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張炳良再諫民主派：告別舊思維，建立新論述，另覓真出路
「搞政治」逾40年的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張炳良，20年前已提出「第三道路」的可能性，勸勉從政者要隨時代更新思維，不要墨守教條或政治正確性，方能了解新問題、重塑新價值、帶來新希望。今日，他形容當前政局如一池死水，亟待重啟政改，方見轉機，而從政者不但要知其可為而為之，更要知其不可為地創造條件令其可為之。對推動政改舉足輕重的民主派，今年連敗兩仗，作為舊同志的張炳良直言，泛民已走到十字關口，是時候告別舊思維，另覓新出路。
「民主派沒有中間選民的支持，怎麼可能贏？」——不是事後孔明，事實上，過去二十多年來，民主黨創黨副主席張炳良已不斷提出，民主派應該衝破悲情主義、跳出二元思維、強化政策論述、重塑議會內涵、培養執政能力、走出第三道路等等改革，以爭取游離選民的轉向，可惜鮮有回音，而民主派至今也還是老樣子。
「可能是我提得差吧，哈哈。」訪問甫開始，張炳良冷不丁地以此自嘲，和他過往不苟言笑的形象截然不同。
但很快地，他就做回了嚴肅沉穩的「張教授」。和所有學者一樣，談及民主派當下困局時，他也喜歡先「回到過去」：「回歸後，民主派像走到十字街頭，不知該如何走下去……」
學者出身的張炳良，帶領匯點於1994年與香港民主同盟合併為民主黨。說來有趣，自1997年主權回歸，不論民主黨打勝戰還是吃敗仗，他總不厭其煩地提醒道合者要反思路線；就算在2004年退出民主黨後，他仍屢屢撰文勸勉志同者須另覓出路，直到2012年出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才停筆休耕；去年他卸下官職，重返香港教育大學，似乎仍然心繫民主派。
1. 民主派的冒起，是為了創造歷史
當你以為張炳良將從二十年前講起，其實四十年前「火紅年代」的學生運動才是起點。
「那時我們反帝反殖反資，但只是講講而已，回到現實相當無奈，根本無所作為。」左翼思潮風起雲湧之際，以張炳良為代表之一的「社會派」，與「國粹派」分庭抗禮，為香港的進一步發展醞釀了特殊空間，「直到1980年代『中英談判』，我們提出『民主回歸』，切切實實是在創造歷史、創造將來，甚至得以在《基本法》討論中，與保守工商界及親北京左派維持鼎足地位。」
當一群憂國憂民的知識份子，遇上未卜的「前途問題」契機，那便成了充滿矛盾焦躁動盪的時代，也是有識之士得以開拓想像大鳴大放的時代。
張炳良便是那時代的產物：「民主派自此冒起，現在所謂的老一輩人士，都是當時的新興力量代表。我們毫無包袱地挑戰既有秩序、英殖政府、議政生態……那也是香港政治討論最有質素的時期，建制泛民都係！」
由匯點率先提出的「民主回歸」——支持香港回歸中國，並實行民主政制——後來獲主流民主派認同。至1989年的六四慘劇，把香港人的恐共心理推向高峰，也喚起大家對民主進步價值的追求，民主派因而成為最受港人信任的力量，並在往後數年的選舉中所向披靡。
那是民主派元老們至今仍津津樂道的日子，團結，有力，壯志。
「1995年立法局選舉，民主黨大勝（60個議席中取得19席，是第一大黨），有位中央高官對民主黨領導層說，『你們民主黨是大黨，希望將來能在香港扮演重要角色』。換言之，當時北京政府也看到，民主黨非常有政治實力。」張炳良暢想，那勢必是另一番歷史的創造，「民主黨作為市民最支持的政黨，背負責任和使命，應該參與推動『港人治港』，市民也期望你在議會發揮正面作用。」
時任民主黨副主席的他，撰寫《民主黨如何面對中國》一文，闡明民主黨「勇於愛國，對中共政權不亢不卑，對則支持，錯則批評，在法律基礎上據理力爭，進行合法的體制內爭取」等主張。至回歸前夕，他又在《面向九七、迎接挑戰——民主黨的前路》提出「反倒退、不撤退，立足群眾、廣交朋友」方針，重申民主派應該與中央對話，爭取求同存異。
