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貿易戰背後 中美結構性問題爆發
特朗普上周四(5日)發表聲明,聲言已下令美國貿易代表署額外對1,000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加徵關稅,以回應中方「不公平的貿易報復行動」。撰文:趙觀祺
特朗普在聲明中指,按照美國《貿易法》第301條的調查,「中國曾侵犯美國知識產權,不過中方無意改善貿易上不公平的舉動,反而實施關稅損害美國農業及製造業」,是故下令貿易代表署「考慮是次加稅決定」。特朗普指涉的所謂「不公平的貿易報復行動」,事緣其於本月3日向中國進口的1,333項共值500億美元商品加徵25%關稅,中國財政部隨後對美國大豆及汽車等106項商品加徵25%關稅以作回應。
貿易戰似戰非戰 特朗普力爭對華籌碼
美國中期選舉將至,中方針對美方的反制措施已引起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第一、二級產業工人)反彈,究竟特朗普在打什麼算盤?其一,綜觀中美近30年貿易史,美國對中國共計發動五次貿易戰,結果皆是通過談判解決,中國為此皆會作出許些讓步。特朗普也許天真的認為,中國會屈服。
從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Larry Kudlow)對美國國內的言論可見端倪,他先是在白宮對記者宣稱,貿易代表署目前公布的只是對華301調查徵稅產品「建議清單」,又謂在「未來至少兩個月內還不會真的付諸實施」,更期待「中國做出讓步,並與美國達成協議,展開合作」;後又對深受中方反制的業界人士指,貿易行動是「為了堅持自由貿易的法律與慣例,而不是為了貿易戰」,他「對市場的焦慮感到理解,惟認為不應該對貿易行動作出過度的反應」,「關稅政策可能不會付諸實施,美國現在的政策是迫使中國進行談判」。
其二,特朗普有鮮明的重商主義傾向,認為美國的貿易逆差就是將市場和就業拱手予人。加之,美國精英階層似乎有了一個共識,即使犧牲一些利益也要遏制中國的上升勢頭 ,特朗普如此做,可以得到除了草根階層之外的更多支持。
中方「奉陪到底」揭示東西變局
然而,特朗普的如意算盤能否輕易打響?習近平上台後,在外交上一改鄧小平時代「韜光養晦」方略,調整為「積極有為」,既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極力扭轉原來以西方價值與權力結構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在歐美孤立主義盛行之背景下,扛起全球化大旗,又在南海紛爭、中印邊境衝突等問題上維護了國家利益——如此一切,皆闡明特朗普此着似乎「捉錯用神」。
事實上,打從所謂貿易戰開展,中方即以不卑不亢的態度回應美方。有別於此前幾次貿易戰對美相對寬柔的態度,中國此次回擊迅速,作出一系列反制措施。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接受官媒訪問更指,「中方做法是被迫採取的,是克制的」,「中方是不願意打貿易戰」、「但是也不怕打貿易戰,如果有人堅持要打貿易戰,中國奉陪到底」。
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日前會見美國代理國務卿沙利文(John Sullivan)時,重申中方在中美經貿問題上的立場,要求「美方及早摒棄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的做法,停止對華301調查,通過對話協商的方式同中方解決有關分歧」,並直指中國將「奉陪到底」,「看誰真正堅持到最後」。崔天凱1996年以外交部發言人身份回應貿易戰時,以「中美知識產權分歧只能平等協商解決,對抗絕對沒有出路」為回應;22年過去了,「奉陪到底」背後的意義,遠大於字面本身。
中國重構國際話語權
這一句「中國奉陪到底」,深刻地反映出一個事實——世界正處於東西方結構性變局、邁入多元多極的國際格局中,中國意在重構失落百年的國際話語權——其話語權之重構並不限於「硬指標」上,是連帶政府治理、經濟發展模式(中國方案)、為世界各國提供另一種思維方式的一種話語權重構。中國崛起了,與身處西方價值與權力結構建制核心的「龍頭大哥」美國發生衝突,可謂必然,亦是前文所說的「關口」之義。
