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普選意義 建制90後如何看修例風波？
從6月以來反修訂《逃犯條例》風波不斷延燒，示威者彼此間奉行着「無大台」、「不割席」的原則，僅靠Telegram等通訊軟件自行組織、號召，進行各式集會與游擊式抗爭。面對這種新的運動型態，民主派雖然淪為「敲邊鼓」的尷尬角色，但至少還能被視為「戰友」，相較之下，建制派在整起事件中進退失據，早被示威者視為「沒事撐腰、出事割席」的幫兇。當建制派在一連串事件中不斷被定性為與民眾對立的負面形象時，建制派內的青年們如何看待自身處境？在「建制派」的標籤之外，他們與遊行中躁動炙熱的同齡人有何不同？
示威者對建制派政治人物的不滿，從「血債票償」這個激烈口號可見一斑—在口耳相傳的呼籲下，今年的登記選民人數足足較去年多出30萬人，達到411萬的歷史新高，示威者摩拳擦掌準備讓建制派在11月的區議會選舉遭受重擊。在連場示威活動中，更有少數人士前往各個建制派區議員辦事處塗污破壞，北區區議會主席、民建聯區議員蘇西智位於上水的辦公室，上周二（8月20日）便遭殃。「當晚大約9點15分吧，有幾個年輕人聚集在我們門口拿黑色噴漆塗鴉，寫了很多東西，例如『光復香港』，還有一些粗口，然後把一個垃圾桶放倒在門口，這些倒也還好，比較麻煩的是我們的CCTV整台被拆掉了，這是公帑購買的嘛，可能要跟區議會說明一下不見的原因。」26歲的民建聯社區幹事劉鎮海是蘇西智的「徒弟」，平常便在這個辦事處服務當區居民。在記者前往採訪的當天，辦事處已大致清洗乾淨，但仍能看到牆壁上難以抹去的污漬，劉鎮海一邊拿着事發當晚的照片，一邊指着天花板上斷掉的電纜線，平靜地解說。
辦事處遭破壞風波中的尷尬處境「他們原本是號召群眾到上水來『吃糖水』嘛，原本以為他們會去上水警署打游擊，不知道為什麼突然來我們這裏，應該是因為離火車站比較近吧，可能路過查了一下，發現有個民建聯的辦事處，就過來發洩一下。」看着辦公的地方被破壞，劉鎮海雖略顯無奈，但仍開玩笑地說至少外牆貼有他跟蘇西智頭像的海報沒被撕掉或塗鴉，還算是「有限度的暴力」，而且當天新民黨辦事處也被示威者砸雞蛋，相信不是專程衝着他們而來。對於辦公室被攻擊的原因，他想了想表示，可能因為蘇西智是區議會主席卻未對修例爭議發表示威者認為正面的言論，加上18個區議會的主席曾聯署譴責示威者的暴力行為，才引發部份人士的不滿，但具體原因為何，實在難以考究。「因為我們是民建聯吧。」他苦笑着說出一個最單純卻最有可能的答案。
儘管如此，劉鎮海仍強調，在看到辦事處被破壞的當下並不生氣也不痛恨示威者，只是感到有些失望，認為他們採取了錯誤的方式，也搞錯了反對的對象。「我明白他們有自己的怒氣，因為政府並未積極回應訴求，你看牆外噴的塗鴉都寫着『五大訴求』、『光復香港』，特別是上水這邊有很多水貨客影響民生嘛，可能都是他們怒氣的來源，覺得政府沒有正視這些問題。但這不是正當的表達方式，況且你想要的應該是政府的回應，我們代表不了政府啊。」劉鎮海表示，不論是泛民或是建制，都有責任監督政府、傳達民怨，但不同政黨的做事方法不同，難以要求建制派用同樣方式向政府施壓。
11月選舉在即 藍黃各有盤算回首6月9日反修例風波大爆發，數十萬計市民以理性和平的方式遊行過後，政府仍在當天一意孤行宣布6月12日照常二讀。民建聯於次日便發出聲明稿稱「明白且支持政府有修例之必要」，即使政府眾怒難犯下在6月中「暫緩」修例，該黨立法會議員蔣麗芸仍在6月底表示可考慮加強宣傳後「重推逃犯條例」。直至事態一發不可收拾，民建聯多位議員才紛紛轉軚批評特首林鄭月娥罔顧民意。然而「割席」顯然為時已晚，抗爭民眾不只不買帳，反而強化了民建聯無腰骨的定性。
