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華為架構和組織文化 看中國決策持續性與執行力
站在中美摩擦漩渦中心的華為董事長任正非，不止一次被問及「華為為何能夠撐得住美國打擊」，他每每以一架在二戰中被打得渾身彈孔但仍堅持飛行的伊爾-2飛機自比。這樣的比喻除了直接反映華為強大的生命力之外，任正非隱藏的另一個意思是，支撐這架飛機「照樣能飛」的是其堅固的「組織架構」。實際上，華為如同中共決策機制的縮影，華為的架構和組織文化中，藏着中國多年來成功發展的密碼。撰文：王雅
於一家公司而言，優良的組織設計是企業厚積薄發的基礎。作為一家非國有、100%由員工持有的企業，任正非不是大股東，但確是絕對的核心。任正非與華為其他輪席董事長們的關係以及決策過程，如同中共的民主集中制，集體決策、共商共議，最後由任正非一錘定音。華為研發新品也好，對外擴張也罷，都是企業發展策略，其結果則是員工的共用利益，這就顛覆了傳統公司的股權結構設置。華為通過構建出這樣一種治理制度，使其成為「公有公司」。
從一家企業回溯大政治——中共十九屆三中全會確定的「全面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在今年7月5日達成階段性成果。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常委集體出席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總結會議，構成強烈的象徵符號，為本輪中共大規模機構改革劃上休止符。
決策機制效益高於西方
據中國官方口徑，本次改革最大重點在「完善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的制度」。黨政從分開到分工，完成1978年以來中國黨政關係的一次全面重構。今日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當初提出深化黨政機構改革重做沙盤推演，可以發現，這次機構改革又一次集中體現了習近平的政治理念，沒有此次機構改革，習近平其他政治藍圖便無從談起。
為什麼習近平將「現代化體系」改革的第一刀落在機構組織上？原因在於中國決策機制效益總體上高於西方，這得益於中國特別的機構設置和組織文化。這也是中國模式或者說中國經驗中具有核心競爭力的部份。
今天，整個西方政界和學界有一個現象，就是愈來愈多政客和學者開始認同中國模式，尤其是其中的產業政策，但對於「中共模式」或者說中共在建立「中國模式」中的作用，因為意識形態偏見和「政治正確」的道德壓力，往往選擇視而不見。他們普遍認為中國的崛起不容否認，因為這是一個落後國家的「後發優勢」，再加上集權國家在產業政策制定上更容易「集中力量辦大事」，例如二戰前的德國或蘇聯在發展初期都會狂飆突進。但在發展的可持續性上，集權國家往往不如所謂的民主國家，狂飆突進之後，隨之而來的就是經濟停滯。這種思想是長期以來「中國崩潰論」的理念基礎之一。
中國模式與中共模式既有聯繫，又有不同。簡單地說，沒有中共的領導，也就無所謂今天的中國模式。中國模式成功的原因在於其決策力、持續性和執行力上遠勝西方，具體來說，一是決策機制具有民主性，同時具有決斷性；二是政策制定具有長期性，謀定後動；三是整個組織具有執行力。
為何說中共高層無論在制定宏觀還微觀決策時，其機制兼具民主性和決斷性？
事實上，中共的決策機制包括廣泛的協商民主和「新型的民主集中制」。之所以說具有「民主性」，是因為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單是「黨」體系自上而下就有政治局常委會、政治局會議、中共中央委員會等機構或制度，任何一項決策絕非外界臆測的那樣「獨裁」，而是事前通過充分的民主商議，一層層討論研究才下達。在「黨」的系統做決策的同時，國務院的政府體系、人大、政協也通過各種渠道吸納意見，層層匯集，其中爭論、意見分歧很大的問題會被重點圈出，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共中央組織部等部門甚至會專門進行說明。這個過程不像西方國家那樣有媒體的高度曝光，但是「看不到」不意味着「沒有」。
在一定範圍內的民主性後，中共更大的優勢在於其決斷性。中共的習慣是，每推出一項重要政策，都會先經過充分的民主討論，然後形成意見稿，自下而上傳達，再由政治局常委會綜合各方意見作出最終決定。這個時候，就需要有一個「集權的中央」作出宏觀判斷，而過程中難免會有人的利益受損，這也是西方和東方價值判斷中最大差別之一，西方認為應該讓每一個個體的利益最大化，中國人從來相信個體在集體之中。
