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話劇團】《親愛的，胡雪巖》北京演出 借古喻今力擊鐵牆
香港話劇團到北京演出當然不是新鮮事，早已有過多回。但是，我倒是頭一次因為想親身看首都觀眾是否接受，並且怎樣接受一個香港的粵語劇目而特意飛到北京去看戲。《親愛的，胡雪巖》到底是個特別的戲嘛﹗撰文：張秉權
或者香港人對胡雪巖有點情有獨鍾，過去二十年來，本地上演過五個不同版本的胡雪巖。不同演出對這個傳奇人物着墨自然各有側重，但是白手興家，因資助王有齡鬻官而發迹，交上左宗棠而扶搖直上，辦錢莊開當舖，買賣茶葉生絲，購軍火，開藥局，叱咤風雲於官商兩界，又結交民間社團（漕幫），但終於因身陷左宗棠與李鴻章的矛盾而一敗塗地……這樣的基本情節都不會沒有。不過，高陽寫胡雪巖用了六冊小說近三千頁 （台北聯經版） 的篇幅，舞台劇當然不可能兼顧得巨細無遺。看不同版本怎樣取捨演繹，正是其中趣味所在。
眾多舞台版本胡雪巖
中英劇團的《紅頂商人胡雪巖》於1999年公演，由古天農編導。他的劇本編得好，把個人傳奇跟晚清歷史以至官場矛盾，穿插得有條不紊，所以胡雪巖的自信、疏爽、急公，以至好財色、要面子等性格，以及要發展民族資本的理想，都刻劃得立體。 主角李鎮洲也表現得神采飛揚，生動可觀。
接着的2000年，潘惠森已經寫成《親愛的，胡雪巖》，以之作為眾劇團的創團演出，由蔡錫昌導演，主角是陳煥球。在中英演出僅一年多之後立刻推出「另本」，潘惠森自然有他的想法，既不停留於胡雪巖的一生傳奇，也不以重現歷史事件而自限，因此我們會在滿台清末角色中聽到「觀察」、「探討」、「資料搜集」等現代用語，更重要的，是劇中穿插的〈黑洞〉、〈祭鹿〉、〈雪溶〉等場次，都是以非寫實的舞台意象，直探角色內心世界，透視一些從劇中人出發而超越劇中人的普遍人性。潘惠森有意拉近胡雪巖和我們的距離。
2008年，「春天戲曲發展」和「漢風戲曲新創念」合作推出「新編戲曲音樂劇」《胡雪巖》，這是兩團體成為屯門大會堂場地夥伴的首個演出。劇本是內地作家徐衍棻的，梁漢威演的主角有不少動人的抒情片段。
然後，便是2016年和今年的香港話劇團版了，由司徒慧焯執導，重新演繹潘惠森的劇本。因此，這個2018年版是我看過的本地第五個胡雪巖舞台版本了。這個版本在兩年前的基礎上重新製作之後，在八月底至九月底更巡迴於廣州、深圳、上海、天津和北京五地，北京是最後一站，而我看的是最後一場。演出場地是天橋藝術中心有一千個座位的「中劇場」。
司徒慧焯這次處理和兩年前的截然不同，他明確選取一條簡約美學的路線。路線選對了，潘惠森「這個」作品的「本來面目」於是得到最適合不過的演繹 ——以至提升。簡約美學從佈景開始。兩年前的版本由何應豐擔任「場景構思及製作設計」，在舞台上呈獻出一個肌理豐富的世界，卻使大會堂劇院的演出空間顯得逼仄不堪；今趟由上次擔任「聯合及執行佈景暨服裝設計」的王健偉擔正做「佈景及服裝設計」，繼承了何應豐的「潘多拉盒子」構思，並因舞台簡約而讓它的作用放大，更貫徹始終。
戲未開始，舞台上只見一個箱子放在中央，燈光照着它。中場休息時這個箱子也是靜靜的放着，是暗黑舞台上的焦點。打開它，故事就開講了。箱子也可以搬起來，讓胡雪巖站上去。箱子裏滿裝着的是胡雪巖的，近代中國的，以至無數人的故事。簡單的深色布幔既是側幕，便利角色上下場，在張國永出色的燈光設計下，更創造出靈活可能和想像空間，即使表現的是胡雪巖的堂皇大宅，仍綽然有效。
佈景設計更成功的是演區後方那堵半圓的、圍攏着一切的鐵牆。上面繪畫着的彷彿是連綿的山脈，後來隨着情節發展或又可以解讀為胡的「雪」與「巖」。上下半場終結前的兩次擊打，更賦予它宏大而深遠的文化意義。上半場最後一場，胡雪巖回到戰亂後的杭州老家，舞台簡約而劇變在人：胡母給死屍嚇呆而完全失常了，胡妻描繪那個人們爬進來想找吃的卻找不到，竟沒氣力爬走而餓死，終於在胡家天井積屍如山的場面……戰亂破壞如何深重，一切如何恍如隔世，鮮明得令人驚怵。胡雪巖喘定後，扶起歪倒的椅子，站到上面去，同時拖起扮演屍首的眾人：「起！」眾人乃紛紛起來，衝往後方，大力擊打那道鐵牆。然後才是中場休息。及至全劇終了，全盤失敗的胡雪巖要搬家了，在眾人都離開了之後，胡孤身靜坐良久，再一次衝向後方大力擊打鐵牆，只是今次擊牆的是胡雪巖自己。這分明是魯迅筆下的「鐵屋子」啊！
