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9】支聯會步向30年 三代人如何繼續點亮燭光？
曾幾何時，由支聯會牽頭的六四晚會，四方響應，百川匯聚，在維園升起的萬點燭光寄託着香港人共同的心願；惟在近年政治兩極化、本土浪潮崛起的大時局下，平反六四的路，好像只剩下支聯會孤身走下去。
有人說「三十而立」，也有人說「三十而惑」。支聯會爭取平反六四明年便踏入第30個年頭，迎來的究竟是「立」還是「惑」？《香港01》找來分別代表支聯會老、中、青世代，亦象徵六四三代人的何俊仁、尹兆堅和鄒幸彤對談，在這堆混雜希冀、憂憤、蒼涼的文字之間，既是對走過的29個年頭的小結，亦是對如何繼續點亮燭光的前瞻。
六四30周年是何光景？或許，今日便能窺視。
何：何俊仁 尹：尹兆堅 鄒：鄒幸彤
問：明年是六四30周年，你們如何形容這個階段？運動是走向上坡路還是下坡路？
何：我不知道這條路是在向上還是向下，但有一點我很清楚：是在向前走。向着一個正義的方向走。如果你以人數多寡或支持度上落的角度來看，那麼這個運動是有高有低，最高在1989年的時候，有超過100萬人上街，但到了2000年只有兩、三萬人；到近幾年又超過10萬、15萬。所以我不能一面倒論斷，這是低還是高，但只要堅持下去，就一定會走到終點。
尹：我覺得所有社會運動都會面對着同一個景況，就是所謂的高低起伏。但我同意何俊仁所講，運動一定是在向前。經歷快30年，市民對於運動意義的解讀，一定會因着不同世代而有不同的看法，我覺得正常不過。老實說，就社會議題而言，平反六四，追究責任是香港市民的最大公因數，這點才最重要，反而集會人數高低，對運動的影響不大。
鄒：我覺得30年是一個階段，因為最初參與的人和直接有關係的人，包括「天安門母親」，有一代人已經去世。而當年目睹過那一幕的人亦開始年邁或者離去。現在我們來到一個要傳承給沒直接關係者的階段，是否可以成功轉接，不能再只依賴當年最受衝擊的人，而應放在一個長遠視角和歷史框架下，轉化成一個更長遠的運動……我們目前正正處於這樣一個階段。
問：你們分別代表了六四運動的三個世代，如果來個小結，六四於你們那一代人而言，分別具備什麼時代意義？
何：對我來說感受是最深刻的。六四發生的時候，我是香港社會運動其中一個活躍份子，當時我正全力爭取香港的民主。我那時候是太平山學會的會長，亦是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秘書處成員。這個民促會連同很多香港民間團體，一起爭取過民主版的《基本法》。當時《基本法》的草案尚未通過，是1990年才通過。
當八九民運爆發時，全港學生都出來了。學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全部已經在新華社門口靜坐絕食；到5月19日，我們不能再忍受，覺得義無反顧一定要站出來，其後李鵬（時任國務院總理）宣布戒嚴。到了5月20日，那天剛好有八號風球，民促會則肩負召集那天集會的責任。我們本身打算取消，但後來決定不要取消，繼續出來吧，就算只有100人也好，但怎料有5萬人參與。
於是我們就召集翌日的「521」集會，結果有100萬人參與；再之後舉行「民主歌聲獻中華」籌款活動，我們籌到2,000萬元，接着第二天的遊行有150萬人……
外間爭論是否「中國有民主，香港才會有民主」其實結論如何不重要，重要是大家都覺得彼此血肉相連、互相支持，這點才重要。
那個時候，我們每天都開會，不分晝夜，經常上街，亦參與很多集會。當時氣氛很緊張，一時說38軍入城，接着說學生綁住了軍人，一時又說27軍來，當時是以內戰來形容，我們叫大家「千萬不要開槍，要和平解決問題」。
當年的晚上集會，動輒以20萬、30萬人來算，逼爆維多利亞公園。那時候熱烈的程度，如果你在街上拿了一面旗子出來，隨時有幾萬人跟着你。那是一個這樣的年代。
在那個年代，我們不只是看電視，而是參與其中，成立支聯會，有些人「踩得更深」，乾脆跑到北京天安門，他們說：「現在站出來？不，我們直接上北京。」這之後就是救人、靜坐、反對鎮壓，再後期就是幫助他們（民運人士）逃離中國。這樣的年代，我們不會忘記。