2. 回歸後不按劇本走，傳說中的抄家鎮壓呢？
回歸初期，張炳良再撰《立足其內，運行其外——民主黨如何走其政黨道路》，為民主黨路線定調：「民主黨應不怕進軍建制，有立足建制並改造建制的雄心與能量......可以朝局部執政（或參與執政）的目標邁進；在這個過程中，民主黨有必要強化其政策創製的能量，加強與各階層溝通，提高參選議政素質，成為有能力執政的力量。」
然而，相對於張炳良的樂觀積極，有部分民主派人士卻對「回歸」有另一番的想像。
「有些人很擔心共產黨會『抄家鎮壓』。回歸前，還有黨員建議成立基金，作為『安家費』。」張炳良輕輕笑了笑，接着說：「但是，回歸後，並沒有出現『鎮壓』。有『鎮壓』就容易處理了，大家可以去『犧牲』、可以繼續『悲情』。可現實情況是，在新的體制中，我們不但沒有被消滅，反而繼續有議會空間，大家突然就不知所措了。」
預想的「悲劇」沒有上演，但主角們在不該哭的時候，還繼續哭。
在「河水不犯井水」的回歸初期，香港恐共意識逐漸消退，但受亞洲金融風暴的吹襲，社會政治經濟生態進入嶄新時期。「市民不再滿足於民主派的道德性訴求，更期盼他們在帶領社會、改善民生方面有所建樹，但民主派繼續主打『悲情』，完全無法對焦，回應不了民眾焦慮。」只是，張炳良苦口婆心的勸說，得不到多少同路人的回應。
他們不是關心如何爭取曝光保存議席，就是死抱「二元對立」的抗共思維。
「民主派本來抱有理想，要征服高山；當我們走到山下，體制為我們建立了一個小涼亭，涼亭有些座位，好比立法會。我們在涼亭停下歇息、爭位坐，爭着爭着，就忘記了我們原本要登高的目標、忘記了我們最初到底想做什麼。」爭凳仔遊戲潛規則，講究論資排輩，但張炳良覺得不妥，「誰都不願意讓座，咁後生邊有位上？」
於是，他籌辦黨校，培養新血，甚至建議設立議員任期制。「全職議員最多做五屆，非全職最多做四屆。這也不算太差吧，但很多黨員不接受，說『應該由選民決定』，就是不肯讓位嘛！你（政府）又鋸咗兩個市政局，『少壯派』沒有位上，自然就出來了。」談及那段對自身及民主黨影響頗深的權力鬥爭史，張炳良毫無波瀾。
3. 此路不通，不如試試第三道路？
那是像宮鬥劇一樣的劇情。沒有位上的「少壯派」出來了，民主黨內部對中國、階級、議會等路線的分歧也出來了。1998年底民主黨周年會員大會，競逐連任副主席的張炳良，因路線之爭被「少壯派」拉了下馬。
然而，這並不阻礙他為民主黨覓出路，在翌年初舉行的黨務檢討日營中，他仍盡情分享所想像的黨政新面貌：「作為反對黨，民主黨也要當一個有遠景、有想像力、有另類綱領、有動員社會和領導社會能力的在野反對黨。」
「當時我針對這種困局，提出了『第三道路』。」對張炳良而言，黨的路線問題，取決於民主黨想建立一個怎樣的新社會，而民主黨的社會願景，應該建基於清晰而連貫的社會分析和指導哲學，而非只是簡化的追求民主、自由與人權。
他在同期發表的《重塑議會問政和社會行動的內涵》解釋：「相對於港官的積極不干預主義和董建華的專權干預主義......民主黨應走出『第三道路』來，簡言之：是如何令市場更有效地運作，以及如何令政府更有效率和有效能地運作。我們追求應是體現社會合力分配和公義的民主體制，一個『新』的市場和『新』的政府。」
這套「第三道路」論述，主要受當時歐洲興起之「Third Way」影響。那原本是一種走在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和傳統社會主義之間的政治經濟理念。1970年代末期，英國戴卓爾夫人以新右派之姿，帶領保守黨擊敗愈來愈左傾的工黨，展開該黨長達十八年的執政。至1997年，新工黨黨魁貝理雅受社會學大師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所建構的平等、保護弱小等價值框架影響，放棄激進的左翼路線，並以「Third Way」為競選口號，帶領該黨贏得大選，重掌政權。
