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當代典型的政治挑戰
由澳洲悉尼、印度德里、德國柏林到美國紐約，上周五（9月20日）各地民眾擁擠在街頭，高舉環保標語，叫喊着口號。這場由16歲瑞典少女通貝里（Greta Thunberg）發起的全球示威能否如其所願，促使各地政府推動減排政策，應對日益嚴峻的極端氣候問題？
通貝里去年發起「為氣候罷課」運動，當其他同學回校上課時，她跑到國會大樓外示威，要求政府依照《巴黎氣候協定》減少碳排放。她的抗爭持續多個星期，叫人佩服，不但吸引了逾百個城市的學生以各種形式響應罷課，她亦登上《時代》周刊2019年百大具影響力人物，更獲瑞典國會議員提名角逐今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不論最終獲獎與否，她和平推動環保的努力已是全球共證。
本周一（9月23日）聯合國氣候行動峰會舉行前，通貝里的運動再次引發全球大罷課。澳洲單是墨爾本的示威人數便達10萬，全國逾2,500家企業參與罷市；在德國柏林，8萬人齊集勃蘭登堡門響應號召，總理默克爾同日宣布在2030年前斥資1,000億歐元推動環保，尤其是投放在零排放的公共交通上。
社會運動的世代差異
這場席捲全球的運動由年輕一代領導。除了通貝里及各地許多學生響應號召外，參加者舉起「支持我們的學生」、「聆聽我們的孩子」等標語，可見許多人以學生為是次全球抗爭的主體。由環境科學家組成的憂思科學家聯盟（UCS）亦發布「成年人手冊」，形容這次運動是由青年發起，並建議成年人在社交媒體上發聲甚至身體力行參與罷工，「以示其與各地青年同行及對他們的支持」。
領軍的角色落在青年身上，很大程度上因為年輕一代本身就是氣候變化問題的最重要持份者。氣候暖化的過程雖難言長，但也絕對不短，全球氣溫預計最遲會在2050年上升攝氏1.5度。現時全球發達地區人口平均壽命約為80歲，以此推算，到了2050年，目前50歲或以上的人許多已不在人世，換言之亦不用面對屆時因全球暖化而出現的生態災難。但目前十多歲、二十多歲的年輕一代，在2050年多有家室。正如通貝里去年在TED大會（跨界對話平台）演說時表示：「大家構想未來時，不會想及2050年後的世界。我們當下做什麼、不做什麼，卻會影響我一生，並影響我的孩子、孩子的孩子。」從跨代正義的角度看，若我們現在的消費及生產會由數十年後的人類承受惡果，怎可能稱得上公義？
年輕一代成為抗爭骨幹，當然也可能因為資訊世代的青年比以往更多途徑關心社會。去年3月由中學生領軍的美國80萬人促槍管示威便是好例子。然而，不論是跨代正義抑或政治啟蒙年輕化，毋庸爭議的是多個民調顯示，青年的確比上一輩更關注氣候及環保問題，認為人類在令全球暖化。由此可見，氣候問題儼如一場世代之爭，好像在脫歐問題上英國年輕人較擁抱歐洲、年長者傾向脫歐，及同性婚姻上美國青年較支持、上一輩較抗拒，社會不同年齡層因為價值觀及認知等原因對社會議題取向各異，須尋找最大公約數甚至互相妥協。
糾纏不清的金權政治
理應浪漫的青春要花在街頭之上，或多或少反映出年輕人對政府的失望。正如上周五大罷課前，通貝里在美國國會出席聽證會，抱怨政府沒有聆聽科學家對全球暖化的警告：「我不是要你聽我說，而是要聽科學家說。我希望你們以科學為基礎，採取實際行動。」
何以成年人沒有聽科學家說？能源開發、工業生產等人類活動排放大量二氧化碳，溫室效應令全球增溫，是初中生也明白的顯淺道理，但現實是世上仍有不少人相信「全球暖化否定說」，認為全球暖化非人類活動造成。英國調查機構YouGov及劍橋大學最近的調查發現，印尼、沙特阿拉伯和美國分別有18%、16%及13%的民眾相信「否定說」。
「否定說」有市場，背後龐大的宣傳機器「功不可沒」。「否定說」的理論基礎主要來自保守派科學家，主張全球暖化的主因乃太陽黑子活動，而氣溫升幅亦在合理的範圍。縱然部份人或許真心相信，但不少宣傳乃出於政治動機或利益。例如支持「否定說」的馬來西亞裔科學家Willie Soon，便被揭發接受石油巨企埃克森美孚數以百萬美元計撥款。事實上，這間公司早於1981年已知道使用石油可能導致全球暖化，但多年以來仍然支持「否定說」，撥款據估計已逾3,000萬美元。雪佛龍、前稱英國石油的BP、蜆殼等能源公司，同樣大灑金錢在「否定說」的科研或宣傳上。