有人說六四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啟蒙，我覺得未必是這樣，因為香港的民主運動有自己的動力存在，皆因大家都希望，香港回歸後要有一個民主制度。
反而，整個支持八九民運的運動，使我們更加清楚，內地政治的發展局面與香港息息相關。外間爭論是否「中國有民主，香港才會有民主」，其實結論如何不重要，重要是大家都覺得彼此血肉相連，互相支持，這點才重要。
如果我們堅持了29年，你都看不出當中的希望，看不出要跟政權鬥長命，那我更看不到，消極主義會帶來什麼好處。
尹：六四的時候我是20歲的高中學生。當時我們和一般中學生一樣，忙於應付公開試，那時亦沒有通識科，同學都着重學業多於社會議題，直到發生六四事件。雖然我們當時口中也經常提及內地的政治制度、專制極權，但那些都是很遙遠、搔不到癢處的討論，是學術上的討論。但六四事件一下子轟過來，非常震撼。何俊仁提及的幾場集會，我們都有參與，八號風球我和同學都相約一起遊行，那天的情景我今天還記得。
基本上，那幾個月我們都沒有上課。學校的老師在周會上說得哭起來，又會找同學分享，比起現在的氣氛簡直天淵之別。那時候我們上課都是在看報紙，留意形勢，然後老師會讓我們分享，可想而知當時社會是如何關注。我的家族之內，有長輩是工聯會幹事，經常幫勞工出頭，他們那時候經常和我們拗得面紅耳赤。所以，那個時候是很特別的，如果你說「佔中」期間有很多家庭發生衝突，我們那時候一樣經歷過。
對我們這代人來說，六四影響很大，我回想我當時的中學師兄、師弟，現在不少都投身於社會運動，或在民間團體佔一席位，不同社會領域都有。哪怕他們不是在政治世界之中，在某些時刻都會義無反顧走出來。我有點不同意何俊仁的說法。我認為，不少當年的骨幹，在公民社會運動中都佔據了重要位置，可以說，六四是香港民主的啟蒙。不是中英談判那種很「離身」的事情。
我們那代人現在還在（政治領域）的，單計我的大學同學，就有法律界選委潘熙、工黨麥德正、譚駿賢、蒙兆達，難以盡錄……比我再大一點的，譬如陶君行、蔡耀昌，依然是大家琅琅上口的名字。
所有運動都不應存在對沖關係，應是人和人之間互相交流衝擊令運動愈滾愈大，而非一個地盤，兩派人一起爭奪。
鄒：我對六四的印象是從上一輩聽來的，沒有切身參與過，主要的感受都是來自每年參與燭光晚會。我覺得對我們這一代來說，六四也是一種啟蒙，第一次去接觸何謂社會不公義，何謂社會運動，第一次看到原來人們可以為理想付上自己的生命。
那時候我還年幼，讀到絕食宣言覺得很感動，覺得世界上原來真的有這樣的事情。對於生活安逸的香港小孩子來說，六四是一種衝擊，影響我們長大之後的路向，以及怎樣看待社會。
我從小由長輩帶着參加六四晚會，所以從小就有這種薰陶，小時候沒有什麼主動性，但年復一年，那份感覺就會植入心底：見到沒有人去做，自己會想去做些什麼。我覺得這就是那個意義所在，讓你萌生「想做些什麼」的衝擊點。
問：有人覺得要求當權者平反六四不切實際，支聯會再爭取30年也不會成功，你們如何回應？
何：歷史上很多擁有權力的人，從人的本性來說，不會貿然將權力交出來，等於滿清時代亦有人提出修憲，談了很久，朝廷最終為了避免革命而妥協，但最終容許修憲的條件是「滿族人要千秋萬世享有特權」。那就沒有法子，最終逼出了革命。
將來亦會面對這種情況。當社會條件發展到全部人心背向，民意沸騰，政府很難再管治，加上有經濟問題、外來壓力，各方面有問題要解決的時候，她就不得不去思考（下放權力）。到時我相信有些人會比較清醒，因為歷史不止一次告訴我們，有些聰明人會站出來，以改革換取和平過渡，例如南非共和國前總統戴克拉克（FW de Klerk），就將權力放給民權領袖曼德拉。
鄒：平反六四有沒有希望，我覺得不是看當權者是否好人，而是看民間是否能凝聚到足夠的力量向當權者施壓。不論政權存在與否，六四也需要處理，真相仍要找出來，責任仍要追究。問題是我們能否凝聚這股力量，繼續追究。令我擔心的是，內地要求平反六四、追尋正義的聲音日益被打散，因為民間網絡被打得好厲害，唯一仍能凝聚力量的地方就只剩下香港。因此在這個運動上，香港真的是最後的希望。如果我們都放棄的話，這件事可能就真的會從此被淹沒，成為冤案，因此，我們香港人在這件事上更加有責任。
