眼中，他這種行為同樣難以接受，每個人對於使用暴力的原則與標準都不盡相同。
他強調，當香港在趨近不公義且制度暴力的情況下，要求抗爭者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暴力已不切實際，但也不代表可以使用任何、任意的暴力，而是在特定情況下可以「有原則的違法使用暴力」。
但在極其複雜的社會情境之下，警察以暴力制服示威者可以解釋為「情況危急下的適當反擊」、「維護社會秩序所必需之行為」；激進示威者同樣會認為自己的行為是「對抗暴政」、「表達訴求」，不論警方或示威者，每個人必然都認為自己的暴力行為是為達一定目的而情有可原，如果每個人的標準不一，那所謂「有原則的暴力」，其界定是否過於浮濫？
「這就是大家要討論的事情，大家使用暴力的原則是什麼？現在這個討論還不夠，我們需要一個公共討論的過程，把所有相關資訊都掌握後，大家去討論什麼情況下應該做出什麼判斷，凝聚出多數人的共識去影響較為激進的示威者，這也是我寫這篇文章的初衷。」
和理非應帶出討論 反思使用暴力
馬丁路德金所提出完全非暴力的標準，在戴耀廷看來已難適用於香港，但香港也不應該因此走向極端暴力，他說，撰文的目的就是希望提出一個自認較一般人更高的標準要求自己，並帶出大家的討論。他承認在目前的狀況下，要能理性討論使用暴力的界線與原則並不容易，但如果每個人都仔細思考過後才有所行動，可能會有更好的結果。
他指出，政府常呼籲「和理非」應與勇武割席，並對暴力情況予以譴責。但「和理非」的責任不在於譴責或阻止激進示威者的行為，尤其在社會不公義的情況下，政府同樣縱容了制度暴力的產生，「和理非」沒有權利與責任，更沒能力阻止他人行使暴力。戴耀廷認為，「和理非」只要理解激進示威者的想法，嘗試說服他們「你的想法不一定是對的」，並提出多數人能贊同的原則，便已做到該做的事。
戴耀廷認為，目前最困難的地方在於，當抗爭者把焦點對準政府的制度暴力時，對於何時能使用怎樣的武力已經難以判斷。以他自身的標準，有原則的暴力應該僅限於正當防衛的情況，且只能使用對等的武力，並在達到目的後就應停止。
「譬如有警察在拘捕示威者，你如果認為拘捕不合理，尤其是現在沒有人相信警察的時候，你要把這個人救出來，那只要做到能救出這個人的武力就足夠了。如果這個警察是落單的，沒有去攻擊或拘捕任何人，就讓他走了吧。或是示威者為了減緩警察行進速度把汽油彈扔在地面，那或許可以接受，但如果是扔在警察身上，那這手段已經超過了，因為警察還沒施用致命的武力，所以一切還是要問你自己的原則，你要解釋為什麼要做到這個地步？要達成什麼目的？這個方法是否符合手段？」
情境背景複雜 如何形成共識？
假想多數人都形成共識，與戴耀廷相同，把原則設定在緊急防衛的情境下，才能以適當、有效且對等的武力防衛，但每個人對於緊急的定義都不盡相同，有些人覺得等警察出手後再防衛就好，有些人可能覺得一看到警察就要圍堵，讓他無法找同伴增援，甚至有人會聲稱，對警察或白衣人的攻擊，也是為了避免日後受到對方暴力報復的做法。當社會背景如此複雜時，每個人在當下總會在大原則下做出最有利於自己的解釋，這原則要訂到多麼細緻明確，才有可能形成標準一致的規範？
「所以除非你是絕對的和平主義者，連破壞物品也當成是暴力，不然在每個人對防衛危險的主觀認知不同時，真的很難做出判斷。」
戴耀廷承認，在他文中引述的《A Duty to Resist: When Disobedience Should Be Uncivil》雖然對此有深刻的分析，但也只是說明了當政府縱容制度暴力去威脅其他人的生命安全時，可以使用有效對等的武器去抗衡，但對於具體的判斷同樣沒有太細節的說明。
「但其實你看到有些抗爭者會出現『私了』的情況，也有人會去保護那些被打的人。如果再發生有些人已經沒有攻擊力了還被繼續毆打的情況，卻有更多人去保護的時候，代表民眾希望這種情況不再出現，也代表大家反思的能力慢慢成熟了。不需要大家寫出來說我們同意什麼，看具體的行為就能知道，大家是不是接受了某個原則。」
他強調，沒有大台不代表大家形成不了共識，這場抗爭具有自學、自我修正的能力，他的撰文絕非要鼓勵使用暴力，而是批判政府與絕對和平主義者的說法太過「離地」，並希望「和理非」能討論使用暴力的原則問題，也讓前線藉此反思合理的界線。
在示威者心中，「公義」兩字可能早已遙不可及，但示威者或許也能從戴耀廷的說法中思考，我們的行為是否基於一直以來所深信的崇高理念、是否為了達成嚮往中的理想社會，抑或在對抗強權的過程中，使得我們與心目中強權的模樣愈來愈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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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86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0月28日）《與戴耀廷對話—和平非暴力原則毋須恪守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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