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精神健康｜「亡羊補牢」的政策能救孩子嗎？
新選制下的現屆立法會，至今共有12位議員就「精神健康」議題提出12次質詢或議員議案，其中有關青少年和兒童的精神健康議題被提及7次，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門診的資源不足問題被提及2次，各類服務支援計劃多達15項。特區政府每每回應十分重視有關問題，但綜觀各類數據不難發現情況並無太大改善：中小學生精神病患病率在五年內激增230%、去年中小學生自殺死亡率創歷史新高、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醫患比例達到1:1089。上月底剛卸任「兒童事務委員會」委員的兒科醫生王曉莉接受《香港01》訪問時指出，問題癥結之一在於政府並無長遠規劃和檢視成效，「每次自殺個案上升時，就會成立一些委員會，做一些措施，但一兩年後便拋諸腦後。」
新議會3年半7提學生精神健康
在一個以學歷價值為職業導向的金融社會中，家長的期待、同輩的比較、生活的壓力等等，無一不成為年輕一代身上的重擔。長達三年新冠病毒疫情更將問題放大到極致，中小學生缺乏校園規範、正常社交和戶外運動，又因為各種原因難以跟上網絡課程，不少人難免陷入情緒問題，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SEN）尤甚。去年全港發生32宗中小學生懷疑自殺身亡的案件，高於2015/16學年學生自殺潮的數字。根據教育局向立法會特別財委會提供的數據顯示，近年公營中小學罹患精神病的學生數目持續遞增，從2018/19學年的600個，翻了三倍多至2022/23學年的1980個，而五年內增幅更是高達驚人的230%。
這個月的立法會會議上，「精神健康」一詞也頻頻被提起。6月5日，新思維社福界議員狄志遠就「中小學生的精神健康」向教育局局長蔡若蓮提出口頭質詢；6月12日，新界東南地區直選議員林素蔚就「檢討香港精神健康政策」提出議員議案。若把時間線推移至現屆立法會展開會期的2021年，至今共有12位議員曾就「精神健康」提出12次質詢或議員議案（見下圖），其中有7次涉及青少年和兒童。特區政府總是表明相當重視有關問題，並且列舉專門針對學生精神健康的政策，包括至少8個支援及服務項目（如「醫教社同心協作計劃」），至少4個資訊及教育宣傳項目（如「精神健康素養」資源套），至少3個公帑資助項目（如「校園•好精神一筆過津貼」）。然而，綜合各類數據，問題未有明顯改善。
特區政府在2018年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兒童發展及成長的事宜制定政策、訂定策略及工作優次，並監察有關政策及服務的實施情況。當時獲委任為非官方委員的兒科醫生王曉莉，剛於上月底卸任有關公職。她早前就學童精神健康問題對策接受《香港01》專訪，對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的關注表示肯定：「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社會人士，對兒童及青少年的精神健康問題的關注，一定是比過去十幾二十年多的。」可是，問題為什麼難以解決？
服務數不勝數成效無人可知
翻查會議內容發現，議員的提問和政府的回應總是重重複複。每隔一段時間，不同議員就會圍繞學生自殺及罹患精神病的數字、各類政策服務進展及成效、教育宣傳情況等問題要求政府作答，多少有些行禮如儀。而政府除了回應最新數字，就是重申已經推出多項支援和服務，例如在12次回覆中7次談及三層應急機制和三層支援模式；然而，每每涉及有否資源優化政策，服務落實及成效等問題，當局則說些官話、空話、轉移重點或避而不談。
這種官僚，同樣見諸於由特區政府委任的高層次委員會——兒童事務委員會。截至今年5月30日，即王曉莉正式卸任前夕，有多位問責官員共同組成的兒童事務委員會合共舉行21次會議。王曉莉透露，她與委員多次向政府追問投入資源和服務後的問題改善成效，包括學校有否採用資源套、採用後成效如何、多少學校遵循指等等，可惜政府從未詳細解答，「只會說他們投入了多少資源，給了學校多少資源套，教育局頒布了什麼指引。」一個典型例子是，去年年底，為應對學童自殺，當局緊急推行為期兩個月的學校為本的三層應急機制，但在機制結束前夕，當局突然宣布延長至今年年底——如果機制有效，當局做法自然無可厚非，問題是，政府並未進行詳細調查，也未仔細研究機制——需要加強哪一層的資源？多少學生因而解困？延長期限預期得到什麼成效？這些問題全都沒有數據支撐。