魯迅在《吶喊．自序》中說，在沒有窗的鐵屋子內讓國人昏睡而逝，儘管死得安然，給他的吶喊喚醒過來卻撞不開鐵屋子，反會死得痛苦，「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世界變得太快，上海升起的第一盞電燈，讓胡雪巖感到惶然。但是，作為眼光放得遠的先行者，失敗的胡雪巖始終讓人無限嚮往。今天的世界變化得更是急劇，導演一再安排的力擊鐵牆，有意無意之間回應了魯迅的比喻，蒼茫天地，昏睡者仍多？
活潑的敘事策略
下半場一個重點情節是胡雪巖開藥局，為自己打造出新的社會身份。他儘管最後失敗了，也不肯重金出讓這塊藥局招牌。所以，「胡慶餘堂雪記國藥號」正式開業必須搞得隆重。編劇也因之安排了一場「祭鹿」儀式。這「鹿」在戲中充滿了象徵意義。打開舞台上的箱子，就是表演奔鹿皮影，而整個戲就開始了；最後皮影戲完了，箱子關上，胡雪巖的戲也就完了。鹿，就是胡雪巖自己。兩年前的祭鹿儀式是一段獵鹿舞，這次卻給刪去，無疑簡約得太過，這是「新版」最明顯的瑕疵。
「新版」最值得稱道的，我認為是賴老四這人物的塑造。這是編劇、導演和演員（皆為劉守正擔任） 共同創造的美妙成果。從角色的結構功能角度看，胡雪巖得勢失勢如此大起大落而能成功演繹，除了倚靠編與導以寫意手法大手筆地推動史實情節，又聚焦放大於人物關係與情懷，再加上潘燦良的準確演繹外，也得力於劉守正的賴老四無縫地跳出跳入那種靈動而活潑的敘事策略。正如一開頭是劉守正（那時他還未進入角色身份） 以皮影戲講故事，到戲臨近終了，一起弄皮影的還加上胡雪巖／潘燦良，是他們兩個人一起合作表演這個傳奇。賴老四由抽離敘事的講故事者，漸變至一邊以角色演戲一邊向觀眾敘事，以至以傳統說書人的口脗說：「個古仔點呀？你哋睇落去咪知道囉﹗」過程非常順滑。
賴老四這角色的成功，更要從象徵意義的角度看。易卜生在1857年說：「在生活中，每一位傑出人物都具有象徵性——從他的命運、他與歷史發展結果的關係來看都是如此。」胡雪巖當然是個傑出人物，潘惠森寫出這個晚清故事，有意識地讓他影影綽綽之間進入本土語境，擁有當代靈魂，戲中更以「鹿」為喻，強調胡是以本能驅動一切。他的仗義疏財是否真的那麼有道德價值？他走出一條比較先進的路是否真的那麼值得欣賞？抑或他只是覺得過癮而已？假如國家需要，他願意為神，但這或許僅僅是他為了滿足自己。其間分際，孰先孰後，孰輕孰重，其實分不清楚。這種動機上以至道德價值上的模糊性與互相糾纏的關係，正是這個作品的美麗處。
伯樂與千里馬
同樣的模糊也體現在賴老四身上。他是個虛構人物，出身低微，剛上場時用胡雪巖的話說竟「倒霉到搶雞爪吃」，然而他遇上胡雪巖，而他又懂得抓緊機會，更自知不足而努力上進。改變他一生的既是胡雪巖，更是他自己。他與胡雪巖，因此成了互補的角色。哈姆雷特死前，囑託好友霍拉旭將他的故事流傳開去；而賴老四呢，卻先知先覺地要做寫胡雪巖故事的第一個人。他本是一匹駑馬，因懂得不斷提升自己，乃自比千里馬，胡雪巖就是他的伯樂。他真的是千里馬？抑或他只是幸運地遇上個為滿足本能而行事的，所謂「伯樂」？
一鹿一馬，互相映襯。我透過天橋藝術中心劇場內的呼吸，感受到北京觀眾慢慢進入戲的風格，投入了胡雪巖的故事，而在最後賴老四以韓愈名句「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讚美胡雪巖時，觀眾竟由衷地鼓起掌來。在亂世風雲實業救國官場矛盾這些宏大課題之外，兩位一真實一虛構的南方人物，就是這樣讓北京觀眾接受了。 但願自己是千里馬，更願得遇伯樂，應是普遍而永恆的吧？
張秉權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主席、香港演藝學院前人文學科系主任、資深劇評人、戲劇研究者、戲劇教育工作者
上文刊載於第135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0月29日）《在北京看粵語話劇《親愛的，胡雪巖》 借古喻今 力擊鐵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