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策派：論中國古時的「尚武尚德」精神
中國自民國以來，國內內戰頻盈，對外面對日本入侵，因此知識分子掀起了一番「尚武」輿論。《武備志》曾多次撰文探討有關的人和事，檢視當時輿論，有從保存國粹，繼承中國武術文化出發者；這次為大家介紹的，則是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秦朝以後)，主張重返戰國以前尚武尚德的「戰國策派」，而本文主力以該派健筆，雷海宗的論點為討論焦點。
戰國策派的背景
「戰國策派」是1940年代抗戰期間，以《戰國策》半月刊和重慶《大公報‧戰國副刊》為文章發佈處而得名的文化流派。該派主將以大學教授為主，當中健筆有林同濟、陳銓、雷海宗等。這批教授多是留德出身，深受當時德國哲學影響，意圖採取德國民族自強之道，以康德、叔本華、尼采等人哲學為基礎，以哥白尼宇宙觀、卡萊爾英雄史觀和斯賓格勒和湯因比的史學思想為借鑑，形成一套較系統、完整的理論體系。
戰國策派根據當時國際局勢提出「文化形態史觀」，指出中國正處於如中國戰國「角於力」的時代。是故如欲生存於列強中，須從立人到立國，從能力和意志來造新民族，徹底改革中國文化。他們認為個性解放與集體團結是互相補充，希望將中國打造成一個個強大的個人支持起一個強大國家。並以為戰爭反制的關鍵，必須依賴技術進步和先進武器。主張文化應重返戰國文化，鼓吹尚武崇力，而傳統文人/士人及官僚文化更必須徹底改良。
戰國時的尚武尚德
戰國派主將中，以雷海宗(1902-1962)所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最為代表作。雷於書中收錄了數篇於1930年代所撰寫論文，總結先秦以來中國各時段文化發展，以軍人、家族和元首為切入角度，剖析傳中統中國文化弱點。
雷海宗認為，中國戰國以前的「剛道文化」、「士大夫」精神應該加以繼承；然而這些文明在秦漢以後日漸消亡，中國文化也因而變成一種「無兵的文化」。所謂「無兵的文化」則是指秦以來尚文輕武，造成兩千年來中國國民柔弱精神。
他指出，春秋時代，「士」是世襲貴族，是為戰爭服務，君主也經常要親自出戰，一般百姓不能當兵，那時「男子都以當兵為職務，為榮譽，為樂趣。不能當兵是莫大的羞恥。」
戰國的來臨，貴族政治瓦解，君主專制來臨，文武開始分離，文士不習武藝而以三寸不爛之舌得相位，專習武藝之人卻已失昔日「武德」信仰，相比起「舊貴族用他們文武兼備的才能去維持一種政治社會的制度」，聶政與荊軻「這些新的俠士並無固定主張，誰出高價就為誰盡力，甚至賣命，也正如文人求主而事只求自己的私利一樣」，雷認為文武兼備的人有比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會也是光明坦白的社會，這是武德的象徵。
武德是一種個人的文武才能服務於國家，對國家負責任，不言私利的文化，而戰國文化標志「文德」盛行而「武德」墜落，而東漢以後，「無兵文化」正式成形，成為中國永久未解決問題。只有隋及盛唐承襲外族制度，百餘年間實行半徵兵的府兵制，成為漢以後中國自治的惟一盛強時代。
不同時代的「武德」與「俠」
從上述的簡介中可以看到，雷海宗所講的「武德」，並不單單是「講武」的規矩，也並不主要是戰爭的禮儀。當然，戰場上會發展出一些規矩，例如古代交兵，不斬來使，近代戰爭，容許有停火協定，讓交戰國救援戰場中傷亡等等。
然而，戰國策派所主張的「武德」，並不專指人在戰爭、武力上的行為舉止，而是把武德視為一種人格道德修養，而不是單單侷限於狹義的「武力」上。武德以維持共同體的生存價值為目標，就如雷海宗積極讚揚春秋時代的貴族「文武合一」，他們會有「武德」去守護當時的群體價值秩序，個人之「德」與國家福祉互相建構互為表裡，只是在文武分離的世代，才出現「文德」「武德」的歧途。
筆者在這裡想談談雷海宗大力鞭伐負評的聶政和荊軻所代表的戰國末年俠客文化。戰國末年《韓非子》以「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評擊儒生以古諷今、俠士以武力犯法，指出兩者均試圖挑戰一統國家法令。
《史記》和《漢書》兩本均有收錄漢初俠客故事的史書，對「俠」都有不同的看法。司馬遷生於漢初，在《史記‧游俠列傳》中，對荊軻、郭解這些捨生取義，重個人信諾而敢於挑戰無理的一統強權，抱以同情；而生於東漢的班固，以皇室立場所撰《漢書》，則對這類挑戰法禁和皇權的游俠加以負面批評。
雷海宗不同於他們的是，他認為秦漢以後，武力為天子所壟斷，民間視當兵為畏途，重文輕武的代價是使知識分子和平民變為順民，他們不關心國家生死，社會和國家嚴重割裂。雷海宗同樣批判游俠文化，但批評角度是他們以自己利益和個人與個人間的義，而凌駕於國家利益。
戰國策派的言論，當年一出已被左翼文人評為「宣揚法西斯文化」、「為國民黨統治提供學理依據」。雷海宗所強調的中國弱點在「無兵文化」，乃嘗試將中國文化重回至戰國以前的重文兼武文化，希望將民族利益與個人品德互補，團結國民，以對抗當時外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