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應提至70元 緩減貧富懸殊達雙贏
香港的最低工資政策推出近七年，為勞工提供保障得到了初步的成果。但最低工資現時仍低於理想水平，要保障所有勞工享有基礎而有尊嚴的生活，《香港01》倡議將最低工資提升至每小時70元，以推動香港經濟轉型，達到勞工僱主雙贏。
商界在談到勞工權益、最低工資議題時，往往高舉政府責任的大旗，但保障員工是僱主必須承擔的責任。而且香港大部分工會組織鬆散，欠缺集體談判權，勞方難以爭取合理工資。勞方（特別是基層工友）欠缺力量與商界討價還價，政府責無旁貸，必須主動適時改善最低工資，才能改變社會不公情況。透過政策規管，確保市民能負擔起在香港生活的基本使費，保證每個市民能活得有尊嚴，正是政府應該肩負的責任。設立合理的最低工資可迫使企業改善勞工待遇，補救嚴重的貧富不均問題。
重新分配資源 免勞工成犧牲品
不少先進國家已設最低工資，數據顯示最低工資有助收窄貧富差距，對經濟的影響不如反對者預期。事實上，最低工資只是以法律使「一次分配」更為公平正義，確保基層員工能真正按勞獲酬，它與經濟發展並無衝突。自最低工資於2011年5月實施以來，本地的數據顯示，最低工資並沒有帶來明顯的負面影響。不少低薪行業的整體失業率並未有大幅上升，部分行業更不升反跌。而且，員工被解僱或遣散的比率，也有減少趨勢，顯示最低工資實施後，並沒有更多員工被裁撤。最低工資對通脹的影響亦有限，2015年5月第二次調整最低工資至每小時32.5元後，一年間的平均基本消費物價通脹只為2.5%，屬合理水平。
大部分企業的營商環境主要受宏觀經濟影響，而非工資。以工資佔成本最重的零售業為例，其業務相當依賴內地旅客。自2014年內地旅客在港消費轉趨疲弱，零售業表現轉差。若將經營困難推卸到最低工資上，只是推諉他者。政府應思考如何開發內地旅客以外的消費客群治本。社會不應把勞工視為經濟周期波動的當然「犧牲品」，不斷剝削其應獲酬勞。
更重要是，最低工資能顯著改善低下階層勞工的收入，提高他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011至2016年間，工資中位數升幅達37%，平均每年5.4%；其中第10個百分位的升幅尤為顯著，高達53%。此外，收入只有入息中位數約一半的低收入在職人士亦見減少，由2011年第二季的568,100人（15.7%），下降至2017年第三季的433,000人（12.3%）。由此可見，最低工資的確能增加低下階層收入，改善他們的生活品質。
再者，提高最低工資可望提高基層工種的就業人數。從2010至2016年，女性和50歲及以上勞動人口均明顯增加，平均每年增長2.3%和5.4%，顯示最低工資提高後，令更多人願意重返勞工市場。同期工時中位數並沒有明顯變動，整體就業不足人口也從66,200人（11.9%）下降至43,700人（9.1%）。這顯示最低工資未有令僱主為了節省成本而刻意扣減工時。從這些數據可知，最低工資政策並非部分商界口中的洪水猛獸。不過，近年最低工資的檢討偏向保守，受惠人數愈來愈少，金額升幅只能勉強追上通脹，未能真正增加基層市民的可支配收入、分享經濟成果、縮窄貧富差距。在未來，政府應更大膽而有序地提高最低工資到不少於每小時70元，才能解民所憂。
最低工資委員會釐定最低工資水平時，會參考整體經濟、勞工市場、社會共融及競爭力等四大方面組成的「一系列指標」。然而，現時從指標得出的最低工資過於保守，能夠直接受惠的勞工日益減少。2011年首推最低工資時，直接受惠的勞工達27萬人，但此後三次上調最低工資，惠及勞工銳減，去年5月將最低工資上調至34.5元時，僅惠及約九萬人。
推動整體薪酬水平 不只基層受惠
現實上，不少低下階層仍然無法獲得有尊嚴的生活。香港的生活成本不菲，根據2014至2015年的調查，公屋住戶的每戶開支中位數達11,700元。假設將最低工資上調至每小時70元，每月的基本收入大約為11,000至15,000元（假設每周工時介乎36.5至50小時），其實只算是保障勞工家庭的基本生活條件。
更重要的是，70元最低工資不單有助扶貧，還可以推高香港整體薪酬水平。基層勞工工資提升，自然會帶動低、中層勞工工資上升，產生廣泛的漣漪效應，最終影響的並非只限於薪金比最低工資低的勞工。2011年最低工資剛實施後，除了工資第10個百分位大幅增加17.7%，中位數以至第90個百分位的工資亦相對提高；此後亦有相同現象，可見最低工資政策對整體勞工亦有利。當然，馬上將最低工資提高至70元，會產生很大的經濟與社會問題，難以一蹴而就，故應循序漸進，並與其他措施配合，才能盡量減低其負面影響。
分段朝70元上調 促進經濟轉型
美國西雅圖近年分階段大幅提高最低工資，值得香港參考。西雅圖市政府於2015年起，分階段地將最低工資由9.47美元增至15美元（約117港元），增幅高達58.4%，工資增幅會因應企業類型，以三至七年時間漸漸提高最低工資至目標。
就企業而言，勞力密集行業所受影響必然較大，尤其當中不少都是低薪行業。政府可以為它們提供特別的過渡性適應安排，例如在加薪過程中為這類中小企提供配套的稅務寬免，幫助它們過渡，以及將選定低薪行業與其他行業分開處理，安排較溫和的加薪時間表。
隨着社會與科技進步，產業轉型是自然趨勢；經濟愈發達的地區，勞工密集的工作應該愈少。不少低技術工作，如侍應、收銀員、洗衣店員等，都可以由自動化機械所取代，在歐美、日本等先進地區已很普及。但香港在這方面卻裹足不前，其中一個原因是勞工薪酬太低，令企業欠缺改革意欲。
另一方面，低技術工作的消失，意味這些行業的人手需求減少。從成本角度考慮，科技成本只會不斷下降，而工資則不斷上升，一旦科技的成本明顯比工資低，僱主自然會轉用自動化科技。既然自動化不可避免，我們更應該未雨綢繆，盤算如何輔助這些低技術勞工轉型才是正途。政府一直強調要發展智慧城市，正好應撥款資助研究，或資助中小企購入自動化設備，幫助企業升級，減低依賴非技術勞工。
而且提高最低工資，刺激消費，可以預期將會出現更多不同職位。2017年第三季職位空缺有71,149個，其中專業人員與輔助專業人員的增長更為可觀，分別達34.7%與11%。政府應投放更多資源到教育範疇，延長免費教育至大專程度，大量增加大專學額，確保有志進修人士皆能接受大專教育，並多開辦不同類型的技術學校，提供傳統學校以外的出路。
最低工資曾經被認為是毒藥，受到不少經濟自由主義支持者及商家抗拒。但回首香港經驗，輕工業在戰後至1970年代間為香港的經濟支柱，這些工業都以勞力密集為主。到了1980年代，內地改革開放，工資遠比香港低，結果使大量輕工業遷往內地；但從結果而言，香港經濟並沒有因此而崩塌，終於成功轉型成為金融都市。只要有計劃地推行，每小時70元最低工資並非遙不可及，而且可以成為推動經濟轉型的新助力。
上文刊載於第107期《香港01》周報（2018年4月16日）《推動70元最低工資 緩減貧富懸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