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獨這隻隱形怪獸｜于品海

反修例風波繼續升級，《禁蒙面法》的出現，一時間讓衝突找到了升溫的藉口，但能維持多久，關鍵還是看「和理非」的人數會否上升和堅定起來，對勇武派的粗暴破壞起到震懾作用。香港的社會衝突其實與世界上其他地方沒有多大分別，主要是一群「激情」與「衝動」的人，深信自己受到不公平對待，鋌而走險，訴諸暴力，最後他們的訴求或許全部、部份，甚至一點都沒有實現，社會卻付出了代價。究竟香港在這次衝突之後的命運如何，並非極少數暴力示威者可以掌握，而是始終在大多數香港人自己手中。

反對修訂《逃犯條例》本來就建基於對內地的不滿與仇視。2014年「佔中」事件之前，「港獨」言論就隱藏在多次社會衝突中，時隱時現、時起時落，後來都被社會徹底唾棄；到了最近，這隻怪獸又想冒起，貌似要取代反修例成為抗爭運動的主要訴求，這種投機估計又會是一次失敗嘗試。當大家找不到運動前進方向，衝突亦事實上缺乏繼續向前走的動力時，這種「極致」的政治訴求是最可能的結果。當然，在不同的地方，這種獨立訴求的終點會不一樣。南斯拉夫分裂為幾個國家，捷克斯洛伐克一分為二，蘇聯分崩離析，但東西德成功統一，南北韓同樣追求統一，香港和澳門回歸了，台灣依然與內地隔海而治。歷史說明這些不同結果之間沒有固定規律，只是各種政治力量在博弈過程中留下不同的軌迹罷了。

用「問題導向」處理危機　才能對症下藥

香港是否能獨立，以及這種危險訴求有什麼代價，取決於香港市民和中央政府的態度，以及內地與香港之間的力量對比。新疆與西藏的獨立運動發生了很長一段時間，成功與否顯而易見。中央政府反對獨立的立場明晰，有堅定的決心，在過程中唯一值得探討的是它如何管控與獨立勢力之間的博弈。以往中央政府處理「疆獨」的政策不恰當，結果不盡人意、衝突持續，近年的政策符合現實，效用開始呈現。它是在強硬鎮壓的同時，實施更多與社會現實相符的社會與經濟改革。中央政府處理政治危機的關鍵手法是「問題導向」，也就是針對問題的本質對症下藥，不被意識形態和表層現象誤導，困難只在於如何找到問題的本質。中央領導層近年在這方面成就顯著，結果是暴力衝突大幅下降。

不少人難以想像把香港的衝突與新疆的情況相提並論，但諱疾忌醫就無法認識問題的本質，也無法找到「問題導向」的正確解藥。當然，香港發生的還不是恐怖主義，它是典型的「暴民政治」，是意識形態被高度扭曲後的結果。就算這樣，大家不應該掉以輕心，以為恐怖主義不會在香港發生—幾個月前也沒有人預見到香港今天的騷亂。可悲的是，香港大部份「暴民」竟然是大學生和中學生，這就是社會應對的困難所在。我從不認為學生是罪惡的，他們屬於社會應該給予最大寬容的青少年群體，但這並不等同我們不需要承擔教育、引導，甚至約束的責任。發生如此大規模學生騷亂事件，責任至少有一半是成年人必須承擔。

「港獨」的任何理論依據都毫無意義，因為它從來不是理論問題，而是力量說了算，更何況至今沒有一位具權威性的學者或政治人物提出能夠用來討論的說法。這幾天有人在網上發布「香港臨時政府成立宣言」，看的人寥寥無幾，內容更令人啼笑皆非。當然，香港是個言論自由的社會，我雖然對「港獨」言論嗤之以鼻，卻無法贊同以言入罪，除非它已經超越言論自由的邊界。

消極成功的「一國兩制」　養出癡肥香港

香港是一個獨特的地方，因為它有着獨特的歷史，以及獨特的成長過程。除此之外，它就是一個細小經濟體以及司法獨立、行使高度自治行政權力的政治實體。最近二十二年，由於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它有了異於世界其他經濟體的制度安排，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具活力和增長最快的中國經濟體系之內享有特殊制度設計—「一國兩制」。當然，如果中國的社會主義沒有多大作為，這種制度設計亦毫無意義，現實是，中國的社會主義改變了蘇聯時期的無用，成為能夠挑戰過去最成功資本主義制度的嶄新制度，過去四十年中國快速發展，甚至對美國構成了文明與制度的威脅。當香港這個曾經被譽為最成功的資本主義社會遇上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它究竟能起到什麼化學作用，本應啟發不少人的想像。可惜，至今很少人對其進行規劃和利用，一些人甚至將陸港兩種制度的融合誤解為危險，選擇將兩者從走在一起的自然軌迹扭曲為對立的關係，甚至發展到一小部份人，包括年輕人，追求分裂。

人是萬物之靈，這種「靈」之所在正是它能思考和想像，包括受到外部意識形態影響時，對同樣事物作出不同解讀與認識。香港回歸之後，就算在「一國兩制」的指引下，亦需對之前的制度做出相應調整，讓這種創新制度實踐出積極的成果，但是，陸港官僚的無知，使兩種不同制度之間的融合備受忽視。很可惜，「一國兩制」今天只在消極意義上成功：香港立法會否決依據人大常委會「831決定」作出的普選方案；至今未按照《基本法》規定為23條立法；成為「示威之都」而未受內地任何武力干預，甚至在近期的無休止騷亂中，示威者焚燒國旗污損國徽，內地都沒有即時介入。

