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價明星】粉絲經濟造就流量明星 小眾藝術家無人尊重
根據騰訊的統計，如今內地片酬最高的幾名頂尖明星，例如鹿晗、楊洋等，片酬報價超過1億元人民幣。央視財經頻道2016年的報道亦指出，吳亦凡當年的片酬報價已高達1.2億元人民幣。諷刺的是，儘管這班流量明星擁有極高關注度，卻很難尋覓到他們有任何優秀作品，其主演的影片和電視劇，劇本和演技皆劣評如潮，在影視評論網站上的得分極低。
上文提到內地天價明星引發貧富懸殊爭議，網絡上曾經流傳這樣一句話：「將軍孤墳無人問，戲子家事天下知」，以此來諷刺當下人們對明星過度關注，失去了社會本來應持守的價值取向。
重溫：【天價明星】離地片酬折射內地娛圈貧富懸殊 點擊率就是一切？
美國經濟學家Matthew B.Crawford解釋，「注意力是一種資源，且每個人都是有限的。」人類能夠把注意力集中在處理信息的能力有限，換言之，注意力是種有限的資源，並與人類無限的慾望形成對價關係，這是時下一種新經濟模式，流量明星和網紅效應正是注意力經濟的產物。
流量明星 要人氣還是作品？
部分佔據天價片酬排行榜的明星，還總是製造話題來博取關注，甚至不斷觸犯法律邊緣。弔詭的是，從出軌、吸毒到偷稅漏稅，縱使負面新聞不斷，但當製造的話題愈轟動，觀眾卻愈興奮。圍繞明星生活的話題，娛樂性遠大於明星本身的藝術價值。很多人認為，這喪失了影視行業存在的初衷，優秀的影視作品才是這個行業的消費者應該得到的。
在互聯網數據稱霸的時代，如果僅僅關注這些「流量」，勢必會帶來影視行業的泡沫。很多一線演員早期亦曾拍攝出一系列優秀的作品，但在流量勝過一切的情形下，製片方往往利用市場唯數字論的特點，使得演員要靠吸引流量來體現價值，愈來愈關心、甚至過度重視營銷和包裝能力，忽視了自身的演技，最終消耗了行業潛力。因此，流量明星如何權衡人氣和優秀作品的產出，是一個重要的指標，考驗這些在娛樂圈摸爬滾打的明星心中是否有一桿秤。
粉絲經濟 沒距離感的瘋狂
拋開市場因素，流量明星吸引了許多90後、00後關注追隨，令不少人擔心年輕一代的審美和價值觀會受到扭曲。人們渴望得到的精神滿足，慢慢變成不健康的粉絲效應。早前粉絲眾多的流量小生吳亦凡參加綜藝節目《中國有嘻哈》，被觀眾批評沒有實力，網上立即就有人說千萬不要得罪吳亦凡，否則就是和十億人作對，描述的就是這種「粉絲經濟」下的瘋狂。
90後女孩小楊是內地一個男子團體的粉絲後援團團長，她說，民間粉絲組織數量巨大，且消費力強大，他們會為了喜歡的偶像自發組織定期的應援（即為了喜歡的明星配合演出、統一服裝支持或捐錢送禮品等行為）。問她為什麼會崇拜這些流量明星，她說最早接觸這些偶像團體是因為經常「刷微博」和看電視，而時下當紅的「流量擔當」，大多數是選秀出來的明星，此類偶像模式注重造星過程，讓粉絲覺得偶像離自己很近，沒有距離感。
對於流量明星不需要好的作品，僅僅依靠年輕靚麗的外表和頻繁在社交媒體上曝光就能在娛樂圈立足，小楊坦言這是一種同齡人吸引同齡人的效應。
對這班成為娛樂消費主力的年輕人來說，崇拜流量明星是令自己跟上時代節奏、彰顯個性的方法。粉絲經濟成為當下文化產業流行的經濟之一，無可厚非。但關鍵的是，粉絲們崇拜的偶像是否真的值得這種經濟收益？事實上，粉絲在追星過程中也時常會問自己這個問題。當喜歡的「愛豆」（網絡流行詞，英文idol的音譯，意為偶像）出現負面新聞時，小楊也表示無奈和迷惘，「有的時候會覺得他們在炒作。」
當少男少女前赴後繼追捧這些讓他們自己也迷失的偶像，把大量金錢和注意力投注在他們身上，將他們捧上了財富和名氣的神壇，這個時候，偶像們需要去做出榜樣，樹立自己的形象。畢竟，作為公眾人物也好，作為有回收的付出者也好，他們終究需要拿出本領和用作品說話，而不是用虛假的炒作人氣去欺騙粉絲。
