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人在廣州】低端全球化下　人類學家看非裔的廣州

許多人類學研究都有點像長期的調查報道，人類學家麥高登（Gordon Mathews）說。但大部分記者時間有限，只能短暫接觸報導人，讓他覺得十分可惜。然而這一次，他發現自己遇到了相似的困境：「許多出現在我書裏的人，我後來再也沒見過。」撰文：金其琪

他說的是他去年出版的新書《The World in Guangzhou：Africans and Other Foreigners in South China's Global Marketplace》（記者譯：《世界在廣州：南中國全球貿易之都的非洲人與其他外國人》），全書的重點是廣州的10,000至20,000非洲人。這本書的田野考察在2014年完成，三年多過去，當時訪談的許多在廣州經商的非洲商人，尤其是尼日利亞人，已經在幾年間被遣返回母國，或乾脆不知所終。

「當然，」他解釋道，「商人本就來來去去。」但這種情況和他在香港重慶大廈遇到的實在不同。

出生於美國的麥高登在1994年來港定居，現於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擔任系主任。12年前，他開始在香港尖沙咀的重慶大廈做田野調查，2011年出版的《世界中心的貧民窟：香港重慶大廈》讓他在人類學領域內外都名聲大噪。根據書中所錄，重慶大廈承載大量的跨國商人和逾期滯留者，比廣州更早，許多南亞裔商人早在二戰前就生活於此。

「我十年前在重慶大廈認識的好多人到現在都還在那，沒什麼變化。」麥高登說，「但廣州不是。」

在全書最沉重的第五章「合法與非法」中，他寫道：「截至2015年12月，廣園西路60%的逾期滯留者都被抓了。」這解釋了他與這些報導人失去聯絡的真正原因：中國政府開始大規模抓捕與驅逐這些來自非洲的逾期滯留者。這些逾期滯留者大多數是來自尼日利亞的伊格博人，廣州的廣園西路是他們經營小本生意的主要地區。同屬一區的小北路，則聚集着人數較少的、來自中非和東非的商人。當然，不是所有在廣州生活的非洲商人都是逾期滯留者，麥高登說。

要還原一個這樣的生活圖景無疑是複雜的。在廣州，這些故事裏有流離的命運，至上的利益，虛假的婚姻，還有各式各樣的傲慢、偏見與夢想。他花了一本書的篇幅，嘗試以人類學的方式，講述一個被主流華人社會排斥在外的、非裔的廣州。

重慶大廈早就已經不是我寫它時的那個重慶大廈了。

低端全球化：從重慶大廈到廣州

不論是寫廣州還是重慶大廈，麥高登的書寫都圍繞着一個詞：低端全球化（Low-end Globalization）。與高端全球化相比，低端全球化才是全球七成人口置身其中的、更廣泛和貼地的全球化。研究重慶大廈時，低端全球化是他目睹的那些被運往非洲的廉價山寨手機。十年過去了，這種全球化的模式沒有變，但交易發生的地點，卻幾乎完全挪到了廣州。

「重慶大廈早就已經不是我寫它時的那個重慶大廈了。」麥高登說，「這也是我寫現在這本書的原因。因為低端全球化的中心從重慶大廈移到了廣州。」這是一個拿來做標題一定能吸引香港人眼球的論述。但麥高登說，不要驚訝，「若是熟讀重慶大廈那本書的人，就會注意到我在那本書的結尾已經提出，低端全球化正在逐漸移往中國。」

他仍與重慶大廈的商人們保持聯絡，有一段時間，會每周六去給大廈裏的難民上課。變化如他所料，重慶大廈大部分的手機外貿商都已經搬到廣州。可為什麼重慶大廈看起來境況還不錯？那是因為旅館和餐廳的生意還不錯，他說。

和跨國大企業相比，低端全球化涉及的金錢和交易訊息都比較少，幾個家庭成員，乃至於一個小商人就能處理。「違法或半違法、山寨、假貨、廉價、賄賂海關、偷稅漏稅、路邊攤、小販、發展中國家。」這是麥高登給出的低端全球化關鍵詞，也描繪出非洲商人們在外國進貨，然後走私商品回國，再在路邊和露天市集販賣給本國人的路徑。

而他在廣州看到的，則像是一個放大、鋪平、伸展了好多倍的重慶大廈，包含廣州市越秀區的小北路、環市中路、天秀大廈、廣園西路、珠江新城在內，組成一個新的低端全球化中心。

麥高登生活在香港，之所以注意到廣州，是因為他在重慶大廈認識的一些商人要去廣州做生意，他就跟着去了幾次。2013年開始，他工作日在沙田的中文大學上課，周末則幾乎全部在廣州的旅館度過。

和調查重慶大廈時的方法一樣，他住遍了廣州小北路附近各種價位的旅館，從天秀大廈裏不到200元人民幣一晚的房間，到珠江新城裏1,000元人民幣一晚的房間。搭訕的地點是酒店大堂、電梯，時間是早餐、晚餐時間。他也和兩個合作夥伴楊瑒、林丹一起，在小商店、餐廳、咖啡館、酒吧中尋找報導人。

他發現這裏生活着10,000至20,000非洲人。問商人們為何去廣州，得到的答案是：「很多重慶大廈的商品是在中國大陸生產的，那為什麼不直接去生產它們的地方呢？」和重慶大廈不同，廣州不僅是轉運中心，更直接是廉價商品的製造中心。

對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商人來說，廣州是他們在全世界能找到的、最好的進貨城市。

「對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商人來說，廣州是他們在全世界能找到的、最好的進貨城市。」麥高登說。

有經驗的非洲商人告訴他，在1990年代和21世紀初，扮演這種角色的城市曾是印尼首都雅加達，以及泰國首都曼谷。現在它們已失去吸引力，因為品質上升，仿冒貨品減少，「曼谷製造」在非洲已經成了優質衣物的代名詞，不再是多數人買得起的貨物。

在雅加達和曼谷褪色的同一時期，非洲人正慢慢進入廣州。麥高登發現，在1990年代末，廣州就已經有一座尼日利亞教堂了，而他調查的一個重要地點天秀大廈，也在21世紀初就有了固定的外國社群。許多商人對他說，在那之前，要進入中國並不容易。但一旦大門敞開，聰明的生意人總是會湧向最少轉運成本的地方，直撲商品的生產源頭—工廠。

那麼香港呢？麥高登半開玩笑地說：「現在要進入香港倒可能變得困難了，因為香港愈來愈擔心難民問題。」

不過，他認識的那些從重慶大廈去廣州的非洲商人，大部分還是對他說更喜歡香港。「因為廣州用Gmail、Facebook都不方便，而且信息不流通。」不過他們都認同，「那邊才是世界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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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其琪自由撰稿人。前端傳媒、《明報周刊》記者想成為人類學家，步伐正邁向台灣

上文節錄自第105期《香港01》周報（2018年4月3日），原題為《低端全球化　麥高登的非裔廣州》，現題為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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