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習特會】中美專家談貿易戰:北京需表現更平凡
作為2018年國際舞台上最後一個「大場合」,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的G20峰會牽動着全世界的目光,峰會期間決定中美兩大國關係的「習特會」尤為引人關注。圍繞習特會與中美關係的話題,《香港01》記者訪問了美國前副國務卿、基辛格智庫事務所副主席霍馬茨(Robert D. Hormats)、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時殷弘,以及澳門大學全球與公共事務研究所所長王建偉。撰文:楊語濤
此次G20習特會之後,中美能否突破此前的僵局?
王建偉:貿易戰不是令兩國關係緊張的最關鍵問題,現在要防範的是由於兩國關係下滑導致的地緣政治衝突。如果中美關係繼續這樣演變下去,新冷戰甚至是局部熱戰真的有可能發生,而這些情況都不符合雙方利益。特朗普其實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據傳他曾經對國安顧問博爾頓(John Bolton)說:「你知道我們的區別嗎?你喜歡戰爭而我不喜歡。」當然真偽無法考證,不過當中美分歧面臨失控時,美國也會採取正面行動。
比如,在中美關係緊張加劇的時候,雙方的國防部長在新加坡會晤了。前一段時間,因為美國制裁中國軍方,導致雙方軍事演習中斷,但很快也恢復了。中美之間停止了將近一年的外交安全對話也得以重啟,緊接着特朗普和習近平通了電話。這些轉折都很有戲劇性,中美關係可以用峰迴路轉來形容,這次兩國元首G20峰會的會晤也是一樣。
王建偉:回到貿易問題上面,持續了半年多,效果並不像特朗普想像的那麼好。雙方經濟都有損失,中國也未被打到趴下。雖然特朗普嘴上說還要繼續加徵關稅,但這種長久的消耗沒有哪個國家的體制可以承受。而且,美國有選舉周期,這意味着美國的領導人難以制定長遠的規劃。
美國中期選舉之後,特朗普團隊差不多要到明年下半年才開始籌備總統大選,所以這段期間是中美關係的視窗期,也給中美關係的改善帶來了更大可能性,因為美國不需要為了政治原因突出對華強硬。所有這些因素疊加,讓中美透過G20峰會改善關係的可能性加大。
時殷弘:這次習特會是不是取得了基本的協定,需要至少一周、一個月甚至三個月後方可判斷。注意是「基本協定」,並非諸如「中國從美國進口多少黃豆、多少醫療器械」此類小協議。
習特二人會面後中美達成的結果,可謂兩國當下能達到的最大協議,也即貿易戰「暫停一半」。什麼叫「暫停一半」?就是一方面,中美「無限期暫停」對互相進口產品加徵高關稅;另一方面,即美國對華高技術發展和高技術貿易的封鎖限制變得愈發嚴厲廣泛,這在很長時間裏都不可能改變。
中美關係目前的癥結究竟是什麼?
