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央經濟智囊林毅夫對話——我為何對中國經濟有信心？
說起林毅夫四十年前的驚人之舉，台灣媒體形容他「泅水叛逃大陸」，但用他自己的話來講，是「回到祖國懷抱」；談及林毅夫那連串光鮮亮麗的頭銜，內地媒體尊他為「中南海經濟智囊」、「最接近諾貝爾獎的中國經濟學家」，而他更傾向自稱是「第六代知識分子」、「以孫中山先生遺訓『振興中華』為己任」；講到林毅夫對未來中國經濟年增速潛力達8%的預測，外國媒體總說他「過度樂觀」、「為政府背書」，他則說自己是「客觀分析」、「一般都實現」。在充斥二元對立的香港，林毅夫的言行大概會被部份人視為「被收編」、「向錢看」，他們甚至相信「中國崩潰論」的說法，等着看林毅夫的「笑話」。然而，林毅夫並不以為然。他說，思想解放的人，不會預設立場，而是實事求是；他還說，新自由主義者們習慣把他們頂禮膜拜的理論框架套上中國現象，以「印證」中國改革的「失敗」，卻不曾拋開意識形態的桎梏，去了解中國發展的因時制宜、理論創建的推陳出新、和「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共同發展觀。
摸黑從台灣金門島跳入海中，奮力游了近三個小時、跨越2,000多米的距離，備受台灣總統蔣經國看重的「天下第一連」馬山連連長林正誼（原名林正義），登上了福建省廈門市的角嶼島。那是1979年5月16日，林正誼27歲；他被中國解放軍駐防士兵逮捕並拘留盤問了一段時間，確認不是間諜後，才獲准放行。不久，林正誼改名為林毅夫，因為他準備幹一番大事業，故以曾子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為名，表明心志。
什麼「大事業」？從林毅夫「登陸」初年寫給在日本讀醫的表哥李建興的「家書」，或可略知一二——「三年前，我拋妻別子離開家鄉，回到大陸，並不是出自一時的衝動，而是經過長久的思索和周密的計劃……從我選擇進入官校（陸軍軍官學校）以後，我的內心就一直存在着一個不解的矛盾，一方面，我是一個台灣人，因此，我希望為台灣的政治地位而奮鬥；一方面，我又覺得自己是一個中國人，因此，我也不斷憧憬着中國的強大。對於個人來說，只要我在蔣軍中堅持下去，飛黃騰達並非不可及之物。但內心這個衝突，卻永遠得不到解決。所以，回歸是我解決這個矛盾的唯一出路。」
四十年後的5月中旬的一個傍晚，67歲的林毅夫在北京大學朗潤園接受《香港01》專訪。
那原本是清朝皇家園林，與圓明園僅一街之隔，其中一任主人正是晚清主持洋務運動的愛新覺羅．奕訢；一座座紅牆灰瓦的中式平房，也曾是清朝議定改革中央管制以圖苟延殘喘的地方。上世紀九十年代中開始，這裏成為中國頂尖經濟學研究所在——1994年成立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籌資修繕與增建了朗潤園東所「致福軒」，作為中心的辦公室，到2008年升格為國家發展研究院。
創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六位「海歸」經濟學家，被冠以與時空交錯又充滿想像的「六君子」代號。百餘年前推動變法失敗的「戊戌六君子」下場悲壯，而今的「創院六君子」則在中國經濟各領風騷，其中易綱現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張維迎是提出雙軌制價格改革的第一人，而中心的創始主任林毅夫，現為國務院參事、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北大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院長，曾任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連任國家「十五」至「十三五」規劃的核心專家委員。
反攻大陸VS復興大陸
「什麼是大事？我認為就是中華民族的復興，而且我認為這是可以追求一輩子的目標，我也希望為這個目標做貢獻。」——如果你認為這是林毅夫為了附和內地官方的「民族復興主旋律」而講的場面話，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從小酷愛歷史的他，早就牢記國父孫中山的遺訓，立志「將振興中華之責任，置之於自身之肩上」。
