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判清潔工】以價低者得招標 承辦商為掙錢犧牲工人薪酬福利
檢討公共服務外判制度的政府跨部門小組，短期內可望公布檢討結果，提出改善工人權益的措施。自1990年代起，特區政府牽頭實施外判制度，將公共服務包括清潔、物業管理交予市場，惟廿年來，有關外判制的批評此起彼落，觸發外判工罷工、抗議事件，去年底有海麗邨清潔工工潮，近有觀塘垃圾站工友抗議遭不合理對待。外判制本意是提升服務質素及效率，卻成為政府壓低成本的手段，一眾前線員工成為勞動金字塔中，最不被尊重的底層。究竟這些是社會發展的必然，還是制度的缺失？
超強颱風「山竹」上月吹襲香港，城中滿目瘡痍，交通接近癱瘓之際，一眾外判清潔工卻趕緊回到崗位清理垃圾。「（公司）點會理你點返工呀！」69歲的強哥有氣沒氣地說。他是食環署的外判清潔工，每早到上水站頭打卡後，便乘小巴到由他一人獨力負責的村落工作。颱風過後的清晨6時許，即改掛「三號波」後約一小時，強哥便開工，他說公司規定在「八號風球」除下後兩小時要回到站頭，但因為自己的住所鄰近站頭，半小時內回到便成了公司理所當然的期待，當時交通仍未恢復，他只好以單車代步，繞過重重塌樹障礙回到公司，殊不知這只是狼狽的開始。當天街道垃圾倍增，許多塌樹壓着運送垃圾的大型垃圾桶，強哥用一把檢來的爛鋸，不斷鋸斷殘枝挪出垃圾桶，才能開始清理街道，而公司從未提供相關培訓及器材，大家只能「執生」應變。
強哥說，自己所負責的鄉村有不少人種植杜鵑，莖上有刺以致經常弄破手套，甚至𠝹傷，但公司每月只提供塑膠及布手套各兩對，自己唯有多加留神。每當惡劣天氣，公司只給予一件反光背心，水鞋、毛巾、雨衣等裝備需自掏腰包購買。為了省錢，強哥只好以黑色垃圾膠袋充當雨衣，帶着一頂草帽，抵着滂沱大雨工作。他無奈地說：「平日執垃圾見到有合用的物資，便先自行收起來。」
三年來，強哥每周工作六天，日做八小時，26天的汗水只換來每月約8,900元薪水及220元的交通津貼。他不明白，為何自己在工作崗位辛勤付出，卻得不到合理待遇和裝備，鄉村道路崎嶇不平，手推車爛了數個月，公司坐視不理。但為了飯碗，他不敢怠工，期望多存一兩年錢便退休。在香港，惡劣天氣帶來的影響只是一時，但外判工的勞工權益受剝削卻看不見盡頭。
奉「效率」之名剝削工人
「我會形容他們是『苦勞工』：工時長、勞動強度大，職業安全及健康保障不足，所以他們活得很辛苦。」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黃洪道出外判工的本質。
1980年代初，信奉新自由主義的英美政府為公營機構引入市場手段刺激經濟。這股浪潮傳到香港，港府當時為提升經濟效益及服務質素，遂引入外判制提供公營服務，期望以市場運作滿足不斷增加的需求。據效率促進組（現稱效率促進辦公室）的政府外判服務調查報告，在2000至2012年間，政府外判開支由每年317億元增至629億元，合約數目則由4,389份升至6,456份，外判合約總數增加47%；非工程類合約在十年間急增四成多，物業管理、清潔及保安等服務外判合約有5,285份，佔整體外判服務逾八成。
政府聲稱外判制可提高效率，其實想慳錢，想用一元去做1.3元的事情，而不是同樣成本做得更好，看見外判工待遇每況愈下，政府真正目的就不辯自明。
報告又指出，政府聲稱採用外判制並非為削減開支，但多個部門轉採外判制後，可節省兩至四成開支。如房屋委員會在2001年進一步外判公屋管理服務，明確表明逐步將當時即將落成的18萬個公屋單位的管理及維修保養工作交給私人公司承辦，連同首階段的外判單位，到2004年外判單位的數目將達398,000個，佔全港公屋總數三分之二。在此之前房屋署早批出12份物業服務合約，平均節省成本兩成，如將因取消職位而減少的薪酬開支計算在內，估計整體外判工作計劃在十年間可節省達48億元。
