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欠缺生死教育 學生如何學會面對死亡和失去？
華人社會普遍對「死亡」二字避之不及，導致生命教育乃至生死教育從未能真正踏入中小學校園，無法讓學生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和生命觀的認知。但若不能正視死亡和失去，又如何活好當下，珍惜擁有生命和親友陪伴的每一天？香港中小學生自殺、精神健康問題頻發，而生死教育作為滲透力最強的預防針，卻遲遲未成體系，只有坊間非政府組織「各有各做」。智庫MWYO青年辦公室連同香港生死學協會就此進行調查並切《香港中學生看生死研究報告》，冀下月發表的《施政報告》能夠正視有關議題。
避免談及「死亡」
就能阻止死亡嗎？
中國傳統文化中，「死亡」是不吉利的「喪氣話」，是需要忌諱和迴避的禁忌話題。談及死亡時，古時用「崩」、「卒」、「作古」，今日則用「走了」、「去了」、「過身」。日常生活裏，因「四」與「死」發音相近，人們也會避免使用「四」這個數字。然而，死亡並非如此恐怖沉重，2017年上映的動畫電影《玩轉極樂園》（Coco）通過主人公在亡靈世界的奇遇，展現了死去的人們在異世界的新生活，讓觀眾看到死亡的多面性和意義，以溫暖奇特的視角描述了生死對人生觀與價值觀的啟示，正是一種潤物細無聲的生死教育——旨在幫助青少年深入理解生命的價值、意義以及面對生與死的態度和教育過程。
不過，香港的家庭和學校都傾向避談生死，認為可以保護青少年。但死亡和失去是人的一生無法避免的課題，如果青少年缺乏對死亡的正確認知，不僅在死亡發生之時手足無措，還可能導致青少年對生命沒有尊重和敬畏之心，也可能形成遊戲人生的態度，甚至參與威脅生命的活動或做出反社會行為，例如自殘自殺、校園暴力。事實上，多項國際研究證實生死教育對學生心裡健康起積極作用，學生對死亡的看法會更積極，死亡焦慮也顯著降低。反觀香港，中小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和罹患精神疾病率顯著升高，去年全港發生32宗中小學生懷疑自殺身亡的案件，根據教育局向立法會特別財委會提供的數據顯示，2022/23學年公營中小學罹患精神病的學生數目達到1,980，五年內增幅高達230%。
特區政府已經緊急開展一系列補救措施，例如增加津貼、教育宣傳項目、加快識別轉介及提供醫療服務。然而，生死教育作為真正行之有效的預防性政策，卻遲遲未被提上議程，相關發展仍然處於20年前的起步階段。MWYO青年辦公室連同香港生死學協會就此進行調查並於今日（9月16日）發表《香港中學生看生死研究報告》。問卷結果顯示，學生對生命意義的看法傾向正面，生命意義的四個要素中（生活品質、生命價值、生活目標和生活自由），平均分大致在3.0至3.3範圍內（5分滿分），但有些學生的想法較為極端，包括「覺得生命不到自己控制，感到無奈」，「甚至認真想過自殺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學生傾向正面看待死亡
但兩極分化嚴重
學生對死亡態度一欄的的總平均分是2.89分，顯示對死亡態度傾向於接受，但同時也反映兩極看法，部分同學對死亡「產生較強烈的恐懼和擔憂」，部分同學「逃避想到死亡」，還有小部分同學認為「死亡可解除生命重擔」。另外，研究發現學生的心理健康自我評價與其生命意義和死亡關呈統計學上顯著關係，反映良好的生死教育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心理健康，減少自殺念頭和行為的產生。
根據問卷答案，由協會專業人士（從事生死相關的從業員和輔導員）帶領，邀請看法較為兩極分化的學生參與對話環節，共邀請兩間中學26位學生，通過四個情境對話就生命的意義、死亡的態度兩個維度進行深層討論，結果顯示一次簡單的生死教育活動就能激起學生對生命及死亡的反思，並從中獲得啟發，開始思考人生追求以及計劃具體行動。但有部分精神健康情況不適合參與問卷但學生被排除在此次研究之外，MWYO研究副總監黎卓然承認未納入此類學生是研究的限制所在，但他表示此次研究是針對普通學生的「試行計劃」，希望起到帶頭作用，鼓勵學校看到成效能「做多一點」。
