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禁內地電影報名 金馬獎成兩岸政治磨心？
對華語電影世界而言，今年並非一個好年頭。一直與中國電影發展並行的意識形態爭拗，可能比今年各部製作更引人圍觀。踏入下半年，兩岸三地政治形勢變化的影響，無可避免蔓延至電影圈，隨即引發一連串電影業相關的政治事件。
去年，台灣金馬獎發生疑似台獨宣言後，當大家還在納悶今年將如何處理之時，中國政府在7月末就拋出最震撼的炸彈：不僅叫停大陸居民往台灣的自由行，直接和電影有關的是——不准內地電影報名參加金馬獎，並將中國（內地）的金雞百花獎安排和金馬獎同一天舉行，若想出席的人（特別是香港團隊），兩獎只能選一個。
泛政治化已對華語電影業產生重大衝擊，中國本土電影市場上半年表現疲乏，前五個月的累計觀影人次近七億，比去年同期減少一億。暑假檔期幾部大片撤檔，下半年只得十一國慶長假追數，預計今年全年總票房停留於去年約610億元（人民幣，下同）的水平。
經多年強勢衝刺後，中國電影票房增長勢頭終於放緩。不僅是生意，雪上加霜的是行業整頓令投資者不前，最大麻煩是連創作空間也愈來愈窄。搞電影變相需懂巧妙地弄政治過審查，一舉一動變得敏感。這是自十年前開始出現所謂「十億俱樂部」（即單片票房過十億元）的樂觀說法，熱錢大量流向影視圈，大家興致勃勃說要投電影的風潮之後，中國電影市場所面臨的最嚴峻考驗。
用句套路的話，中國電影市道，前幾年是「市場一片大好」，熒幕數量大幅上升，特別體現在三、四線城市的觀影率不斷上漲，說明成功開拓全國的大市場（過往仍有大小城市票房明顯落差），潛力本來無可限量。這反映在每年增長的全年總票房數字，特別是2010年突破100億元後，短短四年間再翻三倍，再到2018年達到610億元。2019卻並不樂觀，半年結同比跌了2.7%，只達311億元。8月初才超過400億元，估計今年最終票房不會大超去年的610億元水平。
創意與生意俱江河日下
今年中國電影市場的生意、創意都在下降。原本大家都以為這只是去年稅務事件的短期後遺症，可到這個夏天，隨多部大眾期待的新作公映叫停，加上打壓金馬獎事件令行業吹冷風，要恢復之前的勢頭或只是恢復元氣，也許並不容易。
這裏似乎存在着一個關於中國特色娛樂市場的悖論：觀眾追求的是輕鬆娛樂消費，但過多的管控、過少的選擇，真的可以建立一個健全的影視消費市場嗎？是的，民族世俗熱情洋溢，是一個市場，《戰狼2》、《紅海行動》或《流浪地球》等激情滿載的主旋律愛國大片當然能乘勢大賺，但光憑民族激情來支撐票房，看來並不持久。
《流浪地球》本來沒那麼強烈的民族主義激情，但剛好遇上一直吹捧的「中國科幻站起來」的集結號後，沒想過單單是看一部製作只屬一般的科幻片，都能被理解為愛國消費。可是，最近上映的中國原創科幻戰鬥片《上海堡壘》的全盤崩潰、票房插水，即反映出這種「中國人都拍得出好東西」的盲目激情難以轉化為消費力，那不是娛樂市場的消費選擇之道。
但擺在眼前的是，中國的特殊國情容許同樣特殊的干預式市場之道。無論如何，種種對電影市場的干預，以稅制之名，以內容管核之名，屢次發生，並且延伸範圍極廣，從製作、投資、獎項到演員，無一倖免。
首先是去年稅務、合約或限娛令問題直接引致的項目停滯，已令不少製作叫停。據影視基地橫店所見——這是一個華東區最大型的攝製場地，有各種古裝街或民初街，最矚目是一比一的紫禁城實景，同時也會對遊客開放，形成一種影視主題公園的經營性質——往日一天多組戲在同時攝製，臨時演員天天開工的盛況早就不再。近年常傳出各種版本的限娛令，尤其是對古裝劇或穿越劇的限制，直接打擊以古裝拍攝為主的經濟圈（劇組、器材、餐飲等）。以往早上等召集開工的臨時演員（就像《新喜劇之王》那種），因為沒工開都被迫回鄉或另謀發展。
製作的停滯原因有多方面，當中一個是劇本愈來愈難通過審核，或者說，更不確定了。許多都要重新因應新標準來作出調整，但那真正就是新標準嗎？又說不清。有電影創作人形容，具體情況就如，原本已通過審核的劇本，投資方會有禁忌意識，若是古裝題材，會考慮是否太天馬行空太穿越？是否扭曲歷史？甚至是否有暴露的造型。時裝劇的當代故事，則要考慮到是否會惹來社會爭議，會否太過負面黑暗或暴力？
就是在這總體氣氛收緊的背景下，最新的變相杯葛金馬獎事件，便有了一個更大的論說動機。它表面上和當前台灣政局有直接關係（因應當前兩岸緊張形勢及明年大選的說法），是希望通過對中國及香港電影公司或藝人的施壓，達到管控內部、同時打壓外部之效。但本質上，它更是一次爭奪華語電影話語權的嘗試。
長久以來，中國內地最重要的電影獎項是合併後的金雞百花獎，但參加的自由度、評審標準和作品代表性，最後總結為認可度上，金雞百花獎都差金馬獎太遠了。自從中國電影作品水準冒升，兩岸過着文化交流的蜜月期，台灣金馬獎一直被認為是最具代表性的全球華語片重要獎項，因為它相對平衡，包容了兩岸三地優秀作品。
香港電影金像獎則被認為過於重視港產片及冷待兩岸作品。令情況更加尷尬的是，金馬獎期間甚至能放映不少連內地也上不了的中國（內地）出品，例如去年得金馬獎最佳劇情片的《大象席地而坐》和獲多項提名的《風中有朵雨做的雲》（後來以刪節版在內地公映），頗具諷刺。全球最全面的高質華語片獎項平台，得到台灣去找，這不是內地樂見的情況。
近期事態發展則顯示，金馬獎成為兩岸政治氣候的磨心，除了要打壓台灣，防止有似去年的得獎「宣言」外，今年選在同一天，還定點在廈門，隔海叫陣，顯然是有迫使香港創作人、藝人和電影公司歸邊的意圖。事實確是這樣，一個欠缺大陸和香港作品的華語世界電影獎並不完整（去年入選片目來自內地的佔一半），光靠台灣片支撐的金馬獎將大為失色。而日後誰又能擔起華語電影世界最具權威頒獎禮的重任？
另一方面，從產業角度來說，這些干預已非單純的創作自由或意識形態問題，而是陷投資者於商業危機的問題。這意味着，審查尺度及最終能否上映的不確定性，變相影響着投資決定，不可知的政治因素（常以技術問題之名出現），令排好要公映的電影無法如期上映，直接影響投資回報，試問正常投資者還怎能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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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76期《香港01》周報（2019年8月19日）《從暑期撤檔潮到抵制金馬獎 內地電影市場面臨最嚴峻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