乍聽之下，好像和香港「風馬牛不相及」。
但張炳良說，「Third Way」的啟示在於，政治論述應該是活的，並不墨守教條或政治正確性，而會隨着時代及思維的最新發展而更新。不過，他的建議，並沒得到太大迴響。
4. 第三道路未通，民主派就走回頭路
結果，1999年底舉行回歸後第一屆區議會選舉，民主黨這支常勝軍初嘗敗仗，當選率較1994年低5個百分點。及後，由城市大學政治學者葉健民主編的民主黨黨報《敢言》，以「第三道路」為題展開討論。
「民主黨領導層應以責問董建華的精神，也來個反思：過去是否因不斷勝選，變得有點自以為是，認為真理在我手？」張炳良憤書《民主黨須走「第三道路」》，劈頭棒喝。他強調，「第三道路」的思考具有三層意義：首先，在於民主黨的虛心聆聽和深刻反思，對過去與現在進行「靈魂搜索」，以了解新問題；其次，是不甘於接受社會只有兩種選擇、敢於超越對立思維；最後，要建立全新的社會觀，既有本地內涵，也具中國涵義。
字字珠璣。
「少壯派」代表陶君行也以《民主黨走不出「第三道路」》參與討論。他直指，香港從來不存在左右意識形態對峙的傳統，又認為除非各大政黨願意重整資源、更新形象、開拓票源，方能鞏固支持者以建構新的派系政治，否則「第三道路」只會淪為空談。
時任中文大學社會系副教授呂大樂則認同，「Third Way」的參考意義，在於探索政治新思維，因為無論是「執政黨或反對派，均需要建立政治的理念、價值與目標，否則一切在議會內與外的政治行動，都只不過是策略和手段，而成敗得失也只是一時間選民的票數或議會議席的多寡，又或者是在大眾傳媒中呈現出來的民意聲望的起跌。」
句句箴言。
可惜，一如既往地，「第三道路」的討論仍喚不醒主流民主黨及民主派。到2000年第二屆立法會選舉，民主黨的直選得票率大跌逾10%。張炳良透露，同年底有「主流派」遊說他重返黨中央，但他已心灰意冷。
5. 醒醒吧，只有「三三四」，沒有「六四定律」
「我1994年10月2日參與成立民主黨，到2004年10月2日，正式遞交退黨信給楊森（時任黨主席），剛好十年。我覺得，既然我是民主黨創辦人之一，起碼應留在黨內十年。」民主黨走樣變型，但張炳良無悔創黨，正如他退黨信這一席話：「成敗起伏、喜怒哀樂，以至風風雨雨，充實我們每一個人的人生，也充實了我們對政治理想與現實的認識，這是一份珍貴的體會。」
人生有幾多個十年？
張炳良用一個十年，盡情描繪「民主回歸派」的政黨夢，然後回到最初的起點。
他提到，民主黨的創黨日期「有特別意思」，因為10月1日則是「國慶日」，「咁當然係『國慶』先過『黨慶』啦，哈哈哈！」記者想起他在1997年參選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宣言：「我們雖身在香港，但心在中國，我們心中都有一個中國夢。」然而，他落選了，至今也不曾當選。
退黨後，張炳良專心經營智庫「新力量網絡」，並自翌年起出任行政會議成員，嘗試用他的方式去走「第三道路」：「思維上，我們應走出一條突破傳統左右二分、市場與政府對立、企業與勞工對壘的『第三道路』。」
他也從民主派的「盟友」，變身「錚友」，筆耕不息，諄諄教誨。
例如《新右抬頭，民主派失去思維驚喜》曾警告，若民主派仍在舊思維及民主教條主義迷思中徘徊，必然會暴露其意識形態的貧乏，當務之急應該「改造民主派，爭取中流，走出某種第三道路」。至2007年，他仍在叩問超越黨派框架以探索深層議題的可能性：「香港如何走一國兩制之路？如何跳出二分思維？能否有第三道路？」
念念不忘，沒有迴響。
民主派的政治光譜愈拓愈闊，但議會影響力愈收愈窄。支持者恨鐵不成鋼，張炳良如是。
「對立法會選舉結果的解讀，不應停留於參選者及黨派的勝負得失層面，而應進一步探討選舉傳遞出來的深層以至結構性訊息。」每逢議會選舉，不論民主派孰輸孰贏，他總會撰文勸誡民主派要理性分析結果，直面泛民與建制之基本盤各佔三成選票的現實，正視近四成游離中間選民的存在，勿被虛幻的「六四定律」所蒙蔽。
