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歌劇院】以文化地標帶動經濟 台中在這幾年經歷了什麼?
12月的台中,早已染上幾分涼意。從火車站出來,搭上計乘車,一路直奔國家歌劇院。這個開幕短短兩年的表演場館,對外地人而言,充滿新鮮感,但台灣人似乎更熱中於新開幕的高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衛武營場地更大,座位更多,屋頂相連的摩登建築成了熱門打卡點,實現從北到南的藝術聯網。台灣近年致力發展文化產業,多個大型場館相繼落成,除了上述的歌劇院、衛武營,還有位於台北的台灣戲曲中心,以及即將啟用的高雄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和台北流行音樂中心等,顛覆了原有的藝術版圖。興建大型文化設施,以地標帶動經濟、發展旅遊似是一種潮流,以往位處「邊陲」的台中,市政府亦積極推動興建多項文化設施,城市有了翻天覆地的轉變,一洗過去「文化沙漠」的說法。
從台中火車站到歌劇院,大約相距六公里,沿途有不少綠化帶及公共空間,一些新興的文創聚落在幾年間紛紛冒起。歌劇院一帶被圍封了十年,本來塵土飛揚,但開幕後,獨立書店「邊譜」悄悄進駐附近,據說店主熱愛戲劇,常常因應歌劇院的節目而舉辦相關的讀書會,連鎖書店「蔦屋」亦在同一條街開業,與麵包達人吳寶春的店相鄰而排,一個新興的文化區慢慢形成。
「這裏是台中最貴的一個住宅區,一個非常黃金的地段,以前這邊沒有什麼商業或者藝文活動,附近只有兩間百貨公司。」歌劇院品牌行銷專員謝宜庭說。她是台中人,在這裏土生土長,親眼目睹台中如何從文化沙漠走至今日精彩紛紜。
昔日台中並沒有正規的表演場地,表演團體在巡演時,不是直接跳過台中,便是在中山堂、中興堂或惠蓀堂等非專業、類似禮堂的場地表演,而中部人大多都沒有看劇的習慣。
「我在高中之前都住在這裏,我不知道世界上有一種東西叫表演藝術,直到後來去台南讀大學,開始接觸到這種藝術,但台南也沒有很大的表演場地,所以我除了在學校禮堂看雲門舞集外,都看小劇場,像台南人劇團、321小戲節等。畢業後我回台中工作,這邊還是什麼都沒有。」謝宜庭後來辭職到倫敦讀文創產業,每個星期逛博物館、美術館、看演出,吸收大量知識,世界彷彿被顛覆了。回來後她曾一度打算到台北工作,這時歌劇院開幕,她獲聘,得以留在老家繼續工作。「我把票賣給我的同學、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我把他們都拉進來了,雖然工作很累很煩,但看到大家的反應,就想說,幸好我在這裏。」
這座城市在幾年間經歷了什麼?
老房子變文青蒲點
相比南北兩地商業活動頻繁及有較為完善的交通網絡,中部向來予人寸草不生的感覺,沒有大型展演場館,沒有藝文設施,也極少充滿活力的藝文團隊。前台中市市長胡志強看到城市缺乏硬體,早於多年前提出發展文化產業,如興建國際級展演中心、開發綠化空間、將私人土地轉化成文化空間、美化街道巷弄、舉辦藝術節及電影節等,希望藉文化活動帶動人流。
這些項目經過長年推展後,從台中車站一直向西延伸,尤其以勤美誠品綠園道一帶變化最為明顯。此處原本只是購物中心,2005年勤美集團取得業權後與誠品合作,引入書店、生活百貨店,2012年更開設勤美術館。誠品的出現亦讓商家嗅到商業味道,周遭的大街小巷開始被各式餐飲進駐,與此同時,台中市政府提出園道景觀改善計劃,重新規劃經國園道到美術園道之間全長3.6公里的綠化帶,配合藝廊、旅館、餐飲、廣場等硬體,打造綠意盎然的公共空間。每逢周末,草悟廣場總會舉辦各式各樣的市集活動,有時因應節日引入不同的造型佈景,有時又會化身樂園或叢林,吸引人潮,廣場管理者亦很貼心,設置了椅子、美食車等,讓民眾休憩放鬆。
巷弄內的老房子,原先已人去樓空,但因為附近一波波的改建計劃,有人忽發奇想,以低價租了下來,改裝、切割成小單位,再租予創業者,一個個品牌搬入,成了綠光計劃范特喜文創聚落。這些兩層高、屋頂尖尖、土色牆身的房子,如今都換上新裝,周遭被綠蔭圍繞,九重葛盛放,遠遠望去,只見店面裝潢具個人特色,有人做甜點、沖咖啡、煮簡餐,亦有人經營服飾、雜貨、創意品牌、獨立書店等,有點像台北的永康街。