對此，劉鎮海承認，為了滿足政治光譜深淺不一的市民，確實會有上述情況發生。「建制派很多時候會站在比較偏向政府的立場，有人說民建聯你在政府推條例的時候也支持、不推條例也支持，到底是怎樣？只能說在建制派中也分成深藍跟淺藍，譬如何君堯跟蔣麗芸，他們就代表香港深藍的聲音。但也有一些人像我這樣，比較淺藍，就覺得當前的要務不是搞對抗，應該是想辦法成為社會溝通的橋樑。」劉鎮海不諱言批評，現在每個政黨都只想着11月的區議會選舉，民主派試圖藉由警民矛盾獲利，建制派為了鞏固票源，同樣在做很多選舉操作，撐警遊行就是明顯例子。「選舉要贏一定要把民眾情緒挑起來，民主派靠着民怨得利，建制派同樣在想要怎麼爭取選票，然後就搞了個撐警集會，如果撇開選舉的考量根本不需要辦這種集會，這反而是在陷害警察。毛澤東說過嘛，『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反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你大聲跳出來說支持香港警察，那反對派肯定更用力反對警察，所以要支持也不是這樣搞。」他強調，支持警察有很多方式，包括見到警察時請他喝杯飲料、跟他說聲「辛苦了」。大張旗鼓集會，除了向支持者「表態」，讓他們有個發洩管道之外，剩下的只有更加激化社會的對立。
6月30日立法會議員何君堯第一次發起「630撐警察，保法治，護安寧」集會，民建聯多數政治人物礙於主題敏感，不敢貿然「大力撐警」。直至沙田新城市廣場清場時衝突程度驟升，民建聯才在7月20日「守護香港」集會中全力動員，主席李慧琼、大老曾鈺成等人紛紛現身致詞。究其原因，或許正如劉鎮海所說，在風向未定時建制派大多仍不願輕舉妄動，但當情況險峻到引起支持者不滿，基於選舉考量也只能以此種方式鞏固票源。不可否認的是，在修訂《逃犯條例》風波中，從原本力挺政府修例，到後來林鄭宣布條例「壽終正寢」，卻又不願正視「撤回」訴求的過程，建制派確實從失能走向尷尬。面對目前仍屬進行式的衝突，建制派似乎尚未尋得合適位置。
風波下重思普選意義「我常follow（實政圓桌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的臉書，我覺得他們的建議比較實際，譬如五大訴求可能無法全部答應，但有些可以考慮，除了提出建議之外，應該要求政府明確告訴大家，究竟哪些可行、哪些是不可行的？而不是總給些曖昧不明的說法。我個人認為，要解決香港目前的問題，這時候提普選行政長官會是個好方法。」今年1月首次採訪劉鎮海時，他尚對所謂「真普選」抱有些許疑慮，認為追求健全的民主制度之前，香港社會還有許多矛盾必須先解開，有很多前設工作要先做好，不應盲目「為了追求民主而民主」，否則社會可能更加撕裂，反而無法解決香港的深層次問題。是什麼原因讓他在短短半年有此轉變？
「2014年佔中時雖然社會很對立，但之後的社會氣氛沒有那麼惡劣，還可以一步步能藉由區議會、立法會的選舉，表面上去化解這些矛盾。現在的政治形勢不同了，香港人覺得他們的聲音沒有反映給中央知道，而最有效讓中央知道的方法就是普選行政長官。」在劉鎮海看來，現在最大的問題是香港人與中央的矛盾已達彼此互不信任的情況，若中央肯走出重要的一步，很多問題都能迎刃而解。他比喻道，先前香港的社會是生了病，但病情並不緊急，還可以用中藥慢慢調理，但現在的香港變成急診患者，只能用西醫的方式動手術解決，港府或中央必須盡快開出方案，不能什麼也不做。他認為普選行政長官這劑藥方可以令香港人知道，中央相信香港人不會搗亂，也能有效避免日後的中港矛盾。「五大訴求有些都是很短暫的要求，就算答應也解決不了根本問題，政府下次再推出一個極具爭議的政策時，所有事情就會重演一遍。但如果行政長官是普選而來，他一定要思考怎麼跟香港人交代，在事前就會做很多諮詢跟公關工作，跟市民的溝通也會比較好，所以我覺得這是唯一解決香港問題的方法，現在也是最好的時機。」
