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深層次改革、和解與特赦 三管齊下化解衝突
這個夏天的香港，人人燥熱難安。自6月以來，隨着社會衝突持續升級，人際、群體之間的歧見和撕裂日趨嚴峻，政府威信盡失，社會極端情緒急劇膨脹，警察成為出氣袋。如今恐怕無人否認，撕裂背後是長期積累的民怨的徹底爆發，政府自身也終於意識到香港社會存在着深層次矛盾。大破後謀求大立，《香港01》一直致力拆解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結構矛盾，希望與社會上下一起謀求共識，大膽對症下藥，推動改革，消除社會不公，使香港真正轉型為人人安居樂業、可以持續發展的繁華都會。我們相信，政府和社會各界若能化危為機，看清問題的表徵及其底下的深層次結構矛盾，推動全面而徹底改革，香港方有望重煥生機。就此，《香港01》倡議政府審時度勢，成立「衝突檢討委員會」、「深層次改革委員會」及「特赦與和解委員會」，平息民怨、停止耗損，讓社會聚焦於改革，助香港重生。
成立三個委員會的建議，既可以讓政府向社會展示決心，並非閉門造車地解決危機後的餘波；另一方面，此等建議以三大原則為基礎，包括同時（一）正視近因及遠因，兩者均處理；（二）恪守法治原則，在香港法律體制的框架之內，及（三）做法要情理兼備，以促進社會和解、走出仇恨為目標。
即時成立：衝突檢討委員會
這場風波有其深層次的遠因，諸如經濟、政制問題等，但之所以愈燒愈烈，沒有降溫的趨勢，亦在訴示威者和警察之間的衝突不息，滋長仇恨。持續逾兩個月的耗損和撕裂，亦令社會整體一同賠上代價，故此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乃當務之急。
然而，「獨立調查委員會」並不能狹義地理解，例如只針對警察執法的問題。要真正解決問題，調查委員會必須是廣義的，要針對近因、遠因等對症下藥。在近因方面，政府應該依照《調查委員會條例》，成立一個「衝突檢討委員會」，檢討範圍包括風波直接成因，當中涉及政府處理修例的種種誤判及促使衝突持續惡化的種種問題，也要詳查多場警民衝突的成因及雙方責任。委員會可由法官或退休法官主持，甚至多於一位，如2007年教院事件由兩名委員負責，增加其公信力。
必須強調的是，根據條例第12(2)條，這個法定委員會的證據不會用作檢控之用，證人不會因此負上法律責任。故此，調查雖然無可避免碰及警察執法問題，還有示威者的違法行為，但這不是一個「秋後算帳」或「清算」的工作，絕非針對個別警員或示威者，而是還原衝突真相，並提出改革警隊的建議。
當社會衝突持續不息時，成立「衝突檢討委員會」可以正面回應民怨，為重建政府與社會、警民互信創造基礎。這亦是當下社會上對紓解亂局的最大公約數。委員會約莫可在半年至九個月完成調查，並向特首提交報告。在這期間，警方雖然可以繼續搜證及拘捕涉嫌違法的示威者，但律政司可以先暫緩檢控。
暫緩檢控，並非貿然撤銷檢控，而是社會眾目可睽，連場衝突中示威者和警察雙方都有責任，當局若以公眾利益為大前提，暫緩檢控工作，可讓社會情緒即時降溫。待委員會完成檢討報告後，可以公眾利益和司法正義為考慮因素，建議律政司應該恢復檢控程序，抑或有其他安排可考慮。律政司屆時可以更全面、法理情兼備地作出決定。
雖然部份人會認為，違了法就必須依法處置，但其實根據《刑事程序條例》第15（1）條，律政司「為了社會公正」，「並非一定需要檢控任何被控人」。律政司的《檢控守則》亦列明，檢控與否的決定須考慮公眾利益。始終在法理上，律政司是代表社會整體的檢控，顧及社會利益及公義，乃法理情兼備之做法。
同步展開：深層次改革委員會