或許是群聚效應,幾街之隔的民生路審計新村亦仿效做法,在2016年將棄置的舊政府宿舍改建成審計368新創聚落。同是兩層高的房子分租予不同的文創業者,以咖啡店、甜點店佔多數,紅色、黃色、藍色的大門、窗框超級搶眼,房子裏的樓梯都被裝點得別致。這裏不時舉辦創意市集,中午時分,小巷上架起一把把白色太陽傘,底下擺放着各種精品,假日人流將整條過道擠得水洩不通,是文青喜愛的景點。
以場館驅動場館
國家歌劇院在兩年前落成後,進一步改變城市面貌,亦翻轉南北傾斜的藝術生態。這座場館亦是由在任時的胡志強大力推動,招標動工後曾一度爭論到底是由台中市政府還是台北的中央政府營運。後來立法院提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草案,要求北、中、南都要有一座國家級的藝術場館,歌劇院才被升格為國家級設施,形成由市政府出錢興建、中央營運的局面。
這座號稱全球最難建的建築,興建過程一波三折。當年市政府公開徵集設計,由日本著名建築師伊東豊雄獲得首獎,他的理念是希望建築帶有生命力、予人會呼吸的感覺。現在看來很有特色的曲牆,看似走在洞穴中的設計,所謂的「美聲涵洞」概念,雖令人讚嘆,但最初卻難倒了工程公司,經歷多次流標後,才有一家台中建築公司願意接手興建。
佔地5.7公頃的歌劇院主要有大中小三個劇場,合共提供3,001座席。走在裏面,不見任何柱子,四周都被曲牆環繞,據悉全幢建築共有58面曲牆,形成29個洞穴,從外到內,以水道相連,沒有任何階梯。
中部的人文素養也比想像高,這源於國民政府退居台灣時,帶來一批內地知識份子,由於(當時的)省政府設於南投,而當地大學數量又不多,以至許多學者都跑到中學教書,滋養出深厚的人文情懷。
當地人最初對歌劇院的出現感到不知所措,他們對表演藝術所知不多,開幕時站在玻璃門外眺望,不知道能否進去,也不知道如何跟這幢建築物相處,後來隨着各式各樣的導賞活動出現,才發現裏面有餐廳、有商店、有空中花園,閒來無事也可來走走。謝宜庭說:「現在很多太太、老師、企業家沒事便跑來,某個老師走到某個地方會唱起歌來,因為他們都是學音樂的,會想知道聲音在這個空間裏迴盪有什麼效果。」
聲音迴盪,對主打歌劇的場地尤其重要,但翻查過去兩年的節目,歌劇或音樂劇演出並不算多,這大概又是一個美麗的誤會。在建館之初,市政府原本爭取打造如美國的古根漢美術館,提案遭否定後改建成大都會歌劇院,2013年升格為國家設施後,繼續沿用歌劇院之名,但英文卻是「National Taichung Theater」。歌劇院藝術總監邱瑗對命名也感到費解,「我在猜,台北有國家音樂廳、國家戲劇院,但台北沒有歌劇院,可能是為了有別於台北,但歌劇在台灣畢竟不是主流,所以它變成一個綜合性的場地。」
邱瑗是歌劇院第二任藝術總監,接手不到一年,對中部不算熟悉,坦言壓力甚大。她此前擔任國家交響樂團(NSO)的執行長十二年,每年都與樂團來台中巡演,對這城市的印象是很開揚、比較有空間感。相比國家交響樂團有明確的觀眾群,「這邊的挑戰是我不知道觀眾是誰,他們是什麼年齡層的人、背景是什麼。」台中不比台北,一來人們沒有看劇習慣,二來沒有戲劇相關的科系,北部大量吸納來自各地的學生和工作人口,有穩定的觀眾群,中部的商業活動則分崩離析,難以聚焦。
來此之前,邱瑗做過研究,發現中部雖以傳統產業見稱,但隨着都市更新,企業買地、農民升格或轉行,一些傳統產業慢慢走向機械化,衍生出很多自動化生產線公司。而中部的人文素養也比想像高,這源於國民政府退居台灣時,帶來一批內地知識份子,由於(當時的)省政府設於南投,而當地大學數量又不多,以至許多學者都跑到中學教書,滋養出深厚的人文情懷,「在選節目時其實可以大膽一點。」
歌劇院第一任藝術總監王文儀以挑選節目艱澀見稱。這次看的《美國民主》,便是出自她手,由意大利鬼才導演Romeo Castellucci製作,創作靈感雖是來自法國政治哲學家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著作《民主在美國》(Democracy in America),但劇作是以清教徒與美國立國精神為切入點,跟民主的關係不算緊密,也沒有所謂的故事性,對觀眾而言,絕非易入口之作。這個作品初期票房慘不忍睹,為了推廣,劇院拍了一部紀錄片介紹導演,在台北與台中各放一場,播完後票房略有增長。
留住新鮮感與觀眾
