託兒服務短缺30年無寸進 陳婉嫻提三大解決方案
要爭取女性權益，很容易被人批評是「女性霸權」，今年陳婉嫻獲委任為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除了要回應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問題，她不滿過政府過去不正視在職婦女的託兒困難，過去30年幾無寸進，促進政府將託兒名額作入規劃指標、納入賣地條款及活用社區資源，釋放50多萬潛在婦女勞動力，既維護女權，亦有利家庭及社會發展。
陳婉嫻已年屆71歲，退出立法會議事堂後，依然活躍，每天忙得團團轉，在政治、勞工、土地規劃等方面發聲。今年初，她獲委任為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委員會列明的使命是「促使女性在生活各方面充分獲得應有的地位、權利及機會」，從提供有利環境、增強婦女能力和公眾教育三方面着力。她就走訪18區區議會收集意見，與其說陳婉嫻「重出江湖」推動婦女權益，其實更像回到從政的起點。
女性勞動參與率持續低迷
她年輕時賣布，見證不少女人因擔心懷孕而被炒，於是用布束肚，掩飾日漸隆起的肚皮，加上1960年代沒有產假，分娩基本上無薪，她於是投身工聯會女工工作委員會，希望借此為女性發聲。現在，懷孕婦女受到法例保障，不用擔心因而失去工作，亦不用再以布纏肚，本港亦有了侍產假、分娩假，但陳婉嫻認為，現今婦女卻陷入另一困境，生活彷彿較以往更艱難。
1960年代，窮人多，租金、生活費用卻不太高，經常是丈夫打工便能養活一家，太太可以專心打理家務兼照顧子女。陳婉嫻憶述，小時候家住灣仔利東街，她們一家就單靠父親一份糧生活，後來父親突然離世，母親便託鄰居代為照顧子女，出外謀生養家，「寡母婆養大五個人，她晚年在親友處亦很有地位」。她的母親並非特例，她見街口那糖水檔老闆亦如此捱大一家人，但時至今日，基層家庭若單靠一份人工，是否能支撐一家生活，實成疑問。
一份人工難以養起一頭家，雙職家庭自然應運而生。去年政府統計處公布，2017年中人口約738萬，當中女性佔約399萬人，而男性及女性勞動人口，分別約199萬人及約192萬人，勞動人口參與率為68.6%及54.8%。對照大部分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家的女性勞動人口參與率，均達到60%至70%，連傳統側重男主外女主內的日本，其女性勞動人口參與率亦有63.4%，而其他西方國家例如美國有67.6%、加拿大是74.3%，北歐國家如瑞典更達77.9%、瑞士77.2%，挪威亦有75.9%。
為何本地婦女勞動人口參與率長期低迷？參考統計處2016年資料，再對比不同年齡組別的勞動人口參與率走勢，可見由15至19歲到20至24歲兩個年齡組別的男女性勞動人口參與率大致相若，而25至29歲組別就成為分水嶺，女性勞動人口參與率較男性低於9個百分點，到30至34歲組別時，男女性勞動人口參與率的差距進一步擴大，前者達96%，後者只有74.9%，而且兩者的差距在60至65歲組別之後才見收窄。
對照本港女性初婚年齡中位數是29.4歲，首次生育中位數是31.4歲，反映結婚與生育直接影響女性勞動人口參與率。另一方面，細看從未結婚的女性數字，由15至19歲組別到50至54歲年齡組別，其勞動人口參與率均與男性相若，當中25至29歲到45至49歲期間的勞動人口參與率達到九成。
託兒服務30年無甚進步
生育對女性勞動人口參與率影響尤深，陳婉嫻歸咎於託兒服務在過去30年，根本沒多少進步，遑論跟上時代步伐，以致政府曾經推算的約50萬潛在婦女勞動力，仍然未能有效釋放而投入職場。30年前，她在工會工作時，見到女工友要在上班前，將子女帶到親友家中，善用午飯時間去買餸，下班時拿着一袋袋餸，急急腳走去接小朋友，再趕回家煮飯，每天如是，捱得一臉倦容。她萬料不到30年後的今天，在職媽媽依然如此。
截至去年底，社會福利署透過資助非政府機構提供多元化的幼兒照顧服務，包括資助獨立幼兒中心名額738個、附設於幼兒園的資助幼兒中心名額6,071個、暫託幼兒服務名額434個、延長時間服務名額2,254個及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名額954個。而按區議會分區及機構劃分的課餘託管服務名額共5,658個，而豁免全費名額有1,783個；當中以沙田區的名額最多，有631個，豁免全費名額亦有155.5個；名額最少的是中西區，只有99個，豁免全費名額僅32個。
鑑於現時幼兒照顧服務供不應求，政府已計劃由2018至2019年度起分階段在北區、觀塘區、葵青區和沙田區額外提供合共約300個資助獨立幼兒中心名額，亦計劃按地區需求分階段推出3,800個額外的延長服務時間服務名額。另外，政府鼓勵非政府機構在「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下設立幼兒中心，並探討以先導形式為將軍澳擬建政府辦公大樓的員工，提供100個由非政府機構管理的幼兒照顧服務名額。
紓緩託兒壓力三大方法
政府有增加託兒服務，但仍然不足夠，陳婉嫻指問題纏繞數十年，仍然未明顯改善，全因政府不肯面對，僅每年增加小量託兒名額，沒有從規劃準則處入手。她建議在《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中列明，每幾萬人要有多少個託兒服務名額，這才是長治久安之法。至於託兒服務欠缺土地，她建議政府在賣地條款訂定日後該處提供的託兒服務名額，若私人地產商願意遵行，賣地價格可以酌量調低。她還構思第三個方法是推動中產家庭與公屋基層家庭互補，例如十多年前，觀塘順天邨的家庭主婦，為鄰近警察宿舍的家庭照顧小朋友，幫補家計。
除了託兒問題，另一阻礙女性重投職場的原因是本港的長工時。瑞銀（UBS）2016年檢視全球71個城市15個工種，發現全球每周平均工時為36.23小時，本港工時冠絕全球，高達每周50.11小時，遠高於日本東京的39.5小時，對照普遍女性勞動參與率較高的北歐國家，芬蘭赫爾辛基是31.9小時，丹麥哥本哈根是32.63小時。
因此，陳婉嫻認為，即使本港標準工時立法遙遙無期，政府仍需着力研究推動彈性上班時間，甚至放寬育有幼兒的女性員工可以在家工作。她解釋：「有些託兒服務到傍晚六時完結，在職媽媽很多時仍未放工，難道要小朋友在街上流連嗎？如果可以讓在職媽媽或爸爸彈性上班，然後早點下班接小朋友回家，問題就解決了。」
上文節錄自第128期《香港01》周報（2018年9月10日）《 釋放潛在婦女勞動力 陳婉嫻促政府優先增託兒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