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灣區】如何讀懂大灣區規劃　學者：香港不是全然被動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下稱《綱要》）對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定位、發展目標、空間佈局等方面都做了全面規劃，官方形容這是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接受《香港01》專訪時直言，《綱要》體現習近平一貫的辯證思維，標誌「一國兩制」迎來由分立走向綜合的新範式。田飛龍相信這願景可逐步實現，但坦言中短期會有多重阻力。撰文：吳婷

香港01：對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你有何解讀？

田飛龍：第一，這份《綱要》是習近平對鄧小平改革遺產的明確繼承和增量發展，回答了海內外關於改革開放與新時代關係的諸多疑問，釋放出中國堅定推進改革開放、負責任引領新一輪全球化的積極信號和正當意志。

第二，《綱要》也進一步回應和回答了鄧小平所謂「五十年之後不用變」的具體路徑和框架問題。「一國兩制」實施五十年之後的具體形態，就是大灣區規劃的基本目標實現之後的狀態，其中港澳儘管保持着自身的社會制度，但也深度融入了大灣區及國家體系之中，從而使得「一國兩制」向何處去的解答方向更為明確。對港澳而言，大灣區是一種富有歷史和憲制意義的生命擴展。

第三，《綱要》表明中國新一輪改革的動力是多元的，是南北對進，相互競爭，多點探索，協調發展的。北部有千年大計「雄安新區」，南部有「粵港澳大灣區」，中部有「長江經濟帶」，以及其他的區域和次區域戰略。這些戰略共同服務於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第四，《綱要》明確打通了「一國兩制」與「一帶一路」，使港澳及「一國兩制」有了更為宏大的歷史使命，進一步回答了新時代港澳獨特優勢如何在國家發展發揮作用的重大問題。

第五，《綱要》試圖探索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制度樣板區，使得大灣區的制度標準、技術標準與人文生活範式成為21世紀以後人類理想生活的來源與參照。這是中國對世界和平與發展的自身方案與智慧。

香港01：在你看來，這樣的「願景」能在多大程度上最終落實？最大的阻力會是什麼？

田飛龍：《綱要》就是新時代「一國兩制」的新範式，總體上是從側重「兩制」的改革初期，轉型為側重「一國」的融合發展期，從分立走向綜合。這是「一國兩制」制度辯證法邏輯的合理展開，習近平只是因勢利導，明智地推動了這一轉向。

這種「一國兩制」內部的重心轉移及國家主題的突顯，對國家及內地而言是主體性的增強與釋放，但對港澳尤其香港而言，則意味着身份與利益的結構性重塑，從背向國家轉為面向國家。這一「願景」從長期來看是可以逐步實現的，但中短期而言會遭遇到多重阻力。

最大的阻力仍然是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的規範性差異。這種差異根源於中西方文化的內在差異，比姓「資」姓「社」的經濟制度差異更大。香港人尤其是精英階層，短期內不可能習慣及認同中國對經濟全球化及全球治理的「標準制定權」，也不相信大灣區能夠實現對西方優勢的真正超越。制度與社會管理上的細節差異及具體體驗，更可能加重這種價值觀差異。規劃對此是有預計的，相當篇幅用於指導大灣區制度與各政策的內在協調性，包括大灣區城市對「香港標準」的合理吸納與整合。「大灣區人—中國人」會成為「香港人」去殖民化及重塑國民身份與文化自信心的實踐通道。

香港01：站在北京的立場來看，一場範式轉移正在發生。可對香港來說，融合可能就意味着喪失獨立性，《綱要》公布後就有港人直言「香港又一次被規劃」。港人的此類擔憂如何最大限度化解？香港又如何才能真正地化被動為主動、化區隔為融合？

田飛龍：「被規劃」誤解了大灣區規劃的性質與意義：一方面，在規劃制定過程中，香港有充分參與及協商民主，高度尊重及考慮了香港在大灣區中的優勢、地位與利益，不是全然的「被動」；另一方面，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戰略，中央具有最終決定權，這是符合國家憲法與《基本法》的。「被規劃」的擔憂是一種消極應對的心態，甚至是一種自然流露的本土主義立場，固然有其歷史淵源與心理習慣，但相對於大灣區給香港帶來的諸多機遇而言，無疑是一種偏於落後的理解和態度。

