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灣區．社福】香港督導看內地限制︰NGO難做到獨立自主

在香港人眼中，社工會幫助弱勢，填補政策的不足之處，紓解家庭、學校和社會等方面的問題。近年來，香港愈來愈多社會問題「爆煲」，中小學生精神壓力大以致輕生、獨居及雙老長者失去社區支援、照顧者心力交瘁了結生命、虐兒問題無人發現令弱小生命逝去……不少香港社工忙於撲火，社會對社工的需求亦愈來愈大。內地的發展步伐雖與香港不同，但隨着社會經濟發展，社會問題日趨複雜，同樣需要專業的社工和弱勢同行，為他們尋找出路。然而過去十年，內地的社會工作縱使在政策支持下發展迅速，至今仍面對不少掣肘，有些社工的價值觀和理念也未必能好好發揮。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社會工作，和我們認知的社會工作有何差異？此文章為《粵港社工十年交流記》系列報道文章之四

黃國基自2010年起到深圳擔任社工機構的督導及顧問，至今仍會北上參與，只是地點轉了去廣州及珠海。北上督導前，他在香港已有二十多年的社工工作經驗，現時已退休的他，仍熱心於內地社會工作發展。這十多年來，他見過很多內地社會工作與別不同之處，坦言有些事情縱然早已見慣不怪，能否接受卻是另一回事。

內地社工站　需參與黨建工作

他說以前負責的社會工作範疇是社區發展、青少年和就業，但在內地沒有專門跟進某些領域。事實上，社工的工作並不只是跟進個案及協助案主從出了岔的路上走回正途，這部份只屬補救性輔導或治療工作，他們的工作還包括籌組小組及團體活動、社區工作、外展服務、政策分析等，並可按服務群體的需要倡議政策。

黃國基表示，內地近年也有發展不同項目，服務性質跟香港的社工服務相近，只是有些項目香港的社工不會做，有些理念也難以在香港實踐。

去年，廣州市人民政府辦公廳發出《廣州市社工服務站（家庭綜合服務中心）管理辦法》（下稱管理辦法），提及社工站營運時「應當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密切聯繫群眾，確保社會工作發展的正確政治方向」。黃國基說：「今年開始社工站跟從『黨建引領』，意思是社工站由黨員去引導和建設。在香港我們是不會這樣的，不會說有個政府的政策要我們去推銷。」

他提到，每個社工站具體怎樣做黨建工作並沒有特定準則，比如有時候要做黨的宣傳工作，例如組織黨員做義工，這些工作會否影響社工站的服務很難說得準，在政府眼中，這樣做能更有效運用黨員的能力和動員力，讓社工站發揮功能，但顯然和我們認知的社工工作不同。

《廣州市社工服務站（家庭綜合服務中心）管理辦法》指出社工站的服務包括補救性、支持性、預防性、發展性的專業服務：（一）補救性服務：針對陷入嚴重困境老年人、殘疾人、青少年、城市流動人口、農村留守人員、特殊困難人群、受災群眾等重點服務對象，以幫助服務對象改善境況或緩解危機為目標，提供心理輔導、矯治幫教、犯罪預防、就業援助、社會救助、危機干預、權益維護等補救性服務。（二）支持性服務：針對陷入輕微困境的個體、家庭、群體等服務對象，以增強其應對所處困境的能力，提供社會援助、情緒支持、資源連接、認知拓展、能力提升、壓力釋放等援助性和支持性服務。（三）預防性服務：針對一般個體、家庭和群體等服務對象，以預防服務對象面臨的各種潛在風險和困難為目標，為服務對象提供社會支援、社會參與、社會融入、興趣發展、文娛康樂、教育培訓、人際拓展等事前預防性服務。（四）發展性服務：針對社區發展中存在的公共服務需求和問題，積極協助政府部門開展國家法律政策宣傳、公益倡導、公民教育等，提升社區居民的法治意識、公民意識、參與公共事務能力等。倡導社區環境保護等公益服務，培育義工、慈善、互助等社區公益服務組織和骨幹，提高社區管理服務參與度，促進社區公共服務治理；整合社區資源，構建社區支持網絡，促進社區和諧健康發展，滿足社區居民的多元化發展需求。

社會工作和政治未必互相牴觸，黃國基坦言，只要不涉及這些範疇便可以繼續做，比如殘疾人士服務。他又以拆遷來比較內地與香港的分別，在香港，社工可以介入事件，向居民講解什麼是集體參與、發聲，但在內地，由於關係到維穩工作，社工可能要用另一套方法處理。

參與督導工作多年，他認為現時內地的社會工作環境仍不太理想。「在概念上、文件上、資源上也看到政府是重視的，但內地整個政治架構和制度，很難讓社工有一個較大的空間或是自主工作的環境。」

他說，非政府組織（NGO）在香港是較為獨立自主的機構，政府會提供服務框架，各個範疇的社福機構要達到某些服務要求，但政府不會干涉太多，每間機構可以有自己的特色，也可以自行成立創新的項目計劃，相對較自主。

需依附政府　NGO難獨立自主

「在內地，NGO很難獨立，有個用語叫『掛靠』，就是所有NGO都要『依附』政府部門（如民政、團委），變相是有部門會看着你，限制較大。」內地現時由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負責區內社工站的規劃佈局、項目設置及區級財政預算申報、政府採購、業務指導、日常監管、經費監管等工作。社工站有時要做一些配合政府的工作，例如會有信訪社工、黨群社工等，較難做到獨立自主。

財政來源亦令內地社工站難以做到獨立營運。香港社福機構的開支雖然大部份來自政府的資助，一般來說佔約50至80%，但機構本身有其他收入來源，如項目收費等，故不會百分百聽從政府的意見，即使政府方面有指引，也會抱持自己對服務的想法。

而在內地，社工機構或社工站均需透過投標方式來獲得政府的合約，所有服務開支由政府提供，社工工資、項目活動費用、行政工作費用等亦包括在內，服務不能收費，在這制度下，社工機構和社工站均難以在財政獨立下營運，亦無法發展出不需政府資助的服務。

再者，有些社工普遍認同的價值在內地未受重視，或是難以推行。黃國基表示，社工須優先維護服務對象，對他們予以尊重，以他們的利益為重。說到在內地做社工，黃國基一再強調並不是想說這是內地人的問題，也不是想說內地政府的不是，只是在現況之下的確限制了如何落實社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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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67期《香港01》周報（2019年6月17日）《粵港社工十年交流記》專題報道中的《香港督導看內地社工　理念實踐VS制度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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