6. 人心思變，但民主派始終不變
「驕兵必敗」、「痛定思痛」等說了又說，而泛民主派在歷屆立法會選舉中的地區直選得票率，就由2004年的60.52%，下跌至2016年的55.02%。至今年3月及11月舉行的立法會九龍西補選，在單議席單票制的對決中，民主派代表姚松炎及李卓人之得票率，更僅48.79%及43.25%，完全不敵建制陣營的鄭泳舜及陳凱欣。
民主派事後兩度就敗選鞠躬致歉，又承諾會深刻檢討云云。像競選口號一樣的承諾。
「上次姚松炎輸了，他們就說，『姚松炎不懂選舉，朱凱廸諗屎橋』。他們以為這樣就可以解釋敗選原因，以為只要姚松炎懂得動員所有民主派落區，就可以勝選。」張炳良又輕輕地笑了笑：「可是，民主派這次動員了所有人，李柱銘、陳方安生，乜都出晒，為何還是贏不了？其實，民主派並不能單憑整合陣營就獲勝。當建制和泛民的鐵票勢均力敵時，年輕及中間選民就成了決勝關鍵。一開始（回歸初期），還是『悲情』的時候，他們就傾向民主派，但整整吓，『悲情』太多了，現在已經無法再動員他們了。」
告別五年問責局長任期後，張炳良再度開腔點評泛民表現：「我可以這樣說，因為我現在沒有官位了。」其實他的論點並不新穎，已經說了二十年，惟民主派仍是老樣子：「如果這次是李卓人勝選，你猜民主派的論述是怎樣的？他們或許會這樣解釋：因為現值『佔中九子』審訊，激起民心，可見大家支持民主。反之，李卓人輸了，他們又會有其他說辭。」
訪問進行期間，正是民主派於11月26日就李卓人敗選召開記者會之時。李卓人認為，敗選皆因選民對民主派無力挽回劣勢的「心淡」，故未能取得本土派支持。同場的梁國雄則直斥是沒有投票予李卓人的選民之不是，因為他們任由暴政得勝，等同「政治自殺」。
然而，若說選民對泛民「心淡」，究竟是對泛民的什麼「心淡」？就當選民的選擇是「政治自殺」，又是誰人令他們走上末路？
7. 選舉是「希望之戰」，「悲情」難以帶來改變！
「候選人爭取選票，一般會說，『你選我吧，我當選後，可以為你做些什麼』，也就是要帶來希望。但民主派總是說，『你選我吧，香港要沉淪了』。你們的論述怎麼能這樣？那麼選民為何還要投給你？我投票也沉淪，不投票也沉淪；我投票也悲情，不投票也悲情，那麼投票有什麼用？」張炳良連珠帶炮式發問，無一不值得民主派深思：「你們一方面說，『議會失效、遭全面打壓』，但另一方面又說，『我那一票很重要』。這在邏輯上說不通。如果你們選擇進入議會、打算作為重要的政治力量，你就應該告訴選民，你這一票，可以帶來什麼轉變！」
張炳良的論調不變，民主派的思維也不變。
但是，「人心思變。」
11月24日台灣九合一選舉上午，張炳良在Facebook寫下這四個字，「那時才剛開始投票，但我可以想像，會變天的。國民黨韓國瑜為什麼能贏高雄市長？因為他講的話讓台灣人覺得，『係喎，可以咁睇喎』……可以說，台灣政治已經走出（離開）『悲情』，『藍綠』不是簡單的『統獨之爭』，『統獨』甚至不算issue（議題）了。」
韓國瑜說了什麼？他說：「為什麼會把希望放在我身上？他們（民進黨）到現在還沒有了解，天下乞丐，誰決定乞丐，是皇帝啊！」他還說：「我們不欠民進黨，民進黨也不是高雄人的爸爸，為何每一次都要投給民進黨？人民才是政黨的爸爸！民主、民主、人民作主！」
「現在人們會問，你們有沒有執政能力？你的政治道德很高尚，但若不懂管理，那又如何？在野和在朝是兩回事，民眾對從政者是有期望的！」張炳良的「人心思變」，既寫給台灣，也寫給香港，「但香港的問題是，從政者並不尋求執政，那麼他們到底能為民眾帶來什麼？建制也好，泛民也好，所有香港政黨，始終不能迴避要爭取走向執政的問題！」
8. 「如果你睇死自己唔可以執政，咁你真係養懶自己！」
讀到這裏，你或許會對「政黨執政」嗤之以鼻，或許會問，現行政制下談何「執政」？
「制度的設計，的確非常排斥『政黨執政』。」張炳良也相當無奈。