「這裏不新了」是記者聽得最多的說話。高雄的衛武營在去年10月開幕,佔地47公頃,比歌劇院大近八倍,人人都在談論這個場館,就像我們談論西九戲曲中心一樣。這個同是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轄下的姊妹場館難免會帶來競爭,首當其衝便是分薄觀眾。這也是所有大型場館必然面對的問題,民眾、遊客會因為新鮮感而造訪場館,但未必會來第二次,所以如何留住觀眾,將拍照打卡的遊客轉化成會買票的觀眾則顯得很重要。歌劇院附近的蔦屋書店亦面對相同的問題,初期拍照的人大排長龍,但半年後新鮮感褪去,書店面對人次下滑,焦慮不已,但一時半刻也無計可施。
目前歌劇院一個演出,大概有五、六成是台中觀眾,以女生居多,年紀方面,台中比台北老一點,因為學生與年輕人較少。有趣的是,附近很多有錢太太逐漸將歌劇院當成社交場合,她們會成立群組,一場演出買過百張票,然後再分發出去。而餘下的門票則主力向學校及社團推銷,謝宜庭稱:「台中的大學沒有很多,但國中、高中非常多,學校的老師會幫忙在課堂上向學生介紹歌劇院的最新活動及演出。」
其他拓展觀眾的方式包括企業贊助,包車接載民眾來回、提供飯盒,讓大家不用餓着肚子看演出;或跟表演團隊合作,開放特別場次予學生觀眾。「像雲門舞集,我們特設專場給舞蹈系的學生看,林老師(林懷民)會做一些調整,譬如在演出的時候,他會出聲,告訴舞者要怎麼做,燈光要怎麼做,孩子便會知道場景、燈光、音響、肢體原來是被這樣調整的。如果不這樣做,我們怕那些演出都沒辦法產生出它應該要有的影響。」
台灣的文化部部長鄭麗君曾提到,希望用場館來驅動場館。台北的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轄下有兩廳院,加上歌劇院、衛武營,她期望這三個專業的場館可以帶動地方經濟發展。邱瑗的想法是:「我們會建立中部共製平台,先訪問附近五個城市,包括台中、彰化、南投、苗栗、新竹,總共八個場館,了解他們的業務需求,因為這些場館都屬於地方文化局轄下的場地,屬公共服務,在劇場編製上有些不足。針對他們的需求,我們未來會做一些工作坊或實習,輸出節目到這幾個地方,及提供地方行銷策略等協助。」
我覺得這是一種趨勢,也可以說是一種迷思,彷彿有這樣一個地標,就可以促進旅遊觀光,所以很多城市都在建場館,大家彼此也學來學去。
建文化地標成趨勢
歌劇院現時的上座率接近九成,在拓展觀眾上算是頗有心得。大眾對於一個場館不可避免有着許多期盼,除了觀眾人數及戲劇教育,亦關心劇院是否貼地,有否回應業界所需。這次除了看《美國民主》這類大師級製作外,也看了兩齣格局較小的「微劇場」節目。「微劇場」是一個扶植中部藝術家及團隊的項目,團隊成員若有台中戶籍,會被優先考慮。2017年有台中土生土長的景向劇團創作的《神諭的午後》及泰雅原舞工坊上演一場結合傳統打擊與歌唱的舞蹈展演,2018年則有活躍於台中地區的台中藝術家室內合唱團與聲音藝術家謝瀞瑩聯手打造的《聲遊記》及由三個男生創作的感官劇場《時差》。
《聲遊記》與《時差》除了主打台中團隊的旗號外,更善用場地特色,前者巧妙利用伊東豊雄建築概念裏的「美聲涵洞」概念,將單一的合唱人聲重新編製,結合多聲道與互相感應的聲音裝置,在劇院的凸凸廳、迴旋梯及二樓大劇院與中劇院的過道,營造出山谷、森林的感覺。至於在小劇院上演的《時差》,同樣玩聲音。演員在舞台左右兩邊各自用道具即席發出不同的聲音,觀眾則戴上耳機,自由切換兩個頻道,接收兩個版本的故事。而劇作最有趣之處,在於最後一幕開啟升降門,背景頃刻間從虛構、甚至帶點科幻的氛圍中轉為現實,戶外綠油油,行人悠悠地走着。觀眾在演後座談上也相當踴躍,會針對每個細節詰問導演,甚至連一個動件、一個場景的用意都不放過。
人們似乎慢慢找到與一座場館相處的方式,在聚餐、看電影、逛街之外,偶爾也會想到「看演出」。文化地標能否帶動城市經濟,現階段無從知曉,但謝宜庭形容台中近年變化確是很大,「我覺得這是一種趨勢,也可以說是一種迷思,彷彿有這樣一個地標,就可以促進旅遊觀光,所以很多城市都在建場館,大家彼此也學來學去。」
上文節錄自第150期《香港01》周報(2019年2月18日)《以藝術地標帶動經濟發展 看台中如何走出「文化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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