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要改革｜從公共服務逆市加價說起——加富人稅更能體現公平正義
特區政府持續錄得財政赤字，今年多項公共服務「逆市」加價引發社會爭議，不少聲音質疑當局透過加價轉嫁財赤壓力，又批評公共財政管理失當。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社會科學、人文及設計學部講師李峻嶸認為，公共服務應該上調收費，因為不少項目確實長期未有調整加價，而根本原因在於港府缺乏長遠規劃，所以多年未曾改變公共財政和稅制政策。他說公共服務加價必然對基層造成最大影響，政府應該加以改革累進稅制，向富人和財政徵收更多稅額，以此補貼庫房和基層服務。但他也感嘆，在市民已經形成鮮明的「自力更生」觀念而政府對於自身角色仍有迷思的情況下，改革能量仍然不足，「就算是基層街坊也不會認為徵有錢人的稅是合理的。」
過往財政盈餘豐厚
不敢合理提高收費
特區政府自2019/20年度開始連續錄得財政赤字，在2023/24年度錄得財赤共1,718.94億元。負責制定《財政預算案》的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今年1月發表網誌時預告，一些在「用者自付」原則下提供的公共服務，由於收費長期未有調整，收入遠遠未及收回成本，將會作出檢視。隨後，許多公共服務陸續宣布加價：房委會將於明年1月上調10%的公屋租金，公屋居民平均每月租金上調230元；教資會資助大學公帑資助課程將於明年開始連續三年加學費，每年加幅大約在5.5%；醫務衛生局正研究公立醫院急診室費用「可加可減」機制，將根據病人病情嚴重程度進行分流，並按分級收費；水務署也表示有需要調整收費。
不同，主事官員全都否認加價與千億財赤有關，又強調加價具備「追趕通脹」、「多年未加價」、「彌補虧損」等理由，並重申增幅溫和，相信不會對市民造成過大負擔。例如，水費在過去29年未曾加價，公立大學學士學位課程也長達20年未有加價，公立醫院急症室也有7年未加價；又如，加價可以避免公共服務被濫用，公屋租金遵循居民收入指數而上調，再不加價將會錄得虧損。然而，社會對此仍有不少爭議，當中最主要的是斥責政府因為財赤問題和自身責任而向公共服務開刀，明顯損害基層群眾的利益。
對此，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社會科學、人文及設計學部講師李峻嶸認為加價是合理的：「20年無加價其實是很神奇的事，其實以前都應該加，只是盈餘太多，加價一定會遭到反對，所以政府不敢加。」除了2008/09年度出現些許財政困難、僅錄得15億元盈餘外，港府在2004/05年後的每個財政年度均有盈餘。過去盈餘豐厚時，加價將面臨巨大輿論與政治壓力。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港府為應對疫情投入大量資金，在公共衛生領域上，三年間耗資超過6,000億港元。當時庫房已經出現虧損，但為免輿論反彈，也並未在疫情期間對相關服務進行加價。如今，香港已度過最困難的階段，但財赤問題仍未解決。因此，政府選擇或同意部分服務進行加價，以期收回成本，並逐步緩解財政壓力。
施政陷於派別角力
缺乏能量改革稅制
話雖如此，但李峻嶸也指出，「一刀切」增加公共服務開支，肯定會對基層造成最大影響。「社會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他解釋，這不僅是加價的問題，而是牽涉到整個公共財政的邏輯，以及政府稅制的缺陷。「它（政府）做這些事情都是為了減少赤字，但財政問題不會因此得到解決。」李峻嶸分析，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就是向有能力、有錢的人和企業徵收更多的稅，這在減少一般市民負擔的同時亦能補貼庫房，但對香港來說似乎難如登天，最簡單的例子是，政府礙於與商界的關係不敢向商界徵稅，「整個社會都沒有這樣的能量，就算是基層街坊也不會認為徵有錢人的稅是合理的。」另外，大多數精英都有種迷思，認定香港的成功之道是靠「低稅政策」，擔心倘若失去這一優勢，香港不再具備特殊吸引力和競爭力；對於這一困境，李峻嶸認為不能靠香港單打獨鬥，必須連同眾多國家和地區共同制定最低稅率，因為「相互鬥爭解決不了問題，只有合作才能制約資本。」
可是，港府不具備強大的政治能量，市民也早已樹立起「用者自付」、「自力更生」的觀念，並將其內化為根深蒂固的思維模式，從而形成鮮明的「個人主義」情結。「用者自付」倡導使用者應承擔公共服務的部分費用，故市民普遍不視公共服務為理所當然的免費品；「自力更生」則促使市民養成自我負責的態度，認為個人事務理應自行解決，「大家不覺得財富再分配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以政府「派糖」為例，香港市民普遍將其定義為「額外的獎勵」，而非「政府的責任」或「自身的權利」。但同時也顯而易見，市民常常陷入「所有不幸都要賴政府，同時堅信很多事情要靠自己」的思維怪圈。
即使政府在理財上不會違反慣常的思維定式和原則，如低稅率及簡單稅制，但很多實際細節的操作，卻在很大程度取決於「政治角力」和當時的輿論生態。例如2011年向成年的永久性居民派錢的「$6,000計劃」和2018年向「三無」成年人派發4,000元的「關愛共享計劃」，都是由於政府大幅低估財政盈餘，結果礙於政治壓力和社會輿論，直接派錢以「減少盈餘」。李峻嶸批評，政府缺乏長遠規劃，各門各派的政治力量和社會主流思想也是短視的。譬如，儘管政府早已預測到人口老化問題即將爆發，勞動力會減少，但沒有致力引導社會形成足夠討論，也沒有魄力及早籌謀完善的解決方法，不過平情而論，「政府不是沒有準備，但問題是缺乏社會多方參與，導致政府沒有壓力和決心去準備充足的彈藥。」
汲取無為歷史教訓
政府必須發揮作用
李峻嶸說，相較於20年前對於公共服務開支的削減力度，是次輕微很多，但很多社會問題都是從那時累積至今。例如「醫生荒」，正是由於政府自1998/99財政年度起錄得赤字，即使公立醫院服務供不應求，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仍於2000年決定削減醫科名額，政府更在2003/04至2005/06年度削減醫管局預算。「政府某程度上吸收了20多年前的經驗，不會再認為一定要大幅削減開支才可以解決財政問題。」他相信政府不會重蹈覆轍。
李峻嶸又提到，往屆政府把「小政府，大市場」這經濟原則奉為圭臬，幸而今天已有改變跡象，主流思想不再認為市場的發展和政府的角色是對立的，「反過來其實是要政府做很多事情，才可以令市場蓬勃起來。」他說創科就是最明顯例子，他也因而並不贊同一些基於千億財赤而反對「明日大嶼」及「北部都會區」發展計劃的意見，因為香港若要擺脫資產綑綁的社會結構，就要進行經濟結構轉型，政府必須支持創科或實體的發展，引導錢和人才以及社會資源流向此處，而這必然會導致部份既得利益群體受到很大損失。
李峻嶸也不贊成「經濟衰退」的論調。在他看來，當下社會人均GDP有所增長，失業率很低，實際工資也有上升，而且沒有大量數據顯示香港實體經濟已經蕭條到了水深火熱的地步；而社會上之所以有那麼多悲觀的情緒，是因為過去社會過份強調金融和地產，「對有錢人來說資產增值比人工收入更加重要。」如今這兩個行業前景黯淡，曾經靠這些賺錢的群體如今利益受損，但他們仍然在社會佔據較高地位和話語權，難免影響輿論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