當政府宣布成立「衝突檢討委員會」，甚至律政司暫緩相關檢控工作後，可讓佔社會主體的「和理非」看見當局誠意，緩和社會氣氛。這時候，政府便可宣布成立「深層次改革委員會」，着手推動及落實各項根治深層次結構問題的改革，正如「六七暴動」後政府全面及徹底地檢討管治問題和社會結構矛盾那樣。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即使能夠一時間平息街頭怒火，長遠而言幫助不大。這次修例引發的風波暴露出多個問題，「深層次改革委員會」不只要關注表象，更要找出深層次的問題根源。香港社會百病叢生，病因其實早已眾所周知，解決土地及房屋問題更是社會最大共識，曾經的「土地大辯論」構建了一部份改革基礎，應該在此之上繼續深化。當局可採納早前已提出、切實可行的中短期方案，包括全面收回粉嶺高球場與收回新界閒置農地。10月的年度《施政報告》將會是一個適合的契機作為起步點，政府若能提出遏抑病情的急方，讓各界看見這個政府仍有魄力及管治意志，對重建社會信心將有很大幫助。
具體而言，「深層次改革委員會」的檢討範圍將會涵蓋經濟、政治、社會治理等多方面。歸根究柢，社會民怨積聚的根本是由於政府奉行所謂的自由放任經濟模式，造成社會分配不公、貧富懸殊與產業結構失衝的種種經濟結構頑疾。特別是房屋問題若能得到解決，可以先為「安居樂業」紮穩根基。政府亟須樹立全面領導社會前行的戰略思維，「深層次改革委員會」作用正在於為此凝聚更廣大共識、制訂藍圖並促成政府果斷落實。
在管治方面，這次修例突顯出行政會議未能掌握民情，政府以立法會「數夠票」的思維施政；在政制方面，民意對政制改革的需要殷切，政府必須更具創意地審視政制的下一步。凡此種種，涉及的範疇及議題多而複雜，所以這個負責解開社會深層次結構矛盾的委員會，須由不同界別人士組成，包括政治和經濟學者、社會賢達，甚至前高官、資深議員等。考慮其調查範圍及規模，預料「深層次改革委員會」需要一年時間方能完成報告，並為政府提出各項改革措施，全方位根治「香港病」。一年後，現屆政府尚有兩年任期，不是沒有時間逐步落實委員會的建議。這場回歸以來，甚至可能是四十多年來最徹底的一場改革能否成功，視乎政府能否擺脫以往諮詢只為門面功夫的弊習，真正大刀闊斧。
最後一步：特赦與和解委員會
這次因修例風波觸發的衝突，大批示威者被捕及被起訴，不少市民對此感到沮喪。然而，若律政司在持平考慮各項因素後認同要檢控示威者，那便是應做之事。法治精神的其中一個元素，不就是沒有人能超然於法律之上嗎？違法者須為其行為承擔責任。不過，示威者的犯罪背景不一，參與程度不一，罪責應可差別對待，參與嚴重暴力的人恐怕難逃法律制裁，其餘人則可本着「大和解」原則網開一面。
事實上，罪與罰向來是兩個概念。犯事者要在法庭上公平公正地接受裁決，那是罪成與否的事；但即或罪成，他們應該受何種刑罰，卻有不少求情因素需要考慮。《基本法》第48（12）條規定，特首可以赦免或減輕刑事罪犯的刑罰。故此，在完成司法程序後，特首可以社會復和為大原則赦免刑罰，消弭示威者特別是年輕一代的復仇情緒。此舉能夠有說服力地向社會展示，「大和解」不是空洞的政治口號，政府有心與社會特別是年輕人修補關係。
目前香港已有法定成立的長期監禁刑罰覆核委員會，就應否寬免判刑十年或以上人士的刑罰向提交特首建議。可見特首運用特赦權力時，可有制度地參考專家建議。特首可參考此委員會，成立由法官、法律學者、心理學者、社會賢達等組成的「特赦與和解委員會」，檢視在修例風波中違法罪成人士的背景、動機和刑罰，以及對自己的犯罪有否愧疚，並向特首建議是否赦免或減輕刑罰。
這個夏天香港爆發了一場觸目驚心的示威浪潮，絕非無因。其中一個中期因素，便是2014年的佔中運動及2016年的旺角騷亂處理不當，政府除了檢控滋事者、以為能起阻嚇作用外，沒有正視社會深層次問題，民怨累積以致2019年之果。從暴動被告中大部份乃19至24歲可見，年輕一代對政府的怨氣非常大。即使雷厲執法及檢控能夠平息一時民怨，卻葬送了與年輕一代的關係，終究會造成社會危機。唯有視社會團結與和解為終極目標，消弭復仇情緒，才能重新孕育香港社會的共同精神，在這一仗後繼續走下去。
上文刊載於第176期《香港01》周報（2019年8月19日）《三管齊下化解衝突 推動深層改革 和解與特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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