中國經濟「奇蹟式」增長了40年,當一個迅猛的「奇蹟」維持40年之久且仍在行進,自然會被研究、參考,甚至成為一種方案與價值。美國著名日裔政治學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上世紀90年代高呼西方自由民主制將是「歷史的終結」,謂其為「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然而20多年過去,福山期許的歷史終結並沒有到來。相反,「摸着石頭過河」的中國卻另闢大道,甚至在孤立主義於西方盛行的今天,扛起全球化大旗,成為國際政治中的一股穩定力量,走出一條屬於中國的道路——中國不走「西方道路」而冒興、甚至接替美國,成為全球化旗手的歷程,亦驅使西方學界(以美國為主)發展出「中國崩潰論」到「中國威脅論」,再演變出如今所謂「中國銳實力」(sharp power),用以「解釋」中國崛起。
美國未擺脫冷戰思維
正如學者鄭永年分析,當中國開展改革開放之時,西方期望中國會走上西方式民主道路,然而中國卻發展出自己的政治模式,甚至近年中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與各國一同協進全球治理並提出「中國方案」時,「西方就莫名其妙地感覺到了威脅」;更甚者,鄭永年指西方有人認為,「中國的威權主義政治體制已經對非西方國家產生很大影響,愈來愈多國家會仿照中國的體制……在西方看來,這是對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最大挑戰和最大威脅」。
是次貿易問題充分反映出美國(西方)對中國的誤解,甚至是其背後的冷戰式思維。特朗普在競選美國總統時強烈指摘中國,指其進行不公平貿易;這種論調背後的邏輯,是指中國存在着大量國有企業,國企受國家大量補貼甚至可謂國家的延伸,作為私人企業的西方企業不僅與之競爭並不平等,而國企在國際市場上的行為亦是政治原則高於經濟原則,此種被西方認為「國家直接干預」的經濟模式,甚至被西方學界冠以「國家資本主義」之名——正如蘇聯的經濟模式被視為對西方自由資本主義模式的最大威脅,西方有不少精英視「中國模式」為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的最大經濟威脅,甚至是中國向外擴張的手段。
華府精英矛盾心態 自製焦慮
這種對華的冷戰思維,最大問題在於「不合時宜」,對美國老百姓本身亦是不利。中國並不是蘇聯,亦已告別「輸出革命」。正如習近平此前訪美指,「寬廣的太平洋兩岸有足夠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從根本的經濟情勢上更不能與美蘇對抗年代同日而語——中美不僅在經濟命脈上互存互補,世界第一、第二大經濟體的對抗更會對全球經濟造成重大打擊,對宣稱要解決美國國內就業問題與提振經濟、且面臨中期選舉考驗的特朗普,自非好事;對剛剛走出將近八年的金融危機陰影的美國,更是打擊重大。
正如經濟學者沈國兵指出,「中美貿易逆差乃因中美雙邊互補性貿易結構使然,並不能通過製造美中貿易摩擦來解決」。據沈的分析,1995至2015年美國對華年均貿易逆差排名前24位的三分位產品,其貿易逆差佔到美國對華貨物貿易逆差的88.0%;中美在其中的23類產品上呈現出貿易差額相反的貿易互補性,「這證實即使美國不從中國進口這些產品,美國也會從其他貿易夥伴那兒進口這些產品,國際分工生產決定着美國在這些產品上將呈現持續的貿易逆差失衡」。
此話意義是,在全球化的國際分工情勢下,美國在不同商品、不同行業同時存在貿易順差或貿易逆差實在正常——其實美國很清楚,雖然美國繼續扮演世界領導者,但各種地緣政治問題都無法擺脫中國的影子;任何貿易討論,少了中國就少了世界的一大部分。特朗普執政承諾之一是重振「美國製造」,這需要大量基建投資,但美國所能掌握的資源無法讓其單獨實現這項工作;美國的科技和工業基礎,包括人口結構,都需要在一些投資上獲得其他國家的參與,中國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參與者,原因在於中國的工業與價格結構與美國非常匹配互補。中美在這個層面合作,既有利於中國,更有利於美國。
中美關係的結構性問題其實一大部分取決於美國如何調整其心態。在全球化的今天,冷戰式思維並不可取,多邊合作方是正道。一如美國一眾傳統精英的矛盾心情——一方面希望延續美國的「偉大」,希望這個立國不夠300年的國家繼續保持「龍頭大哥」地位;另一方面,美國人心裏明白,中國的崛起必然挑戰美國的世界地位,這令他們焦慮。然而,也正是這些傳統美國精英亦有不少生意在華,心裏清楚明白中國崛起並不一定有損美國的繼續發展,甚至是有利於美國經濟。這次特朗普挑起的貿易戰,是中美今天必須要過的一關。這不是一個貿易的問題,是結構性問題的爆發。而中美的較量也正是源於這種關係之中的結構性格局。
上文刊載自第106期《香港01》周報(2018年4月9日)《貿易戰背後 中美結構性問題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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