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不足】新加坡設海外醫生執業豁免名單 在香港不可行？
根據醫委會公布的海外醫生執業試合格率，近五年來「專業知識試」的合格率長期維持在11%至28%，而自1996年實行至今，最高的合格率亦只有36%（2013年，見下表）。本地醫科生執業試合格率則有八至九成。反對放寬海外醫生來港的人士常訴諸於口的一大理由是，若降低門檻，將有大量內地醫生湧港，影響本港醫療質素。從官方統計數字來看，海外醫生執業試中內地醫生合格率確實低於整體水平，再加上內地報考人數多，有機會拖低了海外醫生執業試整體合格率。
根據食物及衞生局2017年回覆醫學界立法會議員陳沛然的資料，2012至2016年應考海外醫生執業試第一部分的「專業知識試」，歐美國家應考人數四百多人，平均合格率約40%，同期內地考生逾八百人，平均合格率只有約15%；「醫學英語技能水平試」，歐美國家考生合格率達百分之一百，內地與台灣考生則是五成至九成合格；「臨床試」方面，歐美國家有一半考生合格，內地生只有約三成。（見下表）
對於香港的海外醫生執業試被指內容涵蓋範圍太廣太深，與現實需要有距離，陳沛然則不以為然。他認為，現時海外醫生執業試有高透明度，亦會向考生提供以往的模擬題目，而且本地醫科生亦要考畢業試，就如海外醫生考執業試一樣，加上普通診所要接觸不同病人，故有需要認識其他病症。他強調，執業試並非過於困難，「以往我們考醫生都是這樣考上去，考試困難、申請繁複根本不是理由。」
內地考生拉低合格率
醫學界論政組織「杏林覺醒」成員黃任匡也表示，香港制定海外醫生執業試合理，就如部分國家亦有自己的執業試，若香港醫生想前往執業也要考試，不能要求考核本地醫科生內外全科知識，但海外執業試卻只考單一專科知識。黃任匡不認同現時海外執業試門檻太高，直指歐美國家的考生有四至六成合格，合格率不算低，反而是近年過多內地醫生報考，拉低整體的合格率。
陳沛然提出類似疑問：「執業試為誰放寬？」陳沛然曾撰文統計2012至2016年間的八次執業試，共有845名內地考生，是歐美國家的一倍，但他們的平均合格率只有15.7%。他說，過了執業試便可公開行醫，故必須以考試來確定醫生具基本的執業水平，保證香港醫療質素。
如果放寬海外醫生執業會導致本港醫療水平下降，也許沒有市民希望承受這樣的代價。然而，海外醫生的能力是否只能靠執業試判斷？合格率高低是否直接反映他們的工作實力高低？ 認可機制又是否可行？
新加坡甄選海外醫生的渠道不是執業試，而是訂立認可院校或醫療機構名單，當中就包括數家內地頂級醫學院。事實上，檢討海外醫生來港執業機制，目的無非是為解決本港醫生不足的局面，執業試與認可名單做法都是甄選的方式，未必與醫療質素是否下降關連，真正影響醫療質素的，是在各種甄選方式中是否能夠有效把關。
輸入更多海外醫生的選項，只能作為其中一個渠道解決醫生人手荒的問題，雖然並非靈丹妙藥，但亦不能避而不談，即使海外醫生爭議大，各方又如何達成共識，理清出一個可行方案至為重要。
難以制定「豁免名單」
由執業試存在意義、內地考生合格率低討論到香港能否跟隨新加坡採取彈性方式吸納醫生，而非強制性考執業試，陳沛然與黃任匡除了從專業角度解釋，還不約而同提出了另一大因素——政治現實。陳沛然認為：「新加坡是國家，可自行制定政策。香港是一個地區，難以做到國家層面的規劃。」他反問，若要制定「院校豁免名單」，香港是否能夠跟隨新加坡，不承認大部分內地院校的資格，只承認其中八間？
陳沛然又認為，院校質素難以計量及釐定，不能單以「QS世界大學排名」這類排名作為標準。他補充，吸納海外醫生是新加坡的國家政策，有國家級機構派員考察海外院校的質素，而香港只是一個特別行政區，難像新加坡般以國家名義與其他海外院校簽定協議，或派人到院校了解其質素。他形容香港處於「被動」狀態，只能盡量在不同範疇自行處理，因此他堅持劃一的海外醫生執業試是理想做法。
黃任匡則表示，如果仿效新加坡就海外醫生設立「豁免高質素院校名單」，能夠吸納高質素的醫生來，他並不反對，但質疑香港若在「豁免名單」上拒絕內地院校，「在政治上是否正確」。他形容香港是一個政治化的地方，若在立法會或行政會議討論時，必定有政治考量的成分，令事情變得過於複雜。
黃任匡補充即使放寬海外執業試門檻，亦會衍生內地醫生如何銜接香港醫療制度問題，甚至可能增加醫療事故的風險，「究竟是想要有質素的醫生，還是要夠人數的醫生？香港人又能否接受？」他強調，若要維護市民的健康，絕不能「將貨就價」，而最公平、客觀、簡單的方法就是考試。
對於豁免部分考試，如醫學英語考試是否可行。陳沛然反問如何去判斷哪些屬不必要部分。黃任匡認為，香港的醫療訓練制度和全世界大部分醫療文獻均是採用英文，故需有相當的醫學語言能力，才能與其他醫療人員溝通。他甚至提出海外醫生執業試應該要考核廣東話能力，確保考生能夠與病人溝通，否則消耗多餘的人力作翻譯，也是造成負面生產力。
部分醫生擔心影響利益
醫生若與病人「同聲同氣」，當然有助於判斷病情。公務員事務局前局長、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名譽教授王永平主張以「港人專醫」方式增加海外醫生，即吸引移民海外港人及其第二代回港擔任專科醫生，以求打破醫生不足的困局。王永平理解醫學界的顧慮，但他亦直言，醫學界反對放寬輸入海外醫生執業門檻，是有部分醫生擔心引入競爭，影響既得利益。
他指出，醫委會現時利用執業試劃一標準，從該會角度來看可以能保障海外醫生質素，但這種做法對執業多年的海外醫生必定造成障礙。王永平笑言：「我即使有港大教授資格，可以教公共行政，但自己若要重考高中試也未必合格。」他補充，考慮吸納海外醫生措施時應設身處地，倘若在海外事業有成的專科醫生，為何要重新報考一般醫生的考試，「又唔係絕望到要返香港搵工做」。
而香港能否自設「豁免名單」方面，王永平亦獨排眾議，認為正因香港實施「一國兩制」，港府有權制訂維護港人利益的政策，以符合香港醫療水平。他舉例說，香港由東南亞各地輸入家庭傭工，亦有權拒絕從內地輸入；港府出辣招遏止炒風，內地人買樓需繳付更多稅項等。他憶述回歸後參與是否輸入內地傭工的討論，政府當時認為放寬或會造成更多家庭問題，故維持現行制度。這些例子在在顯示港府有權因應自身情況，制訂適合政策。
回到最基本的問題，為何需要輸入更多海外醫生？王永平指出，香港醫生不足是客觀事實，即使本地醫學院每年均有醫科畢業生，但數目有限，難紓緩公立醫療系統的壓力。
除了討論放寬海外醫生來港執業，面對本港醫護人手不足，醫管局有何對策？請繼續閱讀：【醫生不足】人手短缺未來十年仍嚴重 解決醫生荒有何方法？
上文節錄自第140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2月3日）《考試與豁免之間 引入醫生解荒 有沒有第三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