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條例】台灣記者觀察抗爭：我見到什麼樣的香港人
「這給你。」上周三（6月12日）凌晨零時10分，剛踏出金鐘站A出口的階梯，還在左顧右盼確認着前往添馬公園的方向，卻先被前方的呼喊聲吸引了目光，有幾名白衣人士正在天橋旁向路人派小卡。在好奇心驅使下，我忍不住過去觀望。或許是看到我探頭探腦的模樣，一名剛拿完小卡的女士主動將她那疊分了一半給我，卡片上寫滿了各方救援電話與資訊，顯然是提供給示威者，在遭警方逮捕時，能撥打上面的資訊求助。有鑑於我太過蹩腳的粵語，我將小卡收入口袋後僅微笑向她說了句「謝謝」，便準備繼續找路，未料她追問了一句：「台灣人？」我略顯訝異的點了點頭，她回以微笑後未多詢問，僅留了句「小心」便與同伴離去。在香港的半年多來第一次從一聲謝謝就被辨別出是台灣人，不免感到些許驚喜。
從金鐘港鐵站到添馬公園的路上，不時見到許多警察在一邊戒備，但並未遇到盤查。抵達添馬公園時已接近零時30分，由於龍和道旁及添美道上亦有示威者聚集，公園內的人潮不到爆滿的程度，但從前往男廁小解也需排上五分鐘左右的隊伍，便能得知現場有不少人。公園內除了有人拿着麥克風站在高台上不時向民眾喊話激勵士氣外，偶有車輛在經過龍和道時會按響幾聲喇叭向民眾示意。或許是夜色已深，群眾雖會響起幾聲此起彼落的歡呼與掌聲，但整體情緒並不高亢。
儘管大部份時間都處於相對平和的狀態，但仍能感受民眾的情緒其實相當緊繃，Telegram的聯絡群組內不時傳出警察可能清場的消息，甚至在聽聞警察準備包圍公園時引起了一場小騷動，草地上一群人迅即起身準備離開，一時間「不要走啊」、「留下來啊」的勸慰聲不斷，大家都站起身來想了解現時的情況，直到確認是虛驚一場後，才又鬆了一口氣。
凌晨3時過後，很多人在草地鋪上了塑膠袋就地休息，還沒入睡的或者劃着手機、或者呆呆看着天空等待天亮。我與友人散步前往添美道，或許是整晚沒有突發的事故與衝突，警方也變得相對放鬆，許多圍守立法會的警察將手肘靠在鐵馬上休息，有的還相互交談說笑。友人便聽到有警察對同袍說：「我們這樣算實施宵禁嗎？」。
受盤查下的柔順
正當我心想，在這樣的氣氛下，今晚應該不會有警民衝突發生時，便恰巧在添美道撞見一幕插曲。一隊警察將公廁旁的物資站包圍，盤查物品及人員。警方的態度在我看來確實相當強勢，除了先將物資站團團圍繞外，負責盤問的警員雙手插腰、大聲吆喝，不耐煩地要求站內人員提供身份證明。
在台灣的抗爭活動中，這種情況並不常見，以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為例，現場的抗爭群眾也在立法院四周設立各種攤位及物資站，但只要未做出過激行徑，警方基本上不會主動盤查搜索。台灣民眾面對警方無來由的搜查，且又態度不佳時，大多會據理力爭一番，因此即便真有查證的必要，在這種大型抗爭的緊繃氛圍下，警察的態度通常也都較為和緩，以免造成雙方不必要的誤會。
而在添美道現場，雖然有人出面與警方溝通協調，但被盤查的人不僅沒有言語的頂撞，臉上甚至未流露任何憤怒、不解的情緒，僅是將雙手交錯置於腹前，十分配合的接受盤查。
上周日（6月9日）大遊行當天，有許多台灣網友在網絡論壇PTT上幫香港人加油打氣，但也有些人戲稱香港的遊行是「嘉年華會」、「出來散步」，認為其抗爭方式總是太過溫和有禮，對政府施加不了太多壓力，才導致抗爭訴求無法達成。數十萬人卻井然有序的遊行隊伍、自發的秩序規管、垃圾清潔、和平的靜坐，以及眼前默默接受警察盤查的作風，似乎坐實了香港人愛好和平、不習慣衝突的性格。然而，幾小時過後，我才明白這樣的理解或許過於片面與無知。
漫長的一夜過後，前往立法會周邊的民眾愈聚愈多，Telegram的群組也開始號召民眾前往添華道進行抗爭，但許多不知情的民眾仍不斷往添馬公園及添美道聚集，隨行友人擔心添華道支援的人力不足，焦急的在金鐘車站與添美道之間穿梭，試圖指引示威者正確的行進方向，而我們也在東奔西跑之際走散在人群中。
落單後我選擇跟着人群在添華道與夏慤道之間徘徊，示威者與警方一度在添華道對峙，但警方僅是排成一列人牆而未有其他動作。直到早上八點，在一聲聲吆喝下，群眾開始衝向夏慤道，並將一排排的鐵馬、路牌等障礙物接力送進馬路中央，試圖癱瘓夏慤道的交通，三十分鐘後夏慤道的單線交通被障礙物徹底阻斷，民眾也將鐵馬搬至警方面前阻隔，原先和緩的氣氛在大批示威者與警方形成壁壘分明的局面、並徹底佔領夏慤道後趨向緊張。