何謂最好時機？劉鎮海解釋，只要中央肯踏出開放普選這一步，相信社會迴響會很迅速，公眾會暫且放下修訂《逃犯條例》引發的民憤，集中討論行政長官普選如何運作；同時也能讓比較中間的香港人感受到中央的善意，知道中央在這艱巨時刻，依然信任港人能做出明智判斷，有助緩解港人對中央的反感之外，還能堵住中央介入香港事務的不滿。基於上述種種原因，劉鎮海不斷強調，這事一定要由中央率先提出。他指出，示威者若願意先緩下來自然是好事，但權力掌握在中央，沒道理要沒有權力的人先讓步。況且現在民情激憤、雙方又缺乏互信，示威者不會相信停止行動過後，中央或港府能給出滿意的答卷，要拖到示威者自行退讓，只會錯過最佳的和解時機。不可忽略的是，在連串抗爭過程中，已有太多悲劇與畫面烙印在抗爭者心底，姑且不論雙方對事實認知的差距，肯定的是示威者對政府及中央的憤怒、不諒解，恐怕不是林鄭月娥一句「對話找出路」的溫情喊話、或是中央釋出善意便能輕易消弭。在此情緒下推動行政長官普選，難道不怕出現如同台灣現時的選舉處境，陷入「抗中」與「親中」的惡性循環？
對此，他樂觀表示，民意愈炙熱投票率自然也愈高，愈容易選出真正的政治人才。他補充，由於行政長官終究是中央任命的官員，在最後任命階段仍由中央把關，相信香港人大多數應該會保持理性，不會投給主張港獨或抗中的人，而是會支持稍微偏向建制的候選人。「其實這也要看你怎麼界定建制，你說曾俊華是建制派還是民主派？我真的說不清。但這個人一定是可以跟中央溝通，同時也明白民主派在想什麼、知道社會發生了什麼事，不會像林鄭月娥這般離地。」劉鎮海也相信，參與示威遊行的民眾未必都對中央反感，只要中央採取較為寬鬆的作法，多數不會反對香港是中國一部份的事實。他舉出2008年北京奧運、以及四川地震籌款為例，當時香港人同樣為中國獲得最多面金牌歡呼吶喊、為四川災民慷慨解囊，而非視內地如寇讎。
「愛國當然很好，但沒愛國也沒錯，不是每一個人都要愛國，不要叛國就好了。況且香港的情況不似台灣，我們地理上靠近大陸，也不可能會有軍隊，在中央最後一道把關下，應該不會演變成像台灣那麼激烈的抗中情勢。」他表示，香港對中央而言一直都是一個示範，香港人應該正視「一國兩制」的基礎，當中央釋出權利後香港人要把握機會善用。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卻很骨感，香港現在面臨的不僅僅是政治權利或機制上的缺陷，社會流動停滯、利益分配不均、高房價、醫療安老等結構性問題，同樣累積港人深層的怨氣。先不說普選最後由中央「任命把關」這點民眾是否接受，就算真的以普選產生的特首，又能否有效解決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可能也得打上問號。對此，劉鎮海坦言，種種民生問題上讓港人所產生的經濟焦慮，確實不是普選特首就能解決，但他認為當務之急，應該是處理中港之間的矛盾，不再陷入政治紛擾，社會才能恢復平靜繼續向前。當然，這一切都建立在中央願意釋出善意，向香港提出更進一步的普選方案。是否有這個可能？劉鎮海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從剛才滔滔不絕的論述陷入沉默。「唉……沒可能，我也很灰心，中央大概沒可能做到這一步。我也是建制派一員，很想把這些想法帶給中央知道，讓中央在傳統建制派裏也能聽到一些新的想法，但其實連要影響建制派都辦不到。」他透露，雖然曾有機會與中央或政府高層溝通交流，但他深感中央官員對香港的情況並不了解，甚至頗為離地，他所提的意見應該也不會被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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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77期《香港01》周報（2019年8月26日）《建制90後如何看修例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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