如果這種結果曾經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懷疑論者難以想像的，今天的情況應該很好地證明了中央並未違背不干預香港內部管治的承諾。但這並非對「一國兩制」的全面認識，而是對「一國兩制」是否成功最膚淺的理解。

積極的「一國兩制」就是推動香港內部改革，在改革過程中，認清內地社會主義的相對優勢，從中尋找幫助香港發展的營養。吸收內地一制的營養絕對不是「吃飽睡」，這只會製造癡肥，只有吸收與運動同步，這樣才能發展肌肉、強身健體、為我所用。吸收的前提是「一國」，「運動」的意思是改革，只有兩者並行，積極的「一國兩制」才變得可能，而積極的「一國兩制」自然而然可促進兩地的融合，反過來實現了「一國兩制」的創想。當年為了幫助香港解決「沙士」（SARS）之後的經濟困難，中央政府推出「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通過各種政策，包括大量遊客訪港，為香港注入極大經濟動能，然而結果強差人意，經濟確實復蘇了，但市民無法分享成果，這就是一種缺乏「運動」、製造癡肥的營養補給。如果香港在CEPA政策實施時同步啟動改革，解構原來的既得利益結構，讓經濟成果在各個階層中雨露均霑，今天的衝突就可能不會發生。

消滅「港獨」最有效對策　就是高效改革

中央政府承諾香港「五十年不變」，並非要求香港內部發展一成不變，而是指「一國兩制」這種制度設計的「五十年不變」。不只香港人對此有錯誤理解，連中央政府都被動地以為香港只需要延續原來的發展模式，就會「繁榮穩定」。當然，對於既得利益群體來說，任何變化都挑戰他們的既有地位，不變當然是最理想的。但社會階層流動本就是任何具活力社會必須的，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個別群體如果長年被約束在原有的弱勢位置，只會發生衝突。階級「上流」是資本主義穩定發展的基礎，亦是它具備合法性的關鍵議題，但是否真能如理論所言做到，從來就是政治和學術界的議題，歷史也早就證明缺乏流動性只會激化社會矛盾，挑戰穩定。回歸之後或長或短、或大或小的政治及社會衝突很好地為此作了註腳。這亦解釋了為什麼「一國兩制」消極但切實地實行着，卻被部份人批評它沒有達到期望。

香港今天的社會衝突以及「獨立」訴求就是「五十年不變」的結果。這是指它是過去「五十年」不變的必然終點，因為它根本與回歸無關，亦與「一國兩制」無關。它是資本主義這一制缺乏社會及階級流動的結果，西方社會及政治學教科書早就有所研究，亦是資本主義社會一百年前開始通過福利政策控制住社會崩潰之後的共識，只是香港的精英與官員視而不見、學而不識，中央政府官員又對香港的資本主義存在迷思。應對這種社會衝突及「港獨」訴求的有效方法就是「變」，也就是推動改革，就好像美國上一任總統奧巴馬初次競選時提出的「Change」（變），法國總統馬克龍在「黃背心運動」之後提出的社會改革，以及內地文革之後的改革開放。當然，在提出「變」之後還要高效落實，不能夠只是口號。奧巴馬的Change並不成功，馬克龍嘗試改革的結果有待驗證，而中國的改革開放成就有目共睹，三者的分別在於政治魄力和執行力。

香港要解決今天的困局，只有一條路徑，就是由上而下製造變化，一種進步意義的變化，推動這種進步意義變化的手段就是改革，而且是全面和深刻的改革，目標就是為香港賦予公平正義。改革容易嗎？不容易，因為既得利益群體不會坐視不理，更不會束手無策。當社會及人民需要改革，但為政者紋風不動，就會發生衝突。對於既得利益群體，如果阻礙改革，結果就是「被改革」；同樣地，對於為政者，缺乏對改革的認識，甚至阻礙改革，結果亦是被改革碾壓和消滅。只有當改革成功，社會才能恢復穩定。其實，既得利益群體不應該亦無法阻礙改革，他們應該花心思去適應改革，幫助改革，在改革之後的社會結構中重新尋找自己的定位，甚至可以繼續在新的既得利益結構中有自己的角色。

至於「港獨」，它不只是錯誤的「改革」，甚至是改革的最嚴重障礙，是歪路。把「港獨」視為解決扭曲結構的手段，是無知，亦是政治上的幼稚。作為香港社會穩定的關鍵持份者，中央政府根本不會容許這種嘗試，它的力量亦決定了這種政治行為無法實現，香港內部亦有足夠力量制約如此荒誕的冒險。當然，年輕人有政治創想，偶然衍生荒誕的主張無可厚非，社會的責任是引導他們健康發展，其中包括用振聾發聵的警示。市民已經毫無保留地告訴政府，香港需要改革和變化，就算部份年輕人做出激進的暴力破壞行為，甚至提出「港獨」這樣的荒誕訴求，政府亦無法迴避全面啟動改革的責任，更何況改革就是消滅「港獨」的最有效對策。只是，如果為政者能夠與市民及年輕人找到共識，共同推動改革，他將會以摧枯拉朽之勢改變身陷深層次結構困局的香港。

上文刊載於第183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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