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理非對話．一】五大訴求　真的缺一不可？

為平息修訂《逃犯條例》引起的軒然大波，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上周三（9月4日）提出包括撤回草案在內的「四大行動」，藉此為與社會各界對話提供基礎。然而，「對話」說來容易，實則困難重重。不少反修例者質疑特區政府的「溝通」旨在「分化、拖延」；而在「無大台」的現實下，不同光譜呼喊的「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是否仍存在程度不一的歧異？就此，《香港01》邀請兩位秉承不同原則的「和理非」進行對談——堅拒暴力的黃梓謙與堅拒「割席」的Kay，看似「殊途」卻又「同歸」的兩人， 對反修例浪潮從「抗爭」邁向「對話」有何異同看法？他們在「對話」中又激盪出什麼火花？

「如果你問我，我覺得我是『和理非』，但不單純只是『和理非』，我希望通過這過程看到更多東西。」對談一開始，兒童事務委員會及平等機會委員會委員黃梓謙便開宗明義表明，不希望自己被歸類為支持政府或示威者的任何一方，而是站在解決問題的角度，希望政府與示威者都能藉由反修例爭議所引發的危機有所反思——香港人究竟為何如此不滿？大家想要的究竟是什麼？

「反修例者都在喊五大訴求，但從我的角度看，『一個都不給』或『必須五個全給』都不是主流聲音，從0到5之間還有很多因素，又或者0到5的框架以外還有其他選項，這可能才是社會大多數。到底什麼是社會共識？這勢必要透過理性對話才能找出答案，而不是每天抗爭、勇武、群眾鬥群眾。」黃梓謙強調，當下的抗爭行動明顯不只針對《逃犯條例》本身，而是升級到另外一個課題；他還發現，每個反修例市民對各個訴求都有不同的優先次序，因此，若要釐清大家的想法，首先便要停止過激的抗爭方式，與極端激進示威者作出區隔。

但所謂「叫停過激抗爭」或是「與激進示威者做出區隔」，在不少反修例者看來，無疑是要求「和理非」與「勇武」割席。對於從來沒有參與任何勇武或衝擊行動的「和理非」Kay而言，她不認為自己有任何資格指導別人，什麼才是最好的抗爭方式。不過，Kay也不願意被簡單標籤，並以「欖球」比喻香港社會，認為支持兩極的人佔少數，「不能用一條線說你是支持政府或者支持示威者。我不需要把自己放在勇武或和理非的群體裡面，因為每個人對每件事都有自己的看法。」

「我只是普通市民，我憑什麼覺得自己比別人厲害，所以別人必須聽我的？這也是所有政府或有權的人要問自己的，為什麼我想的會比別人好？每個人有自己的道德底線，我（行動）的底線是不能造成任何人身傷害，但別人可能不是，我為什麼能拿自己的標準去judge人家？」以「612衝擊立法會」為例，Kay說當時很多「和理非」都難以理解衝擊行為，但過了一段時間後他們開始反思——如果沒有前線的衝擊，條例很大機會已被掌握票數優勢的建制派強行通過。雖然她隱隱認為不應以成敗作為支持與否的因素，但這不禁使她質疑自己，是否不應堅持自己的手段才是最正確的？

Kay又引述一份據稱有「九萬名和理非參與的民間問卷」結果，表示有87%的和理非不願與勇武隔席，另有99%受訪者不滿意政府回應，她由此認為「和勇」不隔席的主因在於對政府的共同不滿。她說，執政者應該保持謙遜並自省，如果政府願意傾聽巿民聲音，今天就不至於有如此亂局。

「事情發展至今，不可能有任何一方沒有犯錯，但示威者間由於共同的目標，已凝聚成為命運共同體，若僅因手段及方法上的不同，就認為彼此不是一條船上的人，我沒辦法說服自己。」Kay如此說道。

「對你而言，這場抗爭的目標是什麼？」黃梓謙饒富興趣地問。

「目標就是社會與政府的施政需要有根本上的改變，譬如說我們要有更多的民選議員、政制上有根本的改變……」

「其實就是五大訴求中的雙普選對吧？你剛才說與示威者間的目標是一致的，妳是指五大訴求全部一致，還是其中的雙普選對妳來說是一致呢？」黃梓謙緊接着追問。

Kay回應說，應該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也有必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但正如黃梓謙所言，每個人的優先次序不同，就她個人而言，雙普選是她最在意的部份。

「所以如果真的坐下來問『和理非』，五大訴求是不是真的五個都必須要，最常聽到的回答就像妳說的『NO』，其實五個中哪些相對重要，哪些比較不重要，但如果我們每天都在高喊『五大訴求、缺一不可』，要怎樣才會知道哪些是大家比較着重的訴求呢？」黃梓謙說，民調顯示五大訴求中「撤回條例」跟「獨立調查委員會」支持度最高，但他自8月中開始舉辦的連場對話讓他發現，10個說支持獨立調查委員會的人，有10種成立的方案，因為每個人對於它的功能、組成、想要達到什麼效果，都有不同看法。

「所以目前的首要目標真的要『止亂』，如果我們每天都在打、在衝，大家如何對話？我們怎麼知道350萬，即以上過半數的香港人真正想要的是什麼？這350萬人沒人能代表他們，只能用很多方法去對話才有可能了解。」黃梓謙補充，若先停止動亂再展開對話，有機會讓外國媒體能看到，在歷經三個月後，香港人仍有能力以對話的方法來解決問題，這有助提高香港的國際地位和認同。

對此，Kay則認為對話的前提是彼此之間能夠互信，但在目前的社會氛圍下，政府與市民之間早已產生極大裂痕，她質疑，在裂痕尚未修補之前，雙方又能如何開展對話？請繼續閱讀：【和理非對話．二】缺乏互信基礎 港府需先取信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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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79期《香港01》周報（2019年9月9日）《從抗爭走向對話　香港人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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