不過，他那時以為台灣才是「民族復興的基地」，在台灣大學修讀農業工程一年級時，更因台灣被迫退出聯合國及保衛釣魚島運動，深切體會「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強烈感受「沒有強大的軍隊怎麼維護民族」，故投筆從戎轉到陸軍軍官學校，準備在「反攻大陸，消滅共匪，解救同胞」的疆場中報國效命。然而，隨着知識的增長，他開始反思，「如果共產黨像反共教育講得那樣（一無是處），怎麼能夠統治大陸？怎麼得到大陸人民的支持？」再後來，他「慢慢知道台灣只是偏安，不能使大陸整體復興」，認定復興的希望在大陸。
就這樣，這位原本備受蔣經國重視的「吹台青」（指蔣經國掌權後積極提拔的本土從政精英）——自1975年以第二名的成績在陸軍官校畢業後，又以軍職身份及國防公費進入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攻讀MBA，至1978年正式下部隊，出任只有最優秀的基層軍官才能擔當的馬山連連長——從軍期間，他不時用私藏的收音機收聽大陸電台節目，仔細揣摩對岸時局，最終放棄看似一片光明的升遷前景，選擇在退潮程度最大、同時因換崗安排而對上司影響最小的1979年5月16日，從金門島縱身躍入大海，游到一窮二白的中國大陸去。
「這個舉動是很特殊，但很特殊是因為民族的不幸啊！」匪夷所思的追夢路，在林毅夫看來並不足為怪，「我過來就是要成為中華民族復興的一分子」。他說，在他成長的那個年代，沒有什麼人會懷疑台灣人不是中國人，但讓他感到遺憾和心痛的，是竟要以那樣迂迴曲折的方式回到大陸，至今仍是台灣的通緝犯，即使雙親過世，也無法親赴靈前拜祭——1996年，林母病逝，林毅夫申請返台被拒；2002年，林父過世，台灣內政部原本同意林毅夫入境奔喪，但國防部指其一旦返台將面臨軍法審判，林毅夫最終放棄回台，並在朗潤園親設靈堂，透過網絡直播告別父親；當天台灣老家宜蘭大雨瓢潑，法師一句「可能是因為兒子沒有回來」，讓林毅夫踉蹌跪倒，當場痛哭：「屢尋返鄉之路，然山川阻隔，大浪滔天……長留阿爸、阿母無盡之憾。」
面對如此大的犧牲，林毅夫無悔「回國」的選擇，因為他始終堅信，「兩岸分離是歷史的悲劇，追求中國統一和富強是知識分子的責任」。心懷天下的堅毅，正好和辦公室外那副節選自《大唐三藏聖教序》的對聯「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相映。
這一代人或許很難理解林毅夫的家國情懷，好的他自豪，不好的他相信會改。「回國」之初，他獲安排到各地遊覽參觀，並在寫給表哥李建興的幾封書信中，盡情揮灑對改革開放的翹首以盼——「現在中國從上到下正在實事求是地檢討建國三十年的經驗，從中吸取教訓，以便為現代化的中國之建設而努力……我深深的相信，中華民族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而作為一個中國人，是值得驕傲，是可以抬頭挺胸昂立於世界之上的」；「國內目前正在審判四人幫……這次審判我覺得其意義遠超過給予王（洪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應得的懲罰。中國在歷史上一向強調人治而輕視法治，結果就使得政治的清濁和國家的興衰，維繫在官僚所屬普遍的道德覺悟上……這次審判表明了中國已認清這個歷史病根，而且以極大的決心和魄力來促使中國從人治向法治轉變」；「由於五千年的歷史包袱和三十年的封閉，祖國在科學，教育，經濟，社會建設上，仍然和先進國家有一段很長的差距。不過這正是我們這一代青年人貢獻智慧和發揮長才的大好園地！」
這些信若是寫在當下，大概會被港台媒體過度渲染，甚至扭曲成中共外宣，說他「投共」云云，但林毅夫從來就不是「忽然愛國」。那時，為了更深刻地認識內地、更好地為民族復興作貢獻，林毅夫提出修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以掌握內地思想意識形態體系。
不過，由於身份敏感，他無法如願入讀「政治經濟學最正宗的人大（中國人民大學）」，結果陰錯陽差到了北大。「有時候人生就是這樣，你沒辦法預判。」他說，「如果我沒到北大來，我就不會成為學者，就不會到美國去。我（以前）從來沒有想去美國，如果有想，我在台灣就去了，台灣到美國的機會很多。」
1980年，林毅夫為到北大講學的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 （Theodore William Schultz）擔當翻譯，事後對方寫信邀他到芝加哥大學深造，他亦因此成為改革開放後首個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至今更被視為最有機會問鼎諾貝爾獎的中國經濟學家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林毅夫在美求學之地，正是舉世知名的自由市場經濟學派的搖籃，偏偏他後來卻成了批判新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