確實。《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規定，特首必須聲明自己不是政黨成員，並承諾任內不會加入政黨、不受政黨約束；因此，沒有政黨可以成為執政黨，而特首也較難借助政黨力量以統合利益集團。再者，雖然《基本法》賦予立法會議員制定法律、審批公共開支及監察政府運作等職權，但凡是涉及公共開支、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等政策草案，只能由政府提出，或必先得到特首書面同意；而政府草案只需獲過半與會議員的支持，即可通過，但議員議案、法案及修正案等，則須經「功能組別」及「分區直選」議員的「分組點票」，並各獲過半數支持才可通過。
「不過，對政黨而言，如果你睇死自己唔可以執政，咁你真係養懶自己！講政策做乜？」面對這類似「雞先定蛋先」的問題，張炳良並不含糊，始終堅持政黨必須培養並展示其具執政能力。
他二十年前還在黨內的時候，就經常以台灣民進黨作例：在1990年代初期，台灣尚未實行總統直選，政黨輪替仍是空中樓閣，但時任民進黨立法院委員陳水扁不但加入國防委員會，更21度提出被喻為「國防憲法」的《國防組織法草案》，最終獲國民黨放行通過。
「我經常說，唔該大家睇吓民進黨，在野提什麼國防？但人家就是有膽向人民展示領導力！」
「就算現在無法修改《行政長官選舉條例》，政黨也可以派員參選，並聲明當選後會退黨，但會爭取該黨支持，例如委任黨員組成內閣、在立法會共同進退、致力爭取北京容許政黨執政。」聽起來像是天馬行空，但張炳良說，「作為政黨，你要突破，咪咁突破囉!」
「制度的確很難改變，但問題是，過去在可以改變的時候，民主派並沒有發揮這個作用——2014年政改。大家要知道，政改這回事，並不能單方面由民主派做決定，他們必須和北京及其他力量周旋。」終於，還是無可避免地談到「政改」，以及那場民主派至今仍未好好沉澱反思、重整對策的「雨傘運動」。
9. 「如果沒發生那些事，我們不會走到絕望階段。」
如同「泛民悲情論」一樣，張炳良的「政改論述」，也是二十年如一日。
每逢政改爭議，張炳良總是提倡：「民主派應作好思想與戰略準備，為政改作持久戰……若民主派仍有信心及魄力去建設成一股主要港人力量而不只是一群象徵性的反對派街頭戰士，就應有充分的道德勇氣和有所為精神去進駐一切可以進駐的建制空間（2004）」；「若民主化困局持續下去，只會令特區管治逐步空洞化、社會進一步分化、年輕一代政治異化（2009）」；「香港邁向普選之路上，可以承受多少次的否決？會否導致更大的政治疲倦，使民眾難以對泛民產生希望？（2010）」；「最壞的情況，是由於進入不斷之惡性循環內耗，令不少人對透過既定制度和遊戲規則去解決問題失去信心，體制的實質認受度節節下降（2011）」。
儘管不想面對，也不想承認，但他當年所言「最壞的情況」，不正是我們當下的困境？
「基於對香港的危機感，中共把話說在前頭，『人大831』就是底線。如果當時沒有發生那些事（雨傘運動），我認為我們現在不會走到一個絕望的階段。沒有那些枝節的話，或者將談判做得好一些，我們是否得到某種程度的『普選』呢？我們的情況又會如何？」
無論言者是否有心，這番話勢必令參加者們不好受。張炳良隨即補了句，「對於那幾年當中，那些有強烈價值抱負的人，我是尊敬的，但不代表我認為他們的處理是最有智慧的。」
在這種「當下」討論這種「如果」，堪稱是民主派的「政治禁忌」。
但是，當今時今日的李柱銘，也會慨嘆三十年前由查良鏞與查濟民提出的「雙查方案」藏有智慧伏筆的時候，誰又可料，在三十年後，他們對「831方案」會否有不一樣的評價？
如果有如果，今天的香港會更好嗎？
然而，邊有咁多如果？
「民主派當時想不通，這是一個很大的挫敗……你要突破，就要想辦法改變角色，否則你坐在立法會裏面，真的只能表個態而已了。」張炳良始終相信，若想促成香港擁有負責任的政治，只能盡快落實行政長官普選，再處理立法會全面直選，「這樣才有進程、有想像、有願景。」