尹：我近年有些觀察，尤其過去幾年做（六四集會）糾察長的角色，留意到愈來愈多內地民眾參與，數字有顯著增加。他們的參加不會太高調，但明顯會好奇，樂意向大會索取單張。從他們的惶恐、既驚且喜的表情，很明顯，他們是一般民眾而非「觀察員」。我們舉辦集會的意義就在這裏。現在國內主要是在認知上出現脫節，但網絡長城終究可以被突破。可幸，香港是唯一可以持續29年來有數以十萬計人次參加悼念六四活動的地方。外界所說的「行禮如儀」，我並不同意。集會讓國內民眾有一個尋找真相的機會，而愈多國內民眾知道事件，平反的機會愈大，因此，我不希望那麼快就跳進「我不認為做這些東西有用」的說法。
如果我們堅持了29年，你都看不出當中的希望，看不出要跟政權鬥長命，看不出對當局來說是條刺，如果你都不認為這些是成就的話，那我更看不到消極主義會帶來什麼好處。抱着「我不參加晚會」這種想法不要緊，但你有什麼途徑發揮積極作用？對抗同一個政權，無論是上街遊行、民間宣傳，甚至是幫助國內民眾輸出革命，你有沒有做了什麼？愈是宣稱自己是「積極、勇武」的朋友，愈應該想想這點。我無意戲謔他們「無料到」，但大家都面對着同一個困局。我們工作的難度，難道支聯會自己會不明白？那種無力感大家都要面對，但我們選擇堅持，選擇透過「以戰養戰」聚集民氣，靜候時機。
我們不覺得用焦土、消極抵抗、鴕鳥政策會帶來轉變。我希望在這些位置上，我們能重新接軌，重新討論，哪怕你不認同我們某些表達的手法、形式或者論述，我們都可以討論、互動，總有些事情我們可以一起做。
問：本土議題是第三代無可避免接觸到的議題。有人認為，「本土」是與六四對沖，即本土愈膨脹，六四就會愈被擠壓，你覺得六四還能如何發展？
何：我早前聽到頗本土的陳景輝這樣說：最大的本土運動，就是六四。他質疑香港爭取平反六四的運動，不可能和本土切割，因為事情就是在香港「爆發」出來。六四已成為香港歷史中不能磨滅的一部分，許多香港人的內心感情世界都由六四構成，六四怎可能和本土對沖？當然，年輕人的心態是挺複雜的，他們在反對整個建制，以及面對社會不公，那些情緒都是混雜攙和的，需要我們立體地、深入地了解。反而移民外國、加拿大的那些人不會那麼反感，甚至會支持我們（支聯會）。我想，香港年輕人那種受壓感和無力感，只能以這樣的方式（反對支聯會）表達出來。
鄒：首先我覺得肯定不是對沖。這幾年本土勢力在減弱，但並沒有看到他們轉來支持支聯會，支持平反六四，所以我覺得，（六四集會聲勢減弱）更像是整個社會瀰漫無力感，多於和本土派對沖。現時整個社會參與社運的氛圍不濃烈，與大家覺得「做咩都冇用」的想法太盛行有關。其實，所有運動都不應存在對沖關係，應是人和人之間互相交流衝擊，令運動愈滾愈大，而非一個地盤兩派人一起爭奪。
尹：我沒有像阿彤看得那麼「大度」，我覺得是有點對沖的。在香港自稱「本土派」的人，會視與自己不同的人為「非本土派」，我當然希望我們之間沒有衝突，因為從我的角度，我們和本土派無論在本質上還是策略上，都沒有分別，但他不是這樣想啊。他不是這樣想，自然也就不會出席集會，結果就形成對沖了。但我看不到這是永遠的悲觀，第一，形勢改變了，從唯物史觀的角度，凡事都會經歷正反合，本土派在幾年間由零去到100，再跌到現在30、20，我覺得他們正經歷這個過程。任何這些正反合，都需要「合」，任何的不同政見，哪怕是最敵對的政見，要緩和衝突就要對話。我沒有靈丹妙藥，唯獨知道，凡事都要先有對話，有對話才能走下一步。
問：明年是六四30周年，你們希望見到什麼樣的狀況？
尹：希望不同的民間力量可以對話，壯大戰線。
何：我相信到時全世界都會有集會、反思會和研討會，也相信明年集會人數會創新高，但在預測明年情況前，先做好今年吧。
鄒：希望見到逼爆維園。
上文節錄自第114期《香港01》周報（2018年6月4日）《支聯會步向而立 三代人談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