時殷弘:特朗普要求過於嚴苛。第一,中國政府必須停止所謂的「盜竊」美國智慧財產權;第二,中國政府必須停止強迫在華美資轉讓技術;第三,中國政府必須停止給予中國國企種種特惠,特別是像石油等行業的國有大公司,必須停止對其發放巨量補貼。
中國本來準備做的讓步、可以許諾的讓步,特朗普認為不可接受——11月1日習近平與特朗普通話後,副總理劉鶴也與美國財長姆努欽(Steven Mnuchin)通了電話,沒過幾天中國就向美國提交了一份包含142項內容的「優惠清單」,但特朗普一再表示對這份清單不滿意,沒有涉及他的核心要求。
時殷弘:事實上,中國已做了能夠做出的實質讓步。從貿易戰正式開打,到11月1日的習特通話之前,中方的態度是可以恢復貿易談判,但美國必須平等待我,且要講誠信,但美國都沒有做到。可是,中國仍然願意談判,還安排了首腦通話,這是第一種讓步。
第二種讓步是,中國的態度一直是先恢復談判,才能談出相互之間怎麼讓步,但在習特通話、劉鶴與姆努欽通話之後沒幾天,中國就提出142項「優惠清單」,這已經是「空前讓步」了,但特朗普認為不可接受。當然,中國政府接下來或許會調整發展模式、產業政策。但是特朗普要強迫中國簽訂「城下之盟」(forced agreement),從目前來看,可能性並不大。
Hormats:多年來,美國認為中國加入國際經濟秩序會引發中國的內部改變,在經濟上能變成真正意義的市場經濟導向社會,在社會制度方面也會變得與西方國家更接近。
但現在,美國人發現這個想法太過天真。中國的改革開放並不會讓中國在制度上靠近西方,相反,中國始終堅持保持自己的中國特色。
針對目前中美之間的問題,我認為關鍵之處是美國不能用冷戰思維看待中國,甚至遏制中國,因為美國無法壓制中國的發展。就觀察所得,中國在面對壓力的情況下依然會以較快速度發展。美國需要找到一種全新的方式與中國相處。儘管特朗普說,「貿易戰很容易勝利」,然而回顧歷史我們都知道,貿易戰不可能有贏家。
王建偉:不必迴避的一點是,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美國在某些方面對中國有特殊待遇。但隨着中國經濟快速崛起,很多美國人認為不能繼續這樣下去,因為經濟實力的對比發生了很大變化,從美國的角度來看,這是有一定道理的。
當初中國國內討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時,有反對聲音認為加入WTO將摧毀中國的市場和工業。但事實證明,加入WTO對中國的發展有好處,這些反對聲音有些過慮。現在的情況有點類似,中國在經濟上的做法有很多方面也到了需要改變的時候。
姑且不論過去誰佔誰的便宜,現在的情況是,如果不加以改革,中美之間的經貿關係很難長期維持。這樣其實能倒逼中國國內經濟體制改革,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從這個角度來看,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若想改變目前的困局,中美雙方需要付出怎樣的努力?
王建偉:從中國的角度來看,要注意內政對外交的影響。中國愈來愈接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應為其他國家提供一個不同的選擇,西方則解讀成中國要取代美國。主觀上說,中國當然沒有這樣的企圖,也再三否認。但還是引起了美國的焦慮,這也是兩國關係下滑的基本原因。
改革開放之初,西方世界很歡迎中國國內改革開放,所以願意在很多方面給中國特殊待遇。但是現在,中國內政對外交的加分作用已不像過去那般明顯,甚至起了反作用。
王建偉:其實,這裏有一個兩難的問題,中國需要在宣傳方面對內提振信心,從國內治理的角度也有這樣的需要。但其對內提振信心的方式,卻在國際上引起了焦慮。中國發展到現在的經濟體量,需要開始考慮內政的外溢效應。
中國在崛起過程中應該保持平常的心態,中國不會走國強必霸的老路,中國也沒有必要這樣做。現在中國基本上已經很強大了,所以在宣傳上沒有必要過度強調。強大的時候表現平凡的一面,才能讓國際社會更容易在心理上接受一個崛起的中國。所以,如何把握國內國外兩個大局,使其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抵消,便顯得非常關鍵。
Hormats:我認為中美主要需要解決的問題有三方面:一是在智慧財產權保護方面,應該進行持續性的工作組級別會議,商談具體問題如何解決。不是要求中國在法律體系上妥協,而是增加透明度;二是關於彼此貿易投資的問題,中美兩大國一定要避免保護主義;三是中美兩國需要各層級的交流互動,包括前政府官員的對話與溝通、各省州長、市長層級的交流,這些都有助加強相互理解。
以我的觀察,在美國,哪怕是對中國看法最負面的美國人,他們也沒有從意識形態的角度看中國。換句話說,這些負面的看法並非是將中國當成蘇聯。美國人長期以來堅持認為,只有西方民主制度才能帶來繁榮發展,但中國政府在某些方面(例如應急、救災等)表現出了比美國政府更優秀的一面,這在很大程度上衝擊着美國人的認知,需要花時間去消化。我不認為這是意識形態分歧,這僅僅是兩國關於何種方式才是更好的治理方式的爭論。
上文刊載於第140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2月3日)《中美專家齊談貿易戰 最好結果「半暫停」 北京需表現更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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