學習新自由主義 VS 批判新自由主義
林毅夫的辦公室牆上，懸掛着一幅橫跨整道牆面的隸書長卷《曹全碑》（記頌東漢官員曹全的功德）。那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修復朗潤園時，偶然在天花板上發現的文物，林毅夫喜歡碑文所言關於「治國理政、推動國家發展，必須建立制度，必須按照規律來辦事」的內容，便把它留了下來。
回想當初負笈美國的「偶然」，就是為了學習掌握規律，更好地建立制度、推動國家發展。有趣的是，出身「芝加哥學派」的林毅夫，卻走出了一條與當代經濟學大師們有明顯分歧的經濟學路。「他是把市場經濟學帶到中國的人之一。」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曾經這樣形容林毅夫：「他是芝加哥訓練出來的經濟學者，但他不相信芝加哥經濟學，或者說至少不相信最天真的版本。」確實，有別於捍衛自由市場、反對凱恩斯式政府干預的「芝加哥學派」，林毅夫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強調「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結合。
林毅夫自言，新結構經濟學是繼二戰後側重於政府作用的結構主義、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側重於市場作用的新自由主義之後的「第三版發展經濟學」。他在2009年6月，即距今整整十年前，於世界銀行一個內部研討會上正式以此命名自己的研究。他解釋，這三版經濟學的最大區別在於，原有兩套理論都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同質化」，沒有區分兩者產業和技術的差別，於是，結構主義要求發展中國家去發展發達國家擁有而自己缺乏的產業；新自由主義則要求發展中國家照搬發達國家種種制度安排，當中最為人熟知的是在八十年代末提出「華盛頓共識」，作為其時深陷債務危機的拉美國家改革指南。
相比之下，新結構經濟學強調經濟發展要從發展中國家「有什麼（即要素稟賦）」和「能做好什麼（即比較優勢）」着手，政府要發揮「增長甄別」與「因勢利導」的角色，為在市場競爭中能做好的產業消除增長瓶頸，幫助企業把這些產業做大做強。
人們總喜歡借鑑海外經驗，以為學會了人家成功的方式，就可以此解決自身的問題。去「西天取經」的林毅夫，一開始其實也是這麼想的。「我從那些大師們身上學會了如何從現象出發而不是從理論出發，來觀察總結真實世界背後因果邏輯的方法。」不過，1988年回國後，林毅夫偶然地從中國政府整頓搶購風潮的手法得到啟發，決定拋棄西方主流理論，提煉自己的經濟研究。
當時中國通貨膨脹率達到18.5%，若以宏觀經濟理論來看，應該提高利率，藉增加投資成本和儲蓄意願來減少消費，順便淘汰無法支付高利率的較差投資項目；然而，中國政府並沒有照搬西方理論，而是用了看似不合理的行政手段，全國性地整頓投資項目，以壓抑總消費和總需求，從而避免陷入因提高利率而形成的怪圈——當表現較差的國企被淘汰，必然造成大量失業；若政府想保留當中涉及國防安全的國企，必須提供財政補貼，但屆時又將導致赤字增加、推升通脹。
時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的林毅夫，開始形成新結構經濟學的基本思路，並醞釀日後要在北大組建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以掌握具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轉型理論。
「面對我國發展轉型中的諸多現象，以『常無』的心態，想清楚現象背後誰是主要決策者、決策者所要達到的目標、可動員的資源、面臨的約束條件、可選擇的方案、達成目標的最優選擇，來分析總結現象背後的因果機制。」林毅夫在教學、演講、受訪時，經常用「本體與常無」來概括自己的方法論——經濟學的「本體」即「理性」，指「一個人在作決策的時候，在他所知的可能選擇方案中，總是會作出他所認為的最佳的選擇」；「常無」則是指在不同經濟條件或者環境下，「理性」這個「本體」會有不同的表現，不被現有理論所束縛；所以，在不同的情況下，要用不同的方法、視角、變量、模型等去觀察問題、認識問題、總結問題。