或許是情勢已經漸趨緊繃，示威者之間也出現了不同的情緒及反應。不論是在與警方對峙，需要示威者往前聚集增加壓力時；或是示威者為了搶在車輛經過前阻斷夏慤道，一邊搬着鐵馬、一邊向身旁的民眾吶喊着「幫手！幫手啊！」時；或是路障設置完畢，但夏慤道的人潮仍較為零散，一名男子不斷拿着擴音器大聲向民眾呼籲「大家到馬路上來」的時候，都看到有人群毫不猶豫地向前，也有很大一群人始終原地觀望，一名男子甚至向在人行道上猶疑的民眾怒吼：「你們是來這邊打卡的嗎」？
帶着恐懼的勇氣
他們害怕嗎？我想是的，從他們的眼神中你能感受到猶豫與恐懼。但他們不應該感到害怕嗎？應該要的。台灣太陽花學運攻佔行政院時，警方以警棍盾牌、鎮暴水柱、拖抬四肢等方式鎮壓，就已造成許多民眾頭破血流，而許多香港人仍對2014年警方施放大量催淚彈驅散示威者並威脅開槍的激烈場景心有餘悸。
數小時後，警方在以警棍及胡椒噴霧驅逐示威者的同時，還發射了150發催淚彈、20枚布袋彈與數發橡膠子彈。示威者心裏也許早就清楚，當日的衝突可能會很激烈。當日上午，警方因為部署而移動，被民眾誤以為要清場，一群人驚慌失措地朝天橋方向奔逃。戴着記者證的我也不自覺地跟着移動了腳步，一股逃跑的念頭與打從心裏的恐懼油然而生。
我無意比較台港兩地的警察哪邊更為凶狠、民眾更為勇武，畢竟暴力流血的衝突不論在何處都沒有人想看見。但我仍不禁疑問，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讓香港人一邊擔心會有「慘烈」結果，一邊穿上雨衣，戴上口罩、眼罩，踏上街頭？
權力傲慢下的反撲
如果說「安分守己、搵食為先」是外界對香港人的印象，那修訂《逃犯條例》可能的確碰觸到了香港人的敏感神經。他們擔心修例後，原有的法治、人身自由等固有權利被破壞。姑且不論這個危機是否真會實現，但人們總是不願讓那1%的機率有可能發生。
其實在6月9日當天，儘管依民陣估計有破百萬民眾參與遊行，但從遊行時間結束後許多人陸續散去便能得知，當時民眾的情緒還是比較穩定的，訴諸的目標也相對明確，反對港府強行推動《逃犯條例》修訂。示威者未必天真到認為遊行過後，港府便會從善如流撤回修例，況且各界對於修例的必要性、條例內容的瑕疵、修正方向等都尚有不同意見。但當天晚上遊行民眾還未散盡，港府便強勢宣布要在上周三（13日）照舊在立法會二讀《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這無異於向遊行民眾傳遞一個令人心寒的訊息：「不管有多少人上街，都影響不了政府的決定分毫。」
我相信，此刻的香港市民確實從原本對條例的憂慮，轉變為對港府的憤怒。儘管台灣在政治體制下也有許多為求利益而罔顧民意的案例發生，但難以想像，若有號稱近七分之一的人口上街抗議時，哪個執政黨能不為之膽顫。可是，香港其中一場歷來最大規模遊行所傳遞出去的民意，對港府而言卻不如商界人士的意見，以及在立法會內「數夠票」。反對方在憤怒之餘或許不禁自問，究竟要做到什麼程度，政府才會聽到我的聲音？
面對這個難解的疑問，示威者在6月12日告訴港府他們的解答，一個傷痕累累、劃破紙皮的答卷。
儘管特首林鄭月娥已於上周六（6月15日）下午宣布暫緩修例，但我們內心深處都明白，不論是通過、暫緩或是撤回，整起事件早已沒有任何一方是贏家。不僅僅是中港矛盾及市民與政府間關係的惡化，社會上將出現更多兩極的分化與對立，民眾視警察如寇讎、贊成修例者視示威者為暴民、示威者視贊成方為賣港。從種種的教訓中都能得知，不論在哪個地方，當衝突造就了鮮血後，裂痕只會一道道被劃開且難以癒合，並如鯁在喉地刺痛着所有人。
常會聽到香港的朋友以羨慕的口脗說道：「好羨慕台灣，至少可以投票選出自己想要的人。」確實，在每兩年就有一次選舉的情況下，民眾就算對政府有所不滿，抱持着「下次選舉懲罰你」心態下，確實不易與政府產生太大衝突，政府在選票壓力下也總是有所顧忌。然而，當社會的矛盾並未徹底解決的時候，每一次的投票，都變成了民眾宣洩情緒的出口，政治人物每逢選舉所要考量的，不是如何消彌那些矛盾，而是想盡辦法將甫剛結痂的傷口扒開，用煽情的語言販賣着不實的夢想、散布着「亡國」的恐懼。中華民國滅亡論在大大小小的選舉中都被提及，每次的選舉都被定調成「台灣人民的最後一戰」，矛盾與對立有多深，政治人物能獲取的政治利益便有多大。
不論如何喧鬧，人們對民主生活的追求與嚮往毋庸置疑、也無從改變，但「人民作主」的理念理應成為化解矛盾的珍貴利器，而非每每劃開社會一道道血痕傷口的利刃。
上文刊載於第167期《香港01》周報（2019年6月17日），原標題為《6月12日，我看到什麼樣的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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