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大文豪的嚴冬》回望一個時代　是可憐還是可笑

1971年的蘇聯似乎早已和我們的21世紀無關，無人在乎哪一年有多少人在掙扎，多少人在沉淪，多少人決意逃亡。實際上，今天的中國也和這40多年前的蘇聯還是一樣，一切不義的、封閉的、嚴苛的都被默認為常態，人們小心翼翼地活着，今朝有酒今朝醉，只有極少數人痛苦地意識到不能忠實於自己的內心而生活是多麼可恥。

多甫拉托夫（Sergei Donatovich Dovlatov）就是這少數人之一。小阿列克謝．日耳曼（Alexey German Jr.）導演的《多甫拉托夫》（Dovlatov，香港電影節譯為《大文豪的嚴冬》）以詩意引導我們以最大的克制去想這個已經日常化的悲劇。當我們回望那一個時代（和這一個時代），到底覺得可憐還是可笑？傑出的作家淪為主旋律電影的軟文記者，想盡辦法卻無法發表作品和加入作協；畫家倒賣黑市牛仔褲和絲襪被捕時為了尊嚴自殺；詩人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堅決要離開煉獄，縱然不知道前面是地獄還是諾貝爾獎等着自己……這些，似乎都能在過去40年的中國找到對應。

同為俄羅斯猶太人的多甫拉托夫和布羅茨基惺惺相惜，那一年的布羅茨基，已經從流放地返回列寧格勒/彼得堡——1964年他被指控為「社會寄生蟲」，判決五年強制勞動，因為他光寫詩不上班。電影裏那些體制內作家鄙夷地談起他的成名作《基督紀元》，而年輕人卻像呵護一個傳奇一樣口耳傳誦着它。「我們的分量也許正同鳥的聲音形成恰當的比例。/那麼，讓它們飛回我們的鄉土，/那麼，讓它們鳴叫我們的聲音。」

「你是否覺得太沉重了？」

對於我來說最動人的一幕，是那個離開絕望的文藝派對（電影裏無數這樣的派對，人們徒勞地談論着白銀時代的作家）的晚上，不名一文的兩個偉大作家，他們抱着多甫拉托夫的女兒走着長長的夜路，像抱着俄羅斯本身——睡夢中的女兒呢喃着囈語，像古老的俄羅斯之魂在呼喚。「你是否覺得太沉重了？」多甫拉托夫問布羅茨基。

電影裏多甫拉托夫的生活與大多數蘇聯人無異，和他年邁的父母生活在一個集體公寓的一個房間裏——一個長鏡頭所帶出的場景，就像布羅茨基在他的回憶散文《一個半房間》裏所寫：「它把生活裸露至最基本部分：它剝掉有關人性的任何錯覺。」布羅茨基比多甫拉托夫幸運的是前者沒有結婚，而且意外擁有半個房間，多甫拉托夫的婚姻崩潰了，他連半個房間都沒有了。

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電影拍攝了11月的四天發生的事，多甫拉托夫像是俄羅斯版本的《尤利西斯》裏漫遊的布魯姆，徒勞地奔走在片場、編輯部和各種地下派對，始終找不到發表作品的機會，也借不到想給女兒買一個德國娃娃的25盧布。和種種窘迫相對應的是電影場面調度的流暢，以及多甫拉托夫的恍惚，你以為他將會一直恍惚下去，就像那個時代那個國度的大多數人一樣。

然而一連串事件讓他的憤怒漸漸明朗。一個克格勃、一部納博科夫的Lolita和一台黑市洗衣機的超現實組合；一個風流畫家因為黑市倒賣被當眾逮捕，不堪受辱而撞車自殺，人們關心的只是開車的士兵會不會有罪；同樣，在編輯部裏自殺的青年作家引不起編輯們的半點同情，卻讓多甫拉托夫徹底覺悟。從此他不再尋求出版和加入作協，把手稿扔進了垃圾堆。

絕望中抗爭　縱然落得一無所有

這個灰暗而憤怒的多甫拉托夫，和文學史上記載的幽默短篇小說家有一點不一樣。電影裏他唯一的一次幽默，是在片場向女演員自稱「弗蘭茲．卡夫卡」，而現實中，在流亡後的小說裏，多甫拉托夫寫過這麼一條段子：「政令：茲因勃列日涅夫同志多次榮獲列寧勳章現授予列寧勳章——列寧勳章。」後者證明了多甫拉托夫不是開玩笑，他就是勃列日涅夫時代的卡夫卡。

也正是如此，多甫拉托夫和布羅茨基不同，他聲稱不再寫作的時候，布羅茨基為了寫作而流亡西方。後來，1978年，多甫拉托夫36歲的時候，也離開列寧格勒去了美國，身上只帶着一個手提箱，箱子表面貼着布羅茨基的照片，底上墊着一張《真理報》，內裏裝着七件日常衣物。後來他就以這七件衣物為題寫了短篇小說集《手提箱》，1990年死去之前，他終於在《紐約客》等美國重要雜誌發表了小說。

布羅茨基高度讚美多甫拉托夫，說作為小說家的多甫拉托夫「整個一生都保持着寫詩的態度」。不過文學史的勢利讓我們更多知道獲得諾貝爾獎的布羅茨基，多甫拉托夫就像卡夫卡一樣在死後才漸漸被人重視，確認為美俄僑民文學繼納博科夫的重要小說家。小阿列克謝選擇他而不是布羅茨基作為這部反映勃列日涅夫時代的嚴冬的電影主角，也許正是考慮到他在彼時也像一個卡夫卡小說裏的人物，一籌莫展，最後絕望抗爭，不再遵循那個苟且社會的潛規則，縱然落得一無所有。

不再拼寫暴君姓氏

電影的畫外音似乎也在執行卡夫卡式的判決：「在蘇聯，如果你的作品無法發表，你就無法進入作家協會，那麼你就不存在，根本沒有你這個人。」但多甫拉托夫醉眼惺忪，說不存在就不存在吧。

「自由，是你忘記如何拼寫暴君姓氏的時候」，布羅茨基在短詩《並非我在失控》裏寫下這句含義複雜的警句，一方面這是對自由人生活狀態的讚美，他們身在自由之中連記憶裏的陰影也不復存在；另一方面，何妨不是在說電影裏最後拒絕蘇聯的一切的多甫拉托夫，他沒有忘記但決定不再拼寫暴君的姓氏。

而中國作家，身處嚴冬多少年，甚至尚未積聚出多甫拉托夫、或者卡夫卡的勇氣，更別說布羅茨基了。

廖偉棠詩人、作家、在虛構與現實之間的漫步者

上文節錄自第105期《香港01》周報（2018年4月3日），原題為《勃列日涅夫時代的卡夫卡》，現題為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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