本地經濟學家雷鼎鳴曾撰文形容，林毅夫的「常無」與《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人生的規律是可認識的、可掌握的，但並不完全是我們所認識的樣子；道理是對的、是真的，但只在一定條件才真、才對）一脈相承。用林毅夫自己的話來說，他的思路也受益於馬克思主義，「尤其是歷史唯物主義所揭示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的道理」，以至於他後來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就是從一個經濟體每一時點的要素稟賦出發，來探討決定其生產力水平和生產方式的技術與產業的內生選擇，進而探討適應於產業和技術的軟硬基礎設施」。
懷疑論者大概會覺得這是「馬後砲」，然而，重讀林毅夫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寫給表哥李建興的信，處處可見他「初心」未改——「祖國正在為社會主義建設摸索一條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道路！弟希望能夠將過去所學，結合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的具體實踐，為祖國的建設奉獻一點綿薄之力。同時也為將來台灣統一後的社會主義改造，探索一條最有利於祖國和台灣1,700萬同胞的道路」；「現在我已能掌握歷史唯物主義和唯物辨證法等理論武器，並準備由此理論為前導，結合中國的實際狀況研究一些現實的經濟問題，希望我的研究不僅能給我個人帶來一個學位，同時，對祖國的建設也能夠有所助益」。
立足於「本體與常無」的方法論，林毅夫於1994年與經濟學家蔡昉及李周合著《中國的奇蹟：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建議中國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方式，推行「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的漸進雙規改革以完善市場經濟，並充分利用「後發優勢」以加速技術創新、產業升級；他們更大膽預測，到二十年後的2015年，按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計算，中國經濟規模將超過美國；而到三十五年後的2030年，按照市場匯率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也將超過美國。
事實上，在2014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公布《全球經濟展望》，當中按照購買力平價估算2014年度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達17.6萬億美元，超越美國的17.4萬億美元；至於2030年的預測，林毅夫說，「現在這個預測已經成為國際主要發展機構，像世界銀行、IMF的共識了。」
2014年，林毅夫在《中國的奇蹟》的增訂版裏解釋「為何我們的預測正確」：「最主要的原因在於面對中國轉型期出現的各種現象和問題時，我們沒有簡單地對號入座，拿現成的理論作為分析的框架和判斷的基礎，而是深入了解中國出現的現象背後的內在生成機制，由此形成自己的分析和理論框架。」
中國崩潰論 VS 中國發展論
《中國的奇蹟》面世時，是「六四事件」發生後，中國被西方國家制裁的風雨飄搖時期，外國甚至盛行「中國崩潰論」，「誰來養活中國」的焦慮亦滿天飛，根本沒有人會相信林毅夫等人的「天方夜譚」。
「當時，若按照新自由主義觀點的話，中國那種漸進改革是最糟糕的改革，但是，現在反過來看，我們這種漸進的轉型，好像是更有效的。」林毅夫解釋，在新自由主義思潮興起的上世紀八十年代，西方主流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落後，源於政府失靈，對市場干預太多，造成各種扭曲；因此，他們認定計劃經濟必須一次性轉型為市場經濟，並同時推行市場化、私有化、宏觀穩定化以推進改革（即「華盛頓共識」），否則，若採取中國那種漸進改革，基於政府價格低而市場價格高的落差，將會產生套利空間，繼而衍生腐敗、擴大收入差距。
