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黃即藍？ 建制青年：與淺黃的差別只在「家國情懷」
上文提及，民建聯的社區幹事劉鎮海提出，在目前社會極具撕裂的艱鉅時刻，中央若願意先退一步開啟行政長官普選，將能有效和緩中港之間的矛盾，但他亦承認儘管有機會與中央官員交流，但其意見顯然不會得到重視。影響不了中央，劉鎮海認為可以先從與身邊的人溝通做起。他提到，有不少同屬建制派的青年開始反思，政府在修例的處理上是否做錯了？就連淺黃陣營的友人，大部份也願意理性與他交流想法，開放雙普選的想法便是與淺黃的友人討論而來。
黃藍是政見 黑白是良知？劉鎮海分析，他與淺黃朋友之間的差異在於「家國情懷」，淺黃友人將重心放在香港，思考的都是如何讓香港變得更好，他則希望香港成為典範，在香港好的同時也能讓中國一起變好。在面對抗爭者的態度上雙方也有些許不同，他認為不論是哪方所施行的暴力行為，都應該予以譴責，但淺黃友人雖然不認同勇武，依然會秉持不割席的做法。「他們不會因為我是建制派就覺得我是敵人，聊完後你會發現，其實雙方差異真的沒有那麼大，我也不滿意政府的作法。而且我們有一個共同基礎就是很愛香港，如何在『一國兩制』的規則下把這個遊戲玩好，就是可以討論的議題。」「愛香港」這個詞固然動聽，卻涵蓋了各自的解讀方式，不論建制或泛民、和平或勇武，沒有人會承認自己不「愛香港」，在示威者看來，破壞建制派辦事處可能也是一種「愛香港」的表現。當「愛香港」的方式出現分歧、或者以愛為名彼此撕裂之時，他又將如何面對？
「所以真的不要再分泛民跟建制，宣傳海報上寫說『黃藍是政見、黑白是良知』，但某些人眼中還是覺得黃絲就是白、就是正確，藍絲就是黑，不然為何要來破壞我們的服務處？他們最終還是以黃藍做為區分、不是黑白。」此外，劉鎮海亦反覆強調應認清香港是中國一部份的現實，在一國底線下做出對香港負責的行為，不把香港置於危險的境地才是真正愛香港的行徑。「其實我很尊敬、也很感恩那些走出來遊行的人，雖然他們可能是民主派，但他們比某些建制派更愛香港，沒有收錢、自動自發走出來的都是愛香港的人，不論你是撐警、撐政府還是反修例。」他認為，「和理非」是一個很好的用詞，它代表了香港人「愛香港」的最佳典範。他相信，只要「和理非」在香港還佔多數，香港社會仍會做出最理性的選擇。
確實，若從香港社會運動的發展歷程看來，不論是2003年反對《基本法》23條立法，還是後來的反高鐵、反國教，香港人向來都以和平遊行集會的方式，向政府表現其溫和卻又堅定的意志，直到2014年的雨傘運動過後，才出現勇武派與和理非之間的分歧。而本次《逃犯條例》修訂，經過幾次遊行民意卻始終未獲正視，「是你教會我們和平遊行沒用」的聲音在反修例民眾間愈響愈烈，「勇武」與「和理非」互不割席的信念益發堅定。根據《明報》於8月16日公布的第三輪民調，受訪者同意「參與抗議活動要一定堅持和理非」的比率，從6月的82.9%下滑到71.6%。堅持和理非 不信勇武有助抗爭對民調呈現的變化，民建聯會務顧問葉國謙曾表示「覺得奇怪」、「難以解讀」。可以確定的是，政府面對民意的方式，似乎已讓部份市民不再對「和理非」如此堅持，甚或認為唯有「和理非」及「勇武」並存，才能使抗爭保持動能與成效。但劉鎮海對此看法不以為然，他認為不割席的作法至多能鞏固示威者的團結，卻無法爭取更多市民認同，最終會毀掉整場運動。
他提到，很多沒有政治立場的人看事情很簡單，不管是警察還是示威者，只要施用暴力就難以接受，而這些「和理非」可能是中年人，他們不會在網絡上說話、在主流平台沒有發言權。有些淺黃則是不認同勇武，但覺得自己人微言輕，不足以改變大家的想法，還有被同伴批判的可能，這些聲音都不會被聽見。劉鎮海批評，所謂「支持勇武的和理非」是一種很取巧投機的說法，「和理非就是和理非，什麼叫做『我是和理非但我不反對別人暴力』？那你還算不算和理非呢？」他認為這類說法無助於抗爭的進展，因為運動要成功不僅需要內部團結，還需要爭取最大民意支持，而他堅信勇武無法博得廣大市民的認同。佔中三子之一的陳健民在回憶傘運勇武派與和理非分裂時，曾感嘆地指出，國家體制之所以能夠改變，大多是倚靠民眾非常和平的抗爭，藉由自我犧牲的精神感召最大的民意，使當權者被迫改革。這個說法或許與劉鎮海有些相近，他更強調，勇武與「和理非」合作才能促使抗爭成功是錯誤的理解。
「很多人說和理非沒有用、成不了大事，我們現在勇武了，到目前為止爭取到什麼？一個訴求也沒達成、政府什麼都沒讓步，你真的勇武了也爭取不到東西啊，到時候政府被迫進行打壓就什麼都沒了。但和理非可以玩很久，因為你沒有犯法，如果每周都申請不反對通知書，這樣堅持下去一定能感動更多人，政府也無話可說。」奉爭取市民的最大認同為圭臬，他同樣認為示威者在採取罷工、堵塞交通、阻礙地鐵運行等不合作運動時，必須思考對運動的成效與後果。「不合作運動會影響很多人，尤其是沒有特別立場的市民，可能會因為那些行徑對運動感到反感，你會說可能有很多人因此支持關注，但不合作運動只是一種表態，表達你對這個運動的決心，而不是終極的爭取手法，所以做了一兩次有新聞報道就夠了，認同的人自然會加入，不需要繼續影響其他人，用逼迫的方式反而會使中間市民反感，所以我一直說和理非才是香港人最好的抗爭方式。」「其實從整個運動開始，《逃犯條例》都沒有急迫的需要，有很多人提出其他方法把犯人引渡去台灣，如果是為了抓逃稅的商人，或是防範外國勢力的滲透，也有其他更完善的方法，香港到底為什麼要為了這個條例搞成這樣？真的好傻、好不值得。」劉鎮海自覺仍是個小人物，無法對目前的僵局造成任何影響，他無奈地表示，香港缺乏一位有魄力的政治人才指引群眾正確的方向，就算有也礙於選舉的考量而默不作聲，才間接導致局勢愈發惡化。
從表面看，劉鎮海對勇武與不合作的運動想法，仍有別於社交網絡上的主流聲音，相對「保守」。但若深究他對《逃犯條例》修訂的態度、對政府回應的看法、甚至倡議中央釋權予香港的角度看來，似乎與普通的「和理非」亦無太大分別，但當附上「建制派」標籤後，他所說的言論可能又被賦予不同的意義與觀感。平情而論，在經過近三個月的抗爭衝突後，要示威者與警方、港府、甚至黃藍之間能即時和解包容，顯然不切實際，能做到不相互指摘為「曱甴」、「暴徒」、「廢青」、「黑警」，在社會大撕裂的當下已彌足珍貴。但如何在面對不同聲音時，不反射性的標籤藍黃、敵我，將其視為居心不良，或許是崇尚言論自由的香港人在相互攻訐之前，需要先靜下心來思考的課題。
上文節錄自第177期《香港01》周報（2019年8月26日）《建制90後如何看修例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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