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結構單一」有何不可？ 施永青：實用主義造就今日香港
為了減少對金融、貿易及物流等「四大支柱產業」的依賴，港府在十多年前提出優先發展的「六大有新產業」。然而十多年過去，這個問題並沒有太大改善，到底是政府帶領發展本身有問題，還是選定發展方向和具體政策時，缺少了民主參與，導致成效不彰？
承接上文：反思香港發展模式 如何凝聚公平正義新共識
不過，香港地產代理翹楚之一、中原地產創辦人施永青，反而認為正是這種「實用主義」造就了今天的香港。即使是被北京點名的「產業結構單一問題」，他也覺得這是自然而然的結果：「沒什麼大不了，香港如果走原有的制度，香港的產業結構也不是由國家領導人帶領。『領袖揮手，我前進』，這個在香港一直沒有出現。」從前的香港，除了利用港口和低稅走水貨起家，到之後南來的內地工業家帶來了資金和技術，帶動香港的工業發展，「沒有人帶領啊，假髮可以做就做假髮囉，電子可以做就做電子囉……香港做過好多世界第一……玩具、電子錶、某些成衣，所有都壟斷某一個sector的市場，都沒有人帶領，市場提供機會就做。」
後來產業轉型，香港企業紛紛利用大陸改革開放造就的便宜勞工和土地，將技術和資金轉移到內地，又賺了近二、三十年錢。後來內地企業追上港資，施永青的工業家朋友就回流香港，「『唔夠人砌（競爭）』，錢人家又有，技術人家進步又較你快，管理能力，你作為一個企業家，遠見不夠人家宏偉，魄力、謀略也輸給人，怎樣在大陸競爭啊？回來，回來做什麼？回來買樓、收租。」在社會運作上，施永青受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影響較多，「其他的企業如何？他們自己謀上進而已。原本政府沒有這個責任，現在變了好像是政府的責任，中小企『唔掂』又要找政府，科技發展又要找政府。以前港英政府等你自己『搞掂』。真的『搞唔掂』怎麼辦？這個世界人有生老病死，一個城市也是，你當了富二代，香港也是富二代來的。英國人說第一代是businessman，第二代是playboy，第三代就成了beggar，我們現在就來到當beggar的年代。」
這種想法其實跟美國傳統基金會和加拿大智庫菲沙研究所的理路相近，盡量靠市場調節，政府要做的是為資本掃除一切障礙，管得愈少愈好，那麼自然地，產業結構及其帶來的既得利益結構，就很受宏觀的全球尤其是周邊地緣經濟轉變的影響—例如香港在數十年間的極速工業化和去工業化—其次就是自然而然地「食老本」。事實上，香港不是沒有零零散散的產業政策，不過，每當政府主動提出發展「優勢產業」，商界迴響都不太，亦沒太多人關注，反而讓人聯想起前特首董建華提出的數碼港—由科研計劃變成地產項目。施永青亦質疑：「她（指政府）懂得做生意嗎？我就沒太大期望，她連官也未做好，做生意？她教你做生意？誰來教？商務局長？他懂得做生意嗎？（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做過生意嗎？你問他有什麼做生意的經驗？」
由董建華的科研大計，到曾蔭權的「六大優勢產業」，再到梁振英着重的醫療和教育產業，從觀感上而言，這些新興產業（文化及創意、醫療、教育、創新科技、檢測及認證、環保）似乎一直備受政府重視，但實際上，它們又是否能令香港的產業結構變得多元化呢？
今年5月政府統計處的月刊專題文章《香港經濟的四個主要行業及其他選定行業》，比較了2007年至2017年間四大支柱產業和六大優勢產業的經濟貢獻和就業人口變化，後者固然有所增長，但速度相當緩慢。在經濟貢獻上（表二），四大支柱產業所佔的本地生產總值（GDP）下跌了約3.2%，同期六大優勢產業的升幅只有約1.5%；就業人口方面（表三），四大支柱產業的新增就業人口為121,900人，同期六大優勢產業的新增就業人口則只有104,200人。從這兩項重要指標來看，政府強調發展的六大優勢產業表現差強人意，令多元產業的願景遙遙無期。
或許施永青說對了一半，政府真的不懂做生意，然而這到底是政府政策有誤——有否長遠規劃？能否對症下藥？是否提供足夠支援？—還是政府主動發展本身就有問題——「這個是社會主義制度，香港走的是資本主義嘛，資本主義是『你死你賤』」？
這當然值得更深入的探究。施永青也不是看不到當下的深層次矛盾，但始終認為，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政府才應該介入。以他最熟悉的、被視為深層次矛盾重中之重的房屋問題為例，他認為「房屋問題是所有大都會共有的，因為大都會有對投資、外來資金的吸引力，所以私人市場如果是自由市場，樓價一定會跟當地人的購買力脫節，因為（私人市場）被外來資金扭曲了」，故提議當局應該創造一個獨立為本地人而設的首次置業市場，承諾每一個在香港出生和工作的人，一生中有一次機會買上車盤，同時政府應該放棄調節私人市場。
他相信，這樣市民的安居就有保障，也確保他們的資產可以隨着樓市上升而增值，「有資產你就可以跟社會共富貴。如果你沒有資產，等工資上升會慢很多……你有層太古城，香港經濟好，樓價升，所有太古城業主都有得益；你沒有便要等老闆加人工。老闆什麼時候加人工呢？先要經濟好，行業擴充，開始請人，人力市場緊張才會加人工，一年多都未加得到。」施永青的建議似乎比政府進步，但實際上，它依然是透過市場上資產價值變化來帶動流動，仍是一種「實用主義」。
眾所周知，施永青年輕時，曾與長毛（社會民主連線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一起「搞搞震」，投身「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革馬盟）」，主張工人階級跨國界不斷革命，最終實現工人民主自治，包括無產階級內部的多黨制和普選。
不過，文化大革命的出現，令施永青意識到「毛左」並非他想要的答案，及後更決定下海經商。至今他身上僅存的馬克思影子，可能就是他經常提及的「三三三分配」制度，即當公司賺了錢，員工分三成，股東分三成，餘下的三成再投資—在首次分配時相對平等，以取代第二次分配（徵收稅項之後的社會福利）。
對普羅大眾而言，這種做法可能比加稅還要激進，但在施永青眼中，「三三三」制不但可以刺激消費、讓員工對公司有歸屬感，而且可以讓勞動者真的拿到了比現有分配更多的勞動所得—不單純是工資—「工資的價值是人力市場的平均價，不是和你的貢獻掛鈎，剝奪了你勞動所得。國際歌叫『奪回勞動果實』。」不過，究竟能否透過這種分配來解決產業結構單一的問題，就着實令人懷疑。要知道，每個行業的發展和利潤都不同，這樣的分配會否令市民一窩蜂地投身「搵到錢」的行業呢？因此，政府在這個問題上應該扮演什麼角色仍然值得爭辯。
上文節錄充自第184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0月14日）《反思香港發展模式 如何凝聚公平正義新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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