事實上，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這種倒賣政府物資賺取差價的扭曲現象確實出現了，並延伸了一場「反官倒、反腐敗」的八九學運。不過，林毅夫指出，那些採取一次性轉型的前蘇聯、東歐及拉丁美洲國家，也出現了大量的腐敗和貧富懸殊問題，甚至比中國更嚴重；換言之，新自由主義的解釋，並沒有真正認識計劃經濟失效的現象，故未能對症下藥。
以國企低效為例，相較於西方主流的「產權理論」（主張私有化），林毅夫提出「政策性負擔」的解釋。他指出，國企身處資本密集的行業，但國家資本短缺，所以國企本身不符合比較優勢，按理說應該放棄發展；然而，不少國企與國防安全相關，基於戰略性和政策性的考慮，國家不可能將有關國企私有化，而是繼續給予保護補貼，導致國企沒有提高效率的積極性；若貿貿然將國企私有化，其在行業中仍不具比較優勢，還是要靠國家補貼，效率可能更低；所以，只能等國家累積資本，「那些產業就會由違反比較優勢變成符合比較優勢，那就沒有政策性負擔了」。
「南橘北枳」的成語故事大家耳熟能詳，但每逢「中國問題」，話音最大的卻總是相信西方主流解說的人，包括捍衛「新自由主義最後堡壘」的香港人。
「學理論是認識世界，但更重要的目的是改造世界，而且只有改造好世界的理論，才能是真正幫助我們認識世界的理論。因為世界現象可以有各種不同理論解釋，用不同的解釋去做，結果可能不一樣。」林毅夫笑言，「中國崩潰論」每隔幾年便被外界炒作的原因，一來在於「中國的改革過程並沒有按照新自由主義的想法去做，把原來計劃經濟存在的扭曲一次性消除掉」，只要中國經濟增長放慢，他們就說中國經濟要崩潰，二來是「他們沒有真正了解中國近年經濟增長放緩的原因，只拿了原來的理論框架來套中國的現象」。他又反問：「中國改革開放的方式，從主流的理論來看是錯的，但是，中國為什麼能夠取得連續三十八年的高增長率？」——自作出改革開放決策後，中國以年均增長9.4%的速率持續發展了四十年，中國如何實現如此長期的高增長？這的確是亟待解答的問題。
「我當了學者後發現，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是正統，但是社會上、經濟上有很多問題，若用馬克思原來的學說解釋不了，然後有大量的西方經濟學理論進來衝擊，有點像（歷史上）儒學受到佛學的衝擊。」林毅夫說，正是這種衝擊，他提出了「既以馬克思主義或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又吸收現代西方經濟學的一些精華，再結合中國的實踐經驗」的全新理論體系，而他這種敢於推陳出新的信念，則是源於自己非常敬佩的明代思想家王陽明，「因為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幾個學者能夠（像王陽明那樣）自己提出完整的又可繼續又可發揚的新的學術思想」，承孔孟、朱熹等構成一個完整的儒學體系。
林毅夫又言，他從台灣跑到大陸，正是受王陽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影響，「如果說你作為知識分子，對國家對社會有責任，就是知，但只有你做了，才能說是真正的認識了。知行合一是這樣子的」。他在「知行合一」的基礎上提出「知成一體」，並以十六個字概括——「因行得知」，任何現象都是行動的結果，因為行動獲得知識，「因」當然也可以是依靠的意思，依靠行動所產生的現象來了解這個現象；得到知的目的是什麼？「用知踐行」，用這個認識來指導你的實踐；實踐的目的是什麼？「唯成證知」，只有成功了才能證明你這個認識是正確的，萬一你按照這麼做沒有得到預期的結果，那代表你的認識還不到位，所以應該回到第一步來，根據你的行動增加的認識來提高你的認識，指導你的實踐；只有當你按照這麼做是成功的，「唯成證知」，才能「知成一體」。他形容，這是在王陽明的知行合一的基礎上，結合社會科學的特性，往前推進一步。
林毅夫經常算着這樣一筆賬：2008年中國人均GDP是美國的21%，也相當於1951年日本、1967年新加坡、1971年台灣、1977年韓國的水平，而這幾個亞洲經濟體正是靠「後發優勢」，實現連續二十年8%至9%年均GDP增長率，因此，中國也有潛力維持長時間的8%高速增長，儘管近年中國經濟增長明顯放緩，但他強調，仍有巨大發展潛力。
他不諱言，中國經濟增長下降原因頗有爭論，有人說人口老化，也有人說是國有企業比重太高，還有人說國民儲蓄太多，但他並不認同。他分析道， 2010年以後，新興經濟體的增長速度都下滑，而「上面講的這些問題它們都沒有，印度、巴西沒有人口老齡化，俄羅斯國企早就私有化了，巴西、印度本來就沒有多少國有企業，如果說儲蓄太高，它們的儲蓄都不高啊……東亞一些高收入的經濟體，韓國、台灣、新加坡、香港，2010年後也都下滑了，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們大……怎麼同一時間都下滑？這些因素它們都沒有啊。所以一定不是這些因素。」