當然，中國政治體系中這種「決斷性」的優勢在過去幾年中受到嚴重的挑戰，比如「九龍治水」、「政令不出中南海」。這也是習近平推動機構改革的真意，因為如果不能保持這些組織優勢、制度優勢，面臨世界格局之變時，中國將難以輕舟而過。
政策具有長期連續性
其次，中共的組織文化、機構文化能保證其政策的「長期性」、「連續性」。這也是西方政客認為中國能夠取得成功的一大原因。
一個國家、尤其是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其發展絕對是有規劃勝過沒有規劃，有長期規劃勝過短期規劃。在西方政治制度中，政策往往由一個小圈子決定，然後與各種利益集團討價還價，最後形成一個非常繁瑣、很難執行的文件，但結果換一個總統以後往往就會被全部推翻。這種做法在中國共產黨的決策體制下是不可思議的。
中國任何一項國策，如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等，都具有長期連續性。諸如毛澤東時代的政治政策、鄧小平時代的經濟政策，到習近平上任後的「新南巡」宣誓、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昭示的「二次改革」、中共十九大報告中對於「市場地位」的重視與升級，都能看到「旗幟鮮明」的連貫性。這種連續性既能夠讓民眾安心，也可以讓來華的外資企業感到踏實。這更是1978年之後中國對於外資吸引力不斷上升的根本原因。
所以，無論如何解讀，沒有人會認為此次機構改革會動搖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這種信任就源於中國政策的持續性。
最後，中共的各級組織都具有強大的「執行力」，然而機構的臃腫和人員的無為，已經構成今天中國實現「現代化」、應對「百年變局」的最大挑戰，此次「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也緣起於此。
居安思危與火中取栗
在政治學的剖析中，任何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都離不開政治家的基本理念，機構改革也是如此。無論是此次機構改革還是之前的軍隊改革，都具體呈現習近平這位中國第五代領導人的執政理念。
毛澤東與習近平這兩位中共領導者，在某種精神氣質上有着相同的特點和傳承。具體來說，就是「居安思危」和「火中取栗」。
「兩彈一星」（對核彈、導彈和人造衛星的簡稱）讓中國的軍事和航天實力直接走進了世界第一梯隊，實現了中華民族的「獨立自主」，為中國近七十年裏沒有出現大的戰爭和動亂奠定了基礎。對比兩彈一星，如今的中國黨政機構雖未 「病入膏肓」，但機構臃腫和人員無為逐步成為中國應對「百年變局」的最大挑戰。這個時候，習近平開始「居安思危」，正如他之前所說的「功成不必在我」，今天的機構改革甚至全面改革，是為下一個百年鋪墊。
在毛與習的腦海中，與「居安思危」共同存在的還有一個「火中取栗」的觀念，這也是習近平與江澤民、胡錦濤兩任中國領導人相比最具獨特性的特質。毛澤東時代的代表性事件是「朝鮮戰爭」，當時中國剛剛經歷過對日戰爭和內戰，若要挑戰世界「一霸」美國，顯然是拿雞蛋撞擊石頭。但是，毛澤東仍頂住巨大的壓力向美國開戰，對中國來說，朝鮮戰爭最大的成果不是拯救了朝鮮，而是保障了中國國防數十年的安全。
於習近平而言，2012年後對周永康、令計劃、郭伯雄、徐才厚一系列「諸侯大員」轟轟烈烈的的反腐風暴，同樣是形勢險峻的「火中取栗」，稍有不慎就會被「蛇」反咬。
最後，中共的組織與制度有沒有問題？當然有，甚至很多，這是毋須諱言的，這也是這麼多年來習近平一直在抓黨建的原因。在他的認知中，黨建並不是要鞏固統治地位，而是中國能夠常年可持續發展的磐石。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第五個現代化」，就已經說明這就是根，而中國真正的底子是其制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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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72期《香港01》周報（2019年7月22日）《從華為看中國決策持續性與執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