過去十多年，政府不斷以外判形式提供公共服務。現時政府有約四萬名外判非技術員工，主要涉及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房屋署及政府產業署（產業署）四個部門，前兩者聘用最多清潔工，截至去年底分別有9,217名及6,274名。
理論上，政府期望透過外判，讓部門與私營服務供應商簽訂服務合約並付費，由供應商提供指定的公共服務；但在實踐上，政府以促進效率為名，一手把責任外判，一手為承辦商打開大市場，代價卻由工人承受，不單工資微薄，而且僱傭保障不足、裝備及生產工具匱乏、職業安全受威脅。在外判制度下，每份合約金額數以千萬元計，但最終能到工人手中的，卻是微不足道。
去年12月，長沙灣海麗邨清潔工友為追討遣散費罷工十日，當時約滿的承辦商誤導清潔工人簽署「自願離職書」，逃避支付遣散費，最後承辦商答允滿足工友大部分遣散費及加薪訴求，但並非每位外判工都能如此「幸運」，取回應得權益。承辧商壓榨工人手法層出不窮，不同程度的剝削每天在上演：除了威逼利誘員工簽下自願離職信外，外判商還會以不同方式剋扣工友年假；更甚的是，政府外判通常每兩年招標一次，在轉換承辦商時，即使工友仍在同一地點及崗位工作，在舊公司的年資卻不獲承認，變相減薪之餘，年假也從頭計算，長期服務金付諸流水。
送羊入虎口的「價低者得」
承辦商想盡辦法節省成本，歸根究柢是「價低者得」外判招標準則所致。據《政府採購簡介》，為取得最符合經濟效益的服務，因此各部門視「價低者得」為採購外判服務主要考慮因素。清潔服務屬勞力密集行業，勞力成本佔整體成本最大部分，如要壓縮開支，工人薪酬及福利定當首當其衝，因此「價低者得」引起承辦商之間的價格競爭，對工人待遇及權益百害而無一利。
多年來，黃洪關注勞工、社會保障及貧窮等範疇，對最低工資、在職貧窮等社會議題有深入研究。對他而言，設立最低工資有幸有不幸：「有了最低工資才稍為好些，四千多元月薪不再，現在工作起碼有八千元 ，但最低工資就是他們的工資，九成清潔工只拿到34.5至35元時薪。」
據勞工及福利局（勞福局）就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審議2018/19年度財政預算而提供的答覆，截至今年1月1日，四個主要採購部門合共聘用37,299名外判非技術員工，提供潔淨、保安、廢物收集等服務，當中有10,766名員工只領取時薪34.5元（圖一），即僅達法定最低工資，佔28.9%；約四成七（17,369人）領取多於34.5元至不多於36.5元時薪，工資低得只能勉強生活。而服務承辦商於標書中承諾要求非技術員工的每天最高工時，儘管保安員工時普遍較清潔工工時短，但整體而言仍有約五成一外判工每天工作最多10小時至不多於11小時（圖二），如果人手不足，外判工或會被要求替更、加班，因此實際工時可能更長。
在黃洪眼中，政府美其名是「提高效率」，實質是「慳錢」：「只是用一個更好的字眼去包裝：本來用一元，在外判制下用七毫子便做到；你（政府）現在是用一元去做1.3元的事情，這很明顯是縮減成本，而非用同樣成本去得到更多、更好的服務。」黃洪沒好氣地說，即使政府沒有將真正的外判目的宣之於口，但當工人待遇每況愈下，便已不辯自明。
上文節錄自第131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0月2日）《外判制千瘡百孔 小修補豈能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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