「我認為這些有影響，但不是主要的影響，主要的影響是外部性的，是周期性的。」林毅夫解釋——首先，「是發達國家經濟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到現在還沒有真正完全復蘇」，當她們的經濟無法增長，就抑制消費，影響出口；其次，當時每個國家都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支持投資、支持消費，「但過了這麼多年，這些項目都執行完了，而世界經濟還沒有恢復，民營企業的投資積極性肯定受影響，如果政府沒有反周期措施，經濟投資增長率一定會慢」；第三，「增長率的來源是消費增長，中國的消費增長還好，因為就業比較好，家庭收入也在增長，所以我們才能維持6至7%的增長率」，就業較差的國家就下滑得更厲害。
有效市場 VS 有為政府
「從這麼來講的話，中國未來的發展情形怎麼樣？我想很難恢復2008年前的增長情況。」林毅夫坦言，由於發達國家一直未能進行結構性改革，未來經濟發展可能陷入長期停滯，故造成中國對外市場擴張的速度放緩，只能靠更多內需（投資和消費）維持增長。
「這裏面到底有多少機會？我覺得我們還有相當多的機會。」林毅夫以「投資」為例，指中國目前存在產能過剩，而過剩的都是中低端的產品如鋼筋、水泥、玻璃，「我們還進口兩萬多億（美元）的產品，那些都是我們不能生產的，所以我們可以產業升級，那有很多投資的空間」；除此，中國的基礎建設、環保及城鎮化等，都是很好的投資機會——「這是我們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最大的不同」，因為發達國家出現尖端產能過剩，不容易找到新的投資機會。另一方面，林毅夫認為，中國政府債務佔GDP比重低於60%，相對全世界而言比較低，而民間儲蓄則佔GDP 50%，「可以用政府的錢撬動民間的錢」；加上中國現存有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有利投資時購置進口的機器設備，「我相信我們完全有可能維持6點多的（年經濟）增長目標！」
談起「外部」影響，除了周期性因素與西方發達經濟體的結構性問題， 最近一年美國對中國發動的貿易戰，已演變為全方位打壓中國，而「文明衝突」、「政治衝突」所衍生的挑戰和困難，是中國產業升級時不能迴避的問題。
「我們可以這樣看。貿易永遠是雙贏的，有利於我們，也有利於美國。我想所有的經濟學家都不會同意（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分析，說美國在中美貿易戰中受害。中國賣到美國的產品，美國早就不生產了。」林毅夫批評，「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你看他發動貿易戰後所採取的行動，都是超過貿易的東西，比如一開始對500億美元的中國出口產品增加25%的關稅，但都是針對『中國製造2025』的產品，有些都還沒有開始生產，它就要增加關稅了。所以很明顯，美國是想扼制中國的發展。」
「肯定有影響，問題是，可不可以承受？」林毅夫的結論是，「有影響，但是可以承受，因為現在絕大多數產品並不是美國一家生產的，可以找到替代品，真正不能找到替代的東西大概很少。華為自己也講，你核心芯片不賣給我，我可以生產啊；你現在不用Google，它早就準備方案了。當然，會有影響，如果用Google，外國人用起來比較方便，如果用華為的系統，外國人也可以用，但是生態就不太一樣了。」
他又指出，「從2008年以後，貿易對我們經濟增長一般沒有超過一個百分點」，而美國只佔當中的20%，「所以我講不可能沒有影響，估計在0.5個百分點不到吧。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們增長6點多，你減少0.5個百分點，我們還是全世界增長貢獻最大的國家。」
「別人說我樂觀，我不認同。我認為我是客觀，看到這麼多機會，看到政府抓住這些機會。把機會尋出來的話，經濟增長就會比較快。如果我只是樂觀，按道理說是不會實現的，但你看，我一般預測的都能實現，那代表它是客觀分析的。」林毅夫露出他那標誌性的從容不迫的笑容。說着說着，歸根結柢，其實又回到他提倡的「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去。
