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運動員是「她」也是「他」　該如何安排出賽？

2014年，印度短跑選手Dutee Chand被驗出睪丸酮含量不正常地高，以致她不得不退出該年的英聯邦運動會和亞運會。她當時提出一個抗辯理由，乃根本沒有證據顯示像她一樣的女性由此取得競爭優勢。的確，好些研究均指出，睪丸酮對運動的影響因人而異，並無統計學證據支持兩者存有關係。2015年，國際體育仲裁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簡稱 CAS）便裁定荷爾蒙檢測不妥當。換言之，性別檢測再次鬧出存廢爭議。

承接上文：「男扮女」跑接力疑雲 體壇性別爭議：難為男女定分界

2019年，IAAF終於得到CAS的首肯，宣布再次將荷爾蒙檢測作為「性發展差異」（differences in sex development，DSD）的性別檢驗指標，惟今次則把上限由每升10納莫耳降至每升5納莫耳。這是基於一宗CAS最新裁決而作出的調整：2009年，南非「雙性人」運動員Caster Semenya在IAAF世錦賽以破紀錄成績贏得金牌，她的睪丸酮不單不正常地高，更重要是，她的800米衝線時間亦不正常地好。

僅適用中距離國際賽跑

查閱世界成績最佳的首2,500名800米賽跑女運動員，絕大多數的衝線時間均在2分鐘至2分14秒之間，很少能夠快過2分鐘；而Semenya的最佳時間是1分54秒，在芸芸女性中絕對鶴立雞群，甚至逼近首2,500名男運動員所跑出的1分45秒至1分53秒。

IAAF事後以私隱為由，沒有公開她的睪丸酮數值（有傳媒指，該數值比一般女性高出3倍），但就明確指出，她必須調整至與女運動員相適應的水平，亦即不能超出每升5納莫耳的上限。該會強調，最新政策調整並非針對個人度身訂造，相關上限是基於有卵巢的健康女性的睪丸酮最高水平。本來反對荷爾蒙檢測的CAS亦同意了有關修訂。

IAAF引述過去數十年的研究數據指，每1,000名精英女運動員中，就有差不多7.1人是睪丸酮含量偏高，比率高於女性人口140倍，而她們亦常常成功躋身頒獎台。因此，IAAF和CAS都認為問題須予以正視，並確定睪丸酮是導致兩性體育優勢差異的重大主因。事實上，當Semenya接受睪丸酮調整療程後，她的表現果然倒退了4%。

新修訂還收窄了適用範圍，由適用於所有田徑項目，改為僅涵蓋中距離即400米至1,600米的國際賽跑賽事。IAAF指，中距離賽跑是睪丸酮含量提高後，選手表現提升最為顯著的項目；而短跑、長跑等其他田賽項目在統計上則無明顯影響。以上結果，是根據IAAF及《英國運動醫學雜誌》（BJSM）的研究制訂，後者還指出，高含量睪丸酮僅能提供1.8%至4.5%的競賽優勢。所以，IAAF指，今次是採取了較保守及傾向寬鬆的態度，盡可能容許DSD運動員參與最多的比賽項目。

有人非議上述研究的有效性，畢竟「雙性人」的研究樣本不多，而BJSM的研究方法、立場等亦惹人質疑；有見及此，IAAF表明，若有進一步的證據或科學知識指出應合理地收緊或放寬新的規範，會方願意作出檢視。

新修訂馬上生效，最快適用於將在多哈舉行的本屆世界田徑錦標賽，而相關DSD參賽者則須於新例頒布（即是今年5月8日）後的數天內，將血液樣本交予當局進行荷爾蒙檢測。

新例要求，在作賽前的六個月內，睪丸酮含量均不得超過每升5納莫耳，但對本月底開始的多哈世錦賽來說，顯然需要「特事特辦」。IAAF表示，若有需要，可透過三個方法降低體內睪丸酮：一是服用按日的口服避孕藥，二是注射按月的性腺刺激素釋放激素（GnRH agonist），三是進行手術摘除睪丸（如有的話）。

包括世界醫學會（WMA）在內，許多聲音皆批評做法或會產生副作用，影響到運動員健康，譬如會增加體內脂肪、降低血紅素濃度、造成肌肉流失，以至提高血管栓塞風險。

IAAF強調，會方並不堅持必須進行手術，至於其餘兩項則是可逆轉的；此外，CAS亦認同相關由醫療專家提供的證據，接受這是世上許多「XX」女性的慣常避孕手段，而相關副作用可透過其他醫療辦法紓緩。

睪丸酮檢測的「漏洞」

荷爾蒙測試並非百分百完美，還在於時間上的漏洞。舉個極端例子：有人在青春期階段提早注射睪丸酮，其實已夠運動員趁發育時大幅刺激肌肉和骨骼的男性化生長，建構出永久優勢——也就是說，新例要求競賽前6個月才限制睪丸酮含量，可能「為時已晚」。

始終，今日運動場上不單鬥快、鬥高、鬥強，且還涉及國家層面的科研較勁，包括比拼誰的醫藥發展能在提升運動員表現之餘，兼可規避荷爾蒙及世界反禁藥組織（WADA）之類的藥物檢測。

不必諱言，服用藥物提升表現已是體育界的「公開秘密」。七屆環法單車賽冠軍岩士唐（Lance Armstrong）便承認了原來一直有服禁藥；弔詭的是，他悉數通過了期內共250次藥物檢測，即使出現陽性反應，他亦順利以服用消炎藥之類蒙混過關。2011年世錦賽的一個不記名調查披露，多達三分之一的選手承認在參與國際大賽時曾經使用禁藥，但過去無法通過藥檢的比率只有1%至2%。

傳奇的岩士唐遭褫奪相關冠軍銜頭，固然哄動全球；而更哄動的是，俄羅斯代表隊在2014年的索契冬奧被WADA證實大規模用藥，以致該國不單被褫奪一共13個獎牌，多達111名運動員更被禁止參與2016年的里約奧運，而且，那些運動員不能在2018年平昌冬奧代表國家，只能以中立身份出賽。過去，共產國家亦常為運動員注射類固醇提升表現，儘管這為運動員帶來更大副作用，包括容易流產、誕下畸胎、有更高自殺傾向，以至於造成心臟衰竭等。

為了贏得比賽、贏得榮耀，由運動員到國家既可能不擇手段，那麼，國家在培育青年運動員時，預早為她們（及他們）注射額外睪丸酮刺激發育，而運動員亦同意相關安排，實非匪夷所思之事。事實上，為青年運動員預先注射禁藥，好使提升效能的作用持續至將來，已不是罕見的操作；當然，相關副作用也會一直纏身。WADA的資源及人手畢竟有限，不可能監察全球每一個運動員或每一個訓練場館的日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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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81期《香港01》周報（2019年9月23日）《「他們」混合「她們」接力賽跑？　體壇性別爭議：難為男女定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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