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本港科技發展步伐緩慢　鄧兆星：別為用而用

「推動智慧城市，不是錢的問題，而是架構問題。」智慧城市聯盟空間數據基礎設施委員會主席鄧兆星博士說，智慧城市有四個重要的基石：政策、數據、科技及人才。2015年中央政策組（現為「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向策略發展委員會提交智慧城市研究報告；2016年有發展局的《香港2030+：智慧、環保及具抗禦力的城市策略》，再到去年創科局的《智慧城市藍圖》。看着眼前這堆文件，鄧兆星坦言不懷疑政府的推動決心，可是即使政府看見主導的需要，但在部門層面卻難以成事，結果在2016年前突破不多。直至去年，特首林鄭月娥宣布成立並領導高層次、跨部門的創新及科技督導委員會（「督導委員會」），督導創科及智慧城市項目，目前已召開四次會議，曾討論開放政府數據、智慧城市進度等議題。鄧兆星認為，現在評論督導委員會能力言之尚早，但這反映過去僅憑決策局建設智慧城市能力有限，力度不夠便難以做事。

他解釋，跨部門合作是必須的，在現行架構中局與局互不統率，部門間也有隔閡，當提及智慧城市，單是拿資料也成問題，例如要到地政署取地形圖、到規劃署拿規劃圖，同時還需要政府統計處的人口數據、經濟數據等，如果各項資料不能聯繫，便難以分析，遑論得出建設性的結果及改善建議。

以新加坡為例，當地在2014年成立「智慧國家計劃辦公室」，惟智慧城市涵蓋甚廣，涉及多個部門，辦公室經多次調整後，終在去年於總理辦公室下設立「智慧國及數位政府工作團」，由「智慧國及數位政府辦公室」及「政府科技局」組成，前者負責規劃新加坡智慧國政策及決定項目的優先順序，並推動政府內部轉型，由財政部、通訊及新聞部及總理辦公室等原本負責數碼政府及智慧措施相關人員組成；後者由資通訊媒體發展局改組而成，專責執行資通訊科技基礎設施的設置及應用。

開放數據是智慧城市的命脈，但香港政策匱乏，推動開放數據慢了幾拍。本為城市規劃師的鄧兆星，在土地利用和地理資訊系統應用兩個領域具有豐富經驗，他的博士論文便是研究如何結合地理資訊系统進行城市規劃。他指出政府數據及資訊理應是免費開放予公眾使用的，現實卻剛好相反，例如，如果要買下地政署提供的1:1000大比例全港基本地圖，動輒十多萬元，而政府統計處僅公開數據至「小規劃統計區」層次，範圍愈大，數據愈籠統便不利分析，「如果沒有高質素的數據，根本難以作出明智的決策，改善市民生活」。

他舉例，地政總署測繪處推出三維空間數據庫迄今，仍未完善，難以用作全面空間分析。這一套涵蓋全港的三維模型數碼數據，可標示建築物、基礎設施和地形等三種地物的幾何形狀、外觀和位置，但鄧形容此模型仍是相當粗疏，有些建築物只顯示大概外形，並沒有紋理影像圖，看上去白色一片。他慨嘆，如果政府能加以善用，為模型勾連環境、交通等數據，甚至與建築訊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BIM）結合，便可借用立體模型顯示樓宇溫度變化，了解熱島效應、屏風效應等對大廈溫度的影響，有助城市設計及規劃。

截至今年9月底，「資料一線通」網站載有逾3,200個不同數據集，當中有約2,900個數據集以機讀格式發放（包括JSON、XML、CSV等），其餘為圖像資料。在今年《施政報告》中，政府承諾政府部門須開放數據，在今年底前制訂及公布年度開放數據計劃。而創科局已在上月要求各政府部門提交清單，列明未來三年分別有什麼類型的數據能夠開放。鄧兆星認為，政府開放的數據已日漸增多，但可訂立數據的標準，要與時並進及質量並重，至於何時才完全開放，政府還欠公眾一個時間表。

在政府以外，私人機構沒有誘因公開數據，也是香港智慧城市發展緩慢的致命傷。由於本地開放數據仍處於基礎性階段，不少私人企業對開放數據有所保留，政府亦未有法規要求對方提供。鄧兆星強調，數據早已存在，是否開放僅事在人為，惟公私營協作共享數據仍有待加強：「（政府）可與私人機構訂立協議，設立監管制度甚至立法，在城市發展及保護私隱之間盡早取得平衡，（公私機構）總不能繼續一刀切以私隱為由拒絕公開。」

至於如何令創新科技如物聯網及人工智能普及，和在中小學擁擠的課綱加入STEM（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教育，無疑也是政府當前須面對的挑戰，但改善制度框架及執行問題，更是當務之急，前者關乎責任，後者取決於政府文化及心態。鄧兆星感嘆，即使公務員參與不少培訓，在制度的掣肘下，人人也接受慣性，深怕犯錯，「傳統（方法）也能把工作做好，為什麼要試新方法？做快了沒人讚我，但做錯了卻要受罰（承擔責任）。」使用新科技必然伴隨新風險，如心態不改，香港如何前進？

莫為用科技而用科技

談起九龍東，鄧兆星認為發展方向正確，惟細節仍有改善空間。如回顧規劃過程，九龍東是傳統工業區，正背負着轉型為核心商業區及試驗智慧城市的使命，他看見辦事處做了不少工作改善城市環境、行人流動、公共空間等的問題，但談到建設智慧城市，他忠告：「我反對為用科技而用科技，效果只會適得其反。」他舉例說，香港私家車數量不斷增加，要找泊車位難上加難，現時新加坡公路兩旁設有大型電子顯示屏，列出附近的停車場的實時空位數目，方便駕車人士決定泊車地點，這才一目了然。單純追求先進科技並沒有意義，一些已成熟的技術早已可便利大眾。

鄧兆星指出，為改善市民生活而善用科技固然重要，但智慧城市的精要在於，不單是利用各種科技或實體基建，整合城市的組成系統和服務，提升資源運用效率，加強城市管理和服務及改善市民生活質素，還要善用已有及從過程中搜集的新數據，更好地規劃城市。他觀察到，九龍東的試驗主要流於應用，甚少在前期規劃過程如基線研究中適時採用科技搜集或分析數據，如今九龍東新舊建築混雜，人車爭路，相當擠迫，如要改變或重新規劃舊區，更需以「智慧」找出病因，應對長年痼疾，而非治標式的應用科技，做最表面的工夫，否則智慧城市只會成為空中樓閣。

上文刊載自第135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0月29日）《從「起動九龍東」看三迷思　香港離智慧城市還有多遠》。

相關文章：【智慧城市】從「起動九龍東」看三迷思　香港離智慧城市還有多遠【智慧城市】香港追不上世界科技發展　吳文華：先改變公務員思維

瀏覽更多周報文章︰【01周報專頁】《香港01》周報各大書報攤及便利店有售。你亦可按此訂閱周報，閱讀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