主張「有為政府」積極推動「產業政策」的林毅夫，曾於2016年與張維迎舉行一場內地經濟學界的「世紀之辯」，辯論的主題正是產業政策。作為自由市場信奉者，張維迎認為干預市場運作的產業政策難以為繼，林毅夫則一如既往地強調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經濟體應把握「後發優勢」，實現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林毅夫早前受訪時解釋，他與張維迎的分歧，主要在於對方所秉持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一是新自由主義經常把目標當手段，忽視了問題存在的原因，只看到轉型中國家政府對市場的各種干預和扭曲，以為取消這些扭曲，經濟就會更好地發展。其次，新自由主義只重視市場的作用，而忽視了政府的作用，經濟轉型要取得成功，市場和政府兩者都不能偏廢，這也就是為何我提出『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原因。」
湊巧的是，「有為政府」和「產業政策」也是近年香港政府及歷任行政長官不時掛在嘴邊的關鍵詞，從曾蔭權的「積極不干預」，到梁振英自言的「適度有為」，再到林鄭月娥自詡的「積極有為」，他們都口口聲聲承諾會積極推動香港的經濟結構轉型，惟進度未如人意。
「香港政府不作為，對產業升級完全放任，所以你只看到死掉的產業，看不到新的產業。」林毅夫強調，「最自由經濟體也有市場失靈的地方，有市場失靈，就必須有政府來克服，這樣市場才會有效。我提出新結構經濟學的時候，對『市場』和『政府』的定位是這樣的：市場有效以政府有為為前提，政府有為以市場有效為依歸。」他又為香港的產業政策建言，指政府既需要了解市場所需、幫助企業排憂解難，更需要主動投資「戰略性」產業，「它的研發周期特別長，人力資本和金融資本的投入都很重要。」；參照新加坡政府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做法，當時主要以石油化工及電子製造業為主的新加坡，開始謀劃生物製藥的產業轉型，先在南洋理工大學和新加坡國立大學設立醫學院，以高價聘請世界知名教授，提供大量研究資金，設立博士課程招收博士生研究生，再以此招商引資，「說你看我這邊有這麼好的基礎，有這麼多人才。」
在訪問的最後，林毅夫提及自己是鴉片戰爭後的第六代知識分子，而每一代的知識分子都在與時俱進地總結經驗、推陳出新，令他這一代比任何一代都接近民族復興——第一代推動洋務運動的李鴻章、曾國藩、左宗棠等人，經歷鴉片戰爭的失敗，以為只要擁有西方的船堅砲利，就可實現國家富強；然而，緊接甲午戰爭的失敗，對康有為、梁啟超及孫中山等知識分子造成極大衝擊，認為除了洋槍洋砲，還要推行體制性改革；不過，辛亥革命建立共和民主制後，中國仍未實現強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又因不平等的巴黎和會激起第三代知識分子的思考，即推動五四運動及新文化運動的陳獨秀、李大釗及胡適等人，認為中國要強大，既要有洋槍洋炮，又要模仿西方體制，更要有西方的普世價值和精神；至五四運動解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序幕後，毛澤東、翟秋白、鄧中夏等第四代知識分子，嘗試開闢一條不一樣的強國路；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建國之初考上大學並參與社會主義建設的，則屬第五代知識分子。
林毅夫形容，與之前幾代知識分子相比，他與同代人是幸運的，因為在此之前，歷代知識分子雖然一直努力想改變國家，但「看到的是國家愈來愈落後，地位愈來愈低」，到了他們這一代，才「看到國家經濟愈來愈發展，大家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在國際上的影響愈來愈大……應該講，是第六代知識分子才真正看到民族復興不是遙不可及的夢」。說到這裏，他又回到自己的本行，「我們現在佔世界GDP的比重，如果按照市場匯率計算，佔16％，如果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佔全世界百分之二十了」。
林毅夫就是這樣的林毅夫。
上文刊載於第166期《香港01》周報（2019年6月10日）《與林毅夫對話——我為何對中國經濟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