他事前已表明，不欲評價現屆政府施政表現，但也不忘提醒，「政府千萬不要忘記推動政改的重要。」只是，他坦言，「如果社會根本不渴望重啟政改，而政府隨隨便便地提出來，咪即係盞搞？還是會一拍兩散。所以，社會需要有所顯示，朝野之間也該有所作為。」
這番有點喪氣的話，出自積極爭取「民主回歸」逾三十年的張炳良，竟覺有點悲涼。
也是。對於「政改」，政府不會提，建制不想提，泛民恐怕也不敢提。
10. 進退兩難之際，不如再試試第三道路？
更殘酷的，是張炳良接下來這一問：「對於重啟政改，我不敢樂觀。如果要成事，它一定是一種妥協。我們現在有妥協的環境嗎？民主派又是否有為政改『背書』的能力呢？」
他又赤裸裸地拋出另一個「政治禁忌」般的「如果」。
想過嗎，如果有如果，大家又會如何？
進退兩難，不如再試試第三道路？
「最近幾年我沒有思考『第三道路』，可能過了討論的氣氛。」張炳良的回答令記者始料未及，畢竟在他的「政治哲學關鍵詞」當中，「第三道路」也佔一席位。
記者不解地追問：2016年立法會選舉，不是也有所謂溫和泛民，大張旗鼓要走第三條路或中間路線？至去年特首選舉，獲民主派支持的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不也被視為中間路線的象徵人物？到最近當選的台北市長柯文哲和高雄市長韓國瑜，不也是在走「超越藍綠」的第三條路？
「我當年提出的『第三道路』，從來不是『中間路』。在政治上，中間路線沒有市場。你不是A，也不是B，那你就需要講明白，你是C，而C是什麼？你總不能說，你在A和B之間，這其實是『騎牆』，旗幟不鮮明，注定會失敗。」有別於其他問題的不假思索，張炳良在回答之前，眉頭緊鎖地靜默了10多秒：「民主派若想突破，就應該走出另一條路，這條路可能吸納了另外兩條路的精髓，更能夠回應當下的困局。你不需要刻意溫和，可以走得很執着、很轟烈、很堅定，但不要因為『不敢』或『忌憚』而『刻意溫和』。」
張炳良變相解釋了湯家驊、黃成智及狄志遠等人「敗走中間道」的原因。
而他所指的「討論的氣氛」，是2008年時任特首曾蔭權提出以「第三道路」為施政理念的時候。
曾蔭權當時這樣理解「第三道路」：「左右翼政黨都在尋求一條中間的第三條道路，極端激進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理念都失去民眾支持。我堅信正義、平等、自由及中庸之道，爭取最大的社會利益。在政治、經濟、社會方面都是走溫和、利益平衡、協調及共識之路，而不是走對抗、鬥爭及衝突之路。」
「不知是否劉細良（曾為民主黨智囊，獲曾蔭權賞識出任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過料給他，哈哈。但曾蔭權提出『第三道路』後，社會只有嘲笑。你知道我們的社會，當人們不知道人家在講什麼，就會嘲笑一下人家。」相隔十年，張炳良似在輕描淡寫着這些年來「別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的悲歡。
只是，若把曾蔭權的「第三道路」置換到當下，對於「討厭政治」但求安居樂業的香港人而言，何嘗不是一條「希望之路」？
如果說，希望與絕望往往是一念之差，那麼，出路與死路，大概也是如此吧。
這路，泛民能走嗎？該走嗎？敢走嗎？
「民主派應該問自己，到底要帶領民眾去哪裏？民主路從來不是一步登天……」這問題，張炳良整整問了二十年。
上文刊載於第144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2月31日）《張炳良再諫民主派 告別舊思維 建立新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