人才「出走」 付出應得到回報
除了警惕天價片酬的影響外，要重構娛樂圈健康的生態平衡，還需關注那些被忽視的實力派藝術家。誠然，一道限薪令可以慢慢控制愈演愈烈的明星天價片酬，但要改善圈中的「貧富懸殊」現象，平衡那些真正需要被尊重的付出者與天價明星之間的酬勞，或許可以從改善他們的生存境遇着手。
內地青年導演胡波自殺是一個令人唏噓的悲劇。2017年10月12日，胡波在家中自縊身亡，一年後的10月，他的遺作《大象席地而坐》在第五十五屆金馬獎入圍了六項大獎，但是這些他再也無法看到了。這個才華橫溢的導演自戕原因複雜，但其中有一條讓人心酸不已：因為創作作品始終無法得到回報，導致生活窘迫困境，無法支付350萬元人民幣買回自己作品的版權，而走投無路。
這不是個例，天價片酬突顯內地影視產業是一個付出和回報比例兩極分化的行業。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此前也被爆出流失青年話劇演員，「他們都跑去拍電視劇了」。
中國戲劇評論家劉平早前對傳媒表示：「我聽聞一場話劇和一集電視劇的酬勞差別起碼是幾十倍，甚至上百，差距非常大，這就是為什麼青年演員都跑去演電視劇了。」他認為這是文化體制深入改革需要解決的一大問題。
香港獨立製片人連偉林（Wallas）說，天價片酬多多少少影響了整個行業的生態環境。貧富差距造成了娛樂產業人才出走，缺乏市場和扶持的嚴肅藝術和小眾藝術，缺乏粉絲關注的小明星，他們的付出和報酬不成正比。Wallas舉香港的電影工業為例，香港一般製作片場的基本技術人員工資一天可達1,300港元，甚至兩千多港元，按比例換算，這個日薪遠高於香港普通僱員的平均月薪（政府統計處數據顯示，2017年香港僱員月薪中位數是16,800港元）。相反，內地同等工種的日薪只有一百多元人民幣，按照內地薪酬調查比較，低於內地普通工薪階層平均日薪（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7年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月薪約6,200元人民幣）。
環顧其他地區，無論是荷里活還是日韓，都已經擁有相對完善的娛樂文化工業體系，當中包括明星培養機制。韓國更把明星產業當做文化軟實力來發展，設立文化產業局等機構。當整個行業成為工業鏈的時候，每一個明星都是標準化、工業化的產物，每一個明星均有作品和能力，他們的酬勞也是監管機構、經紀公司及粉絲等多方考核效益的綜合，不會有離譜的天價，並且形成了良性競爭。
每一個勞動者都該獲得應有的報酬，投資者和消費者的錢應該用到更需要的人身上。儘管香港電影市場不大，但始終有許多人願意為之付出，這和產業對人才的重視是分不開的。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是政府部門創意香港及公營機構電影發展基金支持下的融資平台，對電影人提供開放平台；內地的FIRST青年電影展也是致力於推廣青年電影人的作品。更不提荷里活和日韓這類影視產業工業化的地區，對產業鏈中每一顆「螺絲釘」都予以尊重。
這些平台和機會如雨後春筍般開始出現，正試圖通過機構機制來協助行業中每一個付出勞動的群體，讓從事影視行業的人看到機會和希望。限薪令的出台是一劑清醒劑，讓內地影視行業認清流量明星的溢價效應正在帶來負面影響。無論如何，這場打破演藝界不合理的貧富「懸殊」現象的戰爭，注定任重道遠。
上文節錄自第135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0月29日）《天價明星折射娛樂圈「貧富懸殊」 誰來尊重沉默的大多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