更重要的是，這些企業與政府的關係千絲萬縷，例如一直反對減排政策、重金支持「否定說」的美國科氏工業，便曾因為共和黨眾議員支持減排政策而終止對其提供經費，改為支持其茶黨同門對手，最終將那名支持「否定說」的茶黨人送進國會。不只在環境政策，也不只在美國或一兩個國家，金權政治顯然在不斷蠶食各地民主政治，令政策向經濟上的既得利益者傾斜，並以廣大民眾的福祉作為代價。考慮到這種扭曲操作的現象，便不難理解為何連青年也要上街疾呼，但仍不易令政府大幅度減排。
難以取代的政治協調
美國總統特朗普絕對是「否定說」的支持者，他上任數月便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並委任埃克森美孚的主席入閣，其至今兩任環保局局長都對全球暖化說有保留，反對大幅度減排政策。面對這種局面，有人提倡繞過政府來推動環保。大企業自願節能、減排，個人的日常生活減少耗費資源，可以為地球做的事情還有不少。
然而，僅靠社會自發來推動減排，只怕過於理想化。根本的問題在於，許多環保做法都似乎損己而利人，難以提供足夠誘因。舉例說，在炎炎夏日不開冷氣，為此承受的煎熬並不易受，即使能省下一點錢，許多人也會認為得不償失。做一件道德上值得稱許的好事，但會減損自己的益處，試問有幾多人會持之以恆？再者，個人環保習慣，例如堅持夏天不開冷氣、多以單車代步等，對減緩地球升溫的作用幾乎看不見。氣候變化之浩大對比個人努力的微小，難免令許多理性的人相信，個人減排根本沒有實際效果。
這種困境無疑提醒了我們集體行動之必要。尤其在近年，世界各地吹起反建制風潮，社會普遍都不信任政府。英國、西班牙、葡萄牙等地的投票人數僅為合資格選民的六成多，美國更只得五成半。毫無疑問，建制應該被批判及改造，但我們並不能因而完全對政治失望，或只留在體制外反建制、反政府。畢竟許多社會問題並不能靠個人或企業等民間層面解決，而必須由政府協調，並可能要在過程中取捨及妥協。一個民主政體要運作得有生命力，不可能沒有廣泛而積極的公民參與。
超越國界的全球公義
氣候變化是當代典型的挑戰，還因為它超越國界，如難民、經濟剝削、疾病等問題般須國際社會合作。若然一個國家的政府願意減排，而另一個國家不肯，最終只會事倍功半。然而，國與國之間的差異令合作變得困難。第一是影響差異，例如全球暖化而令海平面上升時，太平洋島國基里巴斯、夏威夷的小島、上海和香港等沿岸城市將首當其衝，海岸線較短的國家則影響較小；第二是責任差異，目前四分之三的碳排放來自12個國家，照道理責任應該最重，加上許多已發展國家自工業革命起經濟活動蓬勃，對今天的全球碳含量可謂責無旁貸。
雖然國際社會於1992年的《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已認同各國有「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但在這兩種差異之下協調公平的機制以集體減排卻很困難。有的認為，應以經濟體及碳排放量為標準，按比例減少碳排；也有人主張，已發展國家應承擔較大責任，避免因為減排而剝削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利。但歸根究柢，此等問題也非不能化解，例如已發展國家可透過能源科技的援助，讓發展中國家減排的同時仍能發展其經濟。真正的問題在於不同國家的政府是否有足夠的互信，願意為了全球特別是下一代的福祉而犧牲。特朗普便率先以行動表明，他並不相信國際社會合作，因而退出《巴黎氣候協定》。
「全球化」聽起來已經陳腔濫調，但的而且確愈來愈多問題必須在國際層面方能有效應對，氣候變化可謂其表表者。正如歷史學家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在《21世紀的21堂課》中指出，本世紀人類面對三個跨國界的挑戰，即核戰、氣候變化及科技的顛覆。而人類正經歷的氣候變化之所以難解決，與民族主義或單邊主義不無關係：若以一國利益優先，便難以與其他國家攜手付出。「對氣候變化的懷疑，通常來自國族右翼，這並非湊巧……因為沒有國家能自行解決全球暖化的問題，民族主義政客便傾向相信此問題根本不存在。」
上文節錄自第181期《香港01》周報（2019年9月23日）《氣候變化——當代典型的政治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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