除了學校的應對機制之外，王曉莉也非常關心專治兒童及青少年的精神科醫生人手嚴重不足的問題。2019年醫管局統計數據顯示，全港共有378名精神科醫生，但當中只有224人服務於公營醫療系統，而專注於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的醫生更是少之又少，僅僅37人。2021/22年度，有關精神科醫生與求診人次的比例高達1:1089，門診例行個案預約新症輪候時間的中位數則長達80個星期。另外，可為12歲以下懷疑或已確診有發展障礙或行為問題兒童，提供醫療診斷、評估及轉介服務的體能智力測驗中心，在2018年至2020年間只有49%至65%的新症能夠在6個月內完成發展/行為評估，低於政府所定下的70%目標。
兒童精神問題更易根治
從業30年的王曉莉指出，許多輪候體能智力測驗中心的未成年人未必有很嚴重的精神問題，但由於資源不足，他們無法接受簡單評估，導致輪候時間大幅延長，且使已存在輕微精神問題的兒童因無法及時就醫而病情惡化，後續治療更加困難。例如青少年容易罹患思覺失調，及時得到醫治就能完全康復，但若拖到成年再去處理，則容易演變為精神分裂症。「許多精神疾病在青少年或兒童時期更容易根治，反而成年以後會越來越難治療。」她認為，政府對兒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問題的認知及投入的資源都不足夠，「如果在兒童階段解決了問題，就不會有那麼多有精神問題的成年人，整體來說或可節省金錢。」
反觀澳洲，早在2006年就為青少年建立基層精神健康服務平台，僱用基層醫療從業員處理較輕微的個案，而且中心提供的服務大多數均無需普通科或兒科醫生的轉介，大大提升評估及效率。王曉莉補充道，澳洲政府還設有兒童事務專員，與專門團隊每年進行兒童福利、健康等情況調查，提出政策建議並落地執行，以及跟進服務成效。相較之下，兒童事務委員會只是諮詢組織，沒有任何實權，曾任6年非官方委員的王曉莉對此感到相當無奈：「我們只能給醫管局、教育局一些建議，但他們不做我們也沒有辦法。」
在上述立法會12次「精神健康」議題中，僅有2次有提及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門診的資源不足。政府為了增加本地醫生人手，在2022/23至2024/25學年的三年期內，將320個醫學生學額至590個；以及在2023年5月擴大「人才清單」，開放包括全部13個法定醫療專業醫生人才引入。但王曉莉指出：醫學本科生的學習時間長達5至6年，畢業後起碼還需要進行6年專業訓練，至少需要12至15年才能能成為專科醫生。此外，擴大學額沒有規定精神科學生比例，更沒有細分至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根本無法預估能否補充精神科醫生缺失。「增加學額，引入人才，就能改善他們的精神健康問題？」她表示難以回答。
缺乏長遠規劃持續「亡羊補牢」
香港兒科醫學會及香港兒科基金曾聯同社會專業人士在2015年制訂《香港兒童健康政策倡議書》，希望政府設立兒童健康政策框架，為政府訂下政策的優先次序及資源投放的方向，以宏觀視角分析去全港兒童健康問題，預測未來發展趨勢，及檢視各類計劃成效，「但到現在都沒有回音，就連兒童事務委員會都是社會各界要求了幾十年才實現的。」
政府不時為人詬病，在許多社會問題上一直秉持「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態度，而非考慮長遠規劃，面對學童精神健康同樣如是。「每次自殺個案上升時，政府就會成立一些委員會，做一些措施，但一兩年後便拋之腦後。」就如2015/16學年學生自殺潮發生後，政府就研制出「三層支援模式」，且於2016年成立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2017年又成立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到去年再次出現自殺潮，便如法炮製一個「三層應急機制」試圖救火。
但政府是否有思考過，如果所謂支援模式、各類委員會能夠發揮效用，為何學生自殺率、患病率年年上升？各類支援政策的作用與缺失究竟如何？王曉莉始終強調「成效」二字，「就像醫生為病人開了一種藥，這種藥是否能幫到手是要看成效的，如果只是一味開藥不看成效，那未必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