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林鄭回歸施政公義 周永新：必須站在有住屋需要的市民那一邊
「我唯一要勸告他（黃遠輝）的是……」——土地大辯論曲終人未散，有聲音擔心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或會變成「翻版周永新」，連周永新也寄語，「希望他有心理準備，以我當時的經驗，事後很多官員都怕了和我接觸。」儘管如此，拋開與特首林鄭月娥的「恩恩怨怨」，周永新仍冀她在開發土地時回歸施政公義，保障市民的基本居住權，真真正正與普羅大眾同行。
「她（林鄭月娥）選完特首之後，就沒再找過我了。其實我都預咗。」年逾70的香港「社福界教父」、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呷了口茶，聳了聳肩。湊巧的是，他身穿「被林鄭同行」時的同款外套。
時光倒流至去年特首選舉倒數第三天，候選人林鄭月娥在競選專頁發布「周永新教授和林太與香港人同行」短片，引起社福界嘩然——自1980年代起出任各項公職、於2013年受政府委託研究全民退保的周永新，兩年後發表與政府意見相違的免經濟審查方案，結果屢遭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狠批，相識逾20年的兩人自此不相往來，周更遭政府冷待。
正當外界以為周永新在選戰關鍵時刻「轉軚」撐林鄭時，他向傳媒澄清指，林鄭透過中間人邀請他一起去深水埗探訪貧困長者，他認為可藉此表達社福意見便答應了，會面期間也知悉有人拍攝，但他強調「我不支持她……成件事我係被動……佢話我同佢『同行』，呢啲字眼係佢講。」
寄語黃遠輝 勿揣摩政府目的
一如周永新所料，事後他再次被「用完即棄」。難怪在土地大辯論諮詢期間，不少人擔心黃遠輝或步周永新後塵，即當小組意見不合當局心水時，就會被棄如敝屣。對此，「過來人」周永新看得淡然，只奉勸黃遠輝無論如何都要誠實反映市民意見，「千萬不要遷就、揣摩、評估政府想要或者不想要什麼結果。」
然而，經歷一次次與林鄭交手的希望與失望循環，周永新卻始終相信林太是有心人，惟現階段仍未展現出其施政決心。他曾言對梁振英政府「死心」，卻在林鄭月娥上任前夕，出版《創建公平和關愛社會——香港民生政策的得與失》一書，描繪對民生政策的憧憬，期望新政府可以創建他所嚮往的社會。
要在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中，追求《禮記》中《禮運大同篇》形容的「大同世界」，渴望着「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人人互助友愛、家家安居樂業……這說來似乎有點癡人說夢，但周永新從不曾放棄。他早在1994年出版《社會工作學新論》時，就以《禮運大同篇》為封面，當時更用毛筆書寫該篇章，貼在正對辦公桌的牆上，一貼就貼了20多年，一抬頭準能看見——「......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港人功利 鮮見集體爭權益
「在大同社會裏，人民看重『大家』的事，但現在大家只顧着自己的利益。」周永新說，香港從殖民時期開始，從未達致或接近他所嚮往的「大同」，因為信奉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家認為，只有當每個人都尋求自己最大利益時，社會才會繁榮昌盛，「儘管今天的資本主義已經變了樣，當大家看不到前景的時候，自保心態尤其強烈、只注重短期利益。譬如1960、1970年代，所謂的『獅子山精神』，其實是為『家庭』而非為『社會』拼搏，再如1980、1990年代，朋友相聚，第一句話就是，『喂，搞掂未呀？儲夠錢未呀？去邊度移民呀？』」
中大學者關信基及劉兆佳，曾於1980年代末版《香港華人之氣質》（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形容當時以移民為主體的香港人，有着一種「功利家庭主義（Utilitarianistic Familism）」，鮮少透過公民組織或集體行動向政府爭取權益。
「香港人如是，殖民官員如是，很功利短視的！可是，大家都只爭自己利益，社會就會大亂。」周永新提起《孟子》中《孟子見梁惠王》的經典對話——惠王問：「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您不辭勞苦遠從千里之外來，是否有什麼辦法使我國得利呢？）」孟子答：「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大王為什麼一定要談利呢？我知道的只是仁義而已......長上屬下互相爭奪利益，國家便危險了。）」