港人的擔憂很難短期化解，需要長期、逐步處理，尤其是大灣區規劃的「紅利」釋放應當以公平化和規則化的方式呈現，符合香港的自由競爭價值觀及法治理念。大灣區制度存在內部多重衝突和壁壘，需要相應的改進和調整，以適應香港人對公平與法治的規範性訴求。

香港01：對中央來說，粵港澳大灣區是具有全球治理意義的多元制度整合意義的示範區，它會否成為習近平所提「第五個現代化」的最佳試驗田和突破口？

田飛龍：大灣區探索未來生活的完整鏈條，從「技術」到「制度」再到「價值」。在此意義上，自然呼應了習近平的「第五個現代化」，但更綜合，也更深刻。習近平時代的基本氣質就是綜合，在內部實現對毛澤東革命傳統與鄧小平改革傳統的綜合，實現中國治理現代化；在外部則試圖超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二元對立，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想目標，大灣區實驗對後者影響極大。但也不可低估制度綜合與創制的實際困難，概括而言大致包括：

一，差異性帶來的制度壁壘與制度摩擦成本。這是「一國兩制」優勢下的副產品，如果大灣區建設不重視及時研判和消除這些障礙因素，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大灣區內人員和資源的自由流動及創造性發展。

二，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的「軟文化衝突」。這主要體現在港澳社會的國際化與現代化程度相對較高，與西方價值觀較為接近，而內地城市的文化觀念與社會管理模式與之仍有較大差異。這種「軟文化衝突」也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大灣區內部的融合發展，限制港澳居民尤其是專業精英人士的認同和歸屬。

三，港澳與內地的「雙向開放」難題。既然是一個大灣區，就不能僅僅是內地城市對港澳單向開放和提供更多便利，也需要港澳對內地合理開放，這種雙向開放固然由於體量差異而不可能對等，但也需要逐步放寬及可比較。

四，香港社會還存在一定的本土主義與港獨威脅，存在這些反對力量背後的國際勢力，他們顯然會構成大灣區融合發展的阻礙，如何從香港本地法治及國家管治的角度合理管控和遏制這些干擾，確保參與大灣區建設的香港社會是一個憲法與《基本法》秩序鞏固的穩定社會，也是對中央和特區的一個挑戰。

五， 一定程度和多種形式的地方保護主義需要通過民主協商、制度管控、政策協調等方式予以壓制及化解，從而達到灣區產業分工與利益分享的最優化及公平性。

香港01：你曾說過，如果香港的「一次回歸」是以接近井水不犯河水方式共存共融的話，「二次回歸」就是通過融合發展的方式對國家做出更大貢獻。大灣區某種程度上決定着香港「二次回歸」，也就是人心回歸的成敗，同時也是對「一國兩制」的重新檢視與重大考驗。而這樣的考驗，自然會被面對「兩制」方案的台灣看在眼裏。在你看來，大灣區對「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有何作用？

田飛龍：大灣區方案直接告訴台灣各界，「一國兩制」不是劃江（海）而治，不是任何意義的偏安與割據，而是面向一國共同繁榮發展的分享性憲制框架。隨着港澳在大灣區發展中收取紅利，「一國兩制」的生命力將進一步得到驗證，這對處於經濟困頓格局的台灣而言，有着重大的刺激和誘導。

但是，台灣能夠看明白這一發展趨勢的人還不夠多，（高雄市長）韓國瑜是一個例外，他大致看到了台灣邊緣化的困境及借助「九二共識」尋求兩岸憲制突破的長遠利好。「韓流」代表了在台灣一側思考「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較為清醒和理性的力量。

如果說「一國兩制」港澳模式及其《基本法》秩序的實驗初衷之中，包含着對台灣方案的啟發與引導的話，那麼今天的大灣區實驗作為「一國兩制」的升級版，將進一步證明這種對台示範意義的有效性。當然，願景能否實現，仍然取決於做得好不好。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如果香港精英最終心服口服了，我不相信台灣人會不認同。

上文刊載於第151期《香港01》周報（2019年2月25日）《香港如何讀懂大灣區規劃》。

相關文章：【大灣區】在《綱要》下探索香港　「強強聯合」成解讀大灣區關鍵【大灣區】《綱要》避談融合只談合作　港深同城化成不可迴避議題【大灣區】《綱要》多次提及香港顯地位 各城做好分工免同質競爭

更多周報文章︰【01周報專頁】《香港01》周報，各大書報攤、OK便利店及Vango便利店有售。你亦可按此訂閱周報，閱讀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