在世界多個地區/國家生死教育與發展日趨成熟的今天，香港仍未跟上前進的步伐。教育局於2001年推行課程改革，將生命教育定為中小學「德育、公民與國民教育」課程內容，但其中還包含了品德及倫理教育、公民教育、《基本法》教育、人權教育、國民教育、禁毒教育等眾多課題，留給生命教育的篇幅少之又少，並不是一個正規課程。在教育局課程設計上亦沒有一個完整的框架，內容更是流於表面，只提出一些生活事件和例子供學校作參考，談及「生死」的內容只侷限於第一學習階段（小一至小三），之後所有階段均鮮有提及生死課題。在本地也鮮有生死教育相關學術研究和出版刊物。
生死教育停滯20年
內地台灣走得更前
黎卓然坦言「現在整個香港的生死教育的情況都比較缺失」，他接觸過的中學的態度都較為保守，認為談論過多死亡話題會對學生產生負面影響，但實際調查結果顯示學生有能力去討論死亡，正確引導下的死亡議題亦會對他們起到正向幫助作用。其中，有宗教信仰的學校會對較多涉及死亡話題，但主要是講「生命的循環」、「宗教中死後的世界」，而經歷死亡事件後學生如何面臨痛苦、哀傷等情緒，如何繼續生活等重要方面均未有提及。此外，有宗教信仰的學生較多相信死後世界是存在的，「但會誤解未死後世界是幸福的世界，現世則是較為苦難的世界，認為死亡能夠解決苦難。」可見即使有學校涉及死亡話題的探討，其得出的效果並不是正面、積極的。
同屬華人社會的內地，在生死教育的發展上也較為滯後，但近年發生的新冠疫情為政府官員敲響了警鐘。2020年《中國預防醫學雜誌》調查顯示，近六成大學生需要死亡教育方面培訓，僅有逾兩成受訪者認為自己可以處理現實中與死亡相關的問題。同年，有全國政協委員提出《關於新冠疫情後加強全社會生死教育提案》，內地教育部回覆持積極認可態度，並總結了五項支援重點，包括加強宣傳教育、建設課程體系、完善體制機制、加強危機干預、推進隊伍建設。儘管內地目前僅不足20所高校開設相關課程，普及度遠遠不足，但也算將生死教育提上官方日程。反觀台灣，早在1980年開始推行生命教育，2001年就將生命教育正式納入小學至大學的教育體系，2010年高中生命教育課程從選修課改為必修課，且已被納入大專院校的通識課程，值得華人社會借鑑。
MWYO根據問卷和對話結果並結合內地生死教育政策大方向提出五項政策建議。其一，教育局修訂《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內容，將「生命教育」修訂為「生死教育」，增加離別與死亡的元素，並提供多元化的教學指引、教學方法和活動指引。其二，將生死教育融入各學科中，各學科老師可以在原有課堂的知識中帶出有關生死的課題，例如歷史科可以討論戰爭帶來的死亡對人和國家的影響，生物科可討論香港主要癌症與細胞變異，地理科老師可討論山區地質與行山意外的關係等。香港生死學協會總監梁梓敦表示，這種方式可以讓學生知道「死亡是存在在生活中的」，提早告知學生人生人生會失去很多東西，且應該考慮「由失去開始說」，因為死距離學生太遠，而失去則更貼近生活。
政府學校NGO三方合作
發展多元化生死教育
其三，學校應與非政府組織（NGO）合作，持續進行相關評估學生的生死觀，透過問卷、深入訪談或焦點小組的刑事，定期手機資料數據，觀察趨勢和問題。梁梓敦表示雖然香港學校沒有將生死教育納入正規系統，但坊間NGO一直在做該議題，舉辦活動，只是持續性較低且沒有統一架構。他表示生死學協會也在積極「入校」，外間機構社工輔導人員做主導，學校老師做協助是目前看來可行的方式。其四，是增加生死教育師資培訓，建議政府資助NGO舉辦培訓工作坊或講座，後續加大資助予大專院校，成為準教師的必修課程之一。最後是建議政府增加學校與NGO推動生死教育的資源，目前生死教育因在本港不受重視，許多資助基金都未涵蓋該課題，讓學校和機構在推行落地方面舉步維艱。
相較於政府主導，這種「自下而上」的推行方式一定是漫長而曲折。MWYO營運總監容德敏表示，會將報告轉交相關政府部門，希望下月發表的《施政報告》考慮「自上而下」推動加快進程，透過政府、學校、NGO三方合作，發展多元化的生死教育，開展討論生死的公共空間，讓社會更多認識人士和了解生死教育的好處，讓香港青少年擁有更積極正向的態度，令他們為其生命賦予更充實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