管治僵化 難回應時代變化
當社會亂了，官員就是時候做嘢了。「很多政策都不是透過長遠規劃而來，不是政府真的很有vision、想要打造怎樣的城市，而是社會亂到不可管治，政府不得不處理。」周永新慨嘆，麥理浩年代的「反貪污運動」及「十年建屋計劃」如是，衛奕信時代的「玫瑰園計劃」亦如是，「回歸以後，有什麼民生政策是值得讓我們驕傲的？是政府為改善市民生活而有所作為的？」
「世界變了，時代變了，但政府那種不思進取的管治思維，卻從未改變。」周永新指了指書櫃上一幅國父孫文的書法複製品——「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他說，政府的政策不可能一成不變，一定要以民心為依歸、要順應時代潮流；他又問，林鄭能否擺脫這樣的不思進取思維呢？她經常掛在嘴邊的「同行」，到底是和什麼人「同行」？是中聯辦還是地產商？
林鄭月娥候任特首期間，接受其母校港大社會科學院前院長卜約翰（John Burns）的訪問時，提到1970年代就學時期不時參加社會運動，例如改善油麻地避風塘艇戶的惡劣居住環境、支持已故前立法局議員杜葉錫恩為小販爭取權益的工作；她又自言有「非常強的正義感，想建立一個更公正的社會。」
然而，對於今時今日貴為一區之首的林鄭月娥而言，她所嚮往建立的「更公正的社會」，似乎走了形，變了樣，愈來愈無公義可言。以土地房屋問題為例，她對30萬輪候公屋家庭視而不見、對連升28個月的樓價指數置之不理、讓瓜分土地利益的商界予取予攜、對主導土地發展的權貴束手無策！
「她不是放棄了以前着重基層福利的觀念，而是還沒改變政務官的執政思維，認定以往的做法『行之有效』、公屋只提供給最不能夠自己解決房屋問題的人、要以置業主導房屋政策、要和商界保持partnership的關係。」在周永新看來，林鄭並非不能為，而是未有意識要作為，「畢竟那些思維很難打破，導致『土地發展』成了一個很大的緊箍咒，緊緊地箍着林鄭。」
在神話小說《西遊記》中，的確「無什麼鬆箍兒咒」，但在現實生活中，這個林鄭月娥作繭自縛的土地緊箍咒，卻是「解鈴還須繫鈴人」。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劍華去年曾撰《施政公義，社會公義，與香港政府的施政困局》一文，指出現實處境的種種不公，更容易令市民警覺是政治制度不公，不時會就分配過程的公允提出質疑，繼而導致政府施政舉步維艱。
超越固我 消弭社會矛盾
換言之，政府在追尋社會發展的同時，絕對也不能脫離公義和慈惠。正如自由經濟理論鼻祖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不但在《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提出政府應順應「無形之手」，還在《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闡述了正義、仁愛、克己及互濟等社會道德規範。
「行公義」也是周永新給林鄭月娥開發土地時的解難良方，即要放下己見和私利，做到公平和合理。
他早年曾在《信報》專欄撰寫《珍惜社會公義》一文，談到「社會公義」可以平衡人與人的矛盾、解決群體的衝突，以確保社會穩定；他又指出，「社會公義」所要考慮的，並非個人利益，也非單獨一方喜好，而是由整體角度出發，有時需要妥協，有時需要額外伸援，使社會不至於「上下交征利」。
正如哲學家羅爾斯（John Rowls）所言，人生來不平等，有聰明、有愚笨、有漂亮、有醜陋，我們無法改變這些事實，但可以改變人們怎樣對待這些事實——是錦上添花、火上澆油、還是對苦難者伸出援手？周永新說，所謂「一視同仁」的準則絕不足夠，因為有些人需要額外幫助，才可改變原本就是不平等的事實。
「我希望林鄭明白，土地在香港，雖然被很多人視為增加財富的工具，但在政府眼中，其價值應該在於為市民解決住屋需求、令他們成家立室、養兒育女。這是政府的責任，這樣做才叫『行公義』，不要經常想着如何增值。」周永新接着說，「我也希望林鄭明白，住屋是每一個市民的需要，但置業卻不是每一個市民的意願，請她視乎實際情況調整，不要盲目推高置業率。」他笑言，林鄭入讀港大社會科學系時，他正好任職中大，「沒有機會教她。」
上文刊登於第132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0月8日）《冀林鄭走出「行之有效」迷思 周永新：全民安居才是施政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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