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在中梵建交後，中國人有當選教宗的可能性嗎？

文：陳裕達

最近中國與梵蒂岡教廷就「主教敍任權」達成協議，從種種跡象看來，雙方似乎同意以「越南模式」為樣板，即由北京政府選出境內主教、樞機主教，再交由教宗任命。當中梵建交最核心問題即將解決時，來自香港的前任榮休樞機陳日君卻持相反意見，甚至不惜前往羅馬，向教宗「告御狀」，鬧出軒然大波。中梵建交看似已無懸念，本文將分析中梵建交後兩大問題，一是在中梵解交後，中國人或華人樞機有否機會當我教宗？二是在中梵建交後，香港和澳門教區角色有何改變？

梵蒂岡，昔日的教皇國（papal State)，雖然已經失去大部分世俗權力，但在精神層面，作為十二億天主教徒的信仰中心，仍維持強大力量，對今日世界格局的塑造，仍是重要角色。

梵蒂岡之所以神秘，是因為其組織的持續性超過人類歷史上的任何國家或政權。在歷史上的政治領袖，無論是同期羅馬帝國的凱撒，伊斯蘭世界的哈里發，蒙古的大汗，中國的皇帝都相繼地退下歷史舞台，只有早在羅馬帝國初期教會已有職稱的教宗（或譯教皇），一直延續至今，到底是甚麼力量，令這個職銜能從冒昧的古代、經過混亂的中世紀，一直延續到現代社會呢？如果說是宗教力量的話，為何世上第三大宗教伊斯蘭的領袖哈里發又在歷史舞台上謝幕呢？

羅馬教廷——世界上最早的跨國組織

羅馬教廷對比其他宗教組織更為成功之處，在於教宗的推舉方式。比起其他宗教、世俗領袖多用世襲（如哈里發，除首四代是部落推舉外）、或欽點，教宗在人類歷史上率先用了「小圈子民主方式」產生，這個劃時代的創新，令教宗的「神性」不會受到挑戰。首先，如果用血統論，代代相傳，到後期則難免產生「有辱家聲」之輩，玷污宗教的神性。而作為人神溝通橋樑，如果「德行有虧」者擔任則大打折扣。其次如果宗教領袖兼有政治權力，而長期為單一家族把持，必會引起其他人不滿，利益不均下必有戰亂，對宗教形象亦做成沉重打擊。

中國人能當教宗嗎？

沈旭輝教授在他專欄「平行時空」曾提出這命題，而當中不少網友激烈討論，大家都認為是沒可能，那麼中國人真的沒可能選教宗嗎？

首先要強調一點，羅馬教廷可說是世界上最早「跨國機構」，是中世紀的聯合國。羅馬教宗，作為跨地域的天主教徒領袖，除了散播上帝福音外，在中世紀，很重要機能是「調停基督教國家間的衝突」，像今日聯合國秘書長一樣。而這個職位，當然只開放給天主教徒（嚴格說是天主教男性），但沒有限制候選人的國藉、膚色。從理論層面上說，教宗一職不僅限於白人，正如潘基文先生一樣可以做聯合國秘書長。而從歷史來看，雖然絕大部分教宗是白人（更準確說是意大利人），但有三任教宗來自北非（比如說維克托一世，Victor I即來自突尼西亞），更多來自中東地區，所以由「有色人種」當教宗，是有先例可尋。

其實，將教廷理解成一個跨國組織可以更好了解其背後一面。如果今天世界最關注的議題是環保，無疑，一個讀環保或環境科學相關專業的候選人更有贏面當選為聯合國秘書長。如果國際間關注是戰爭，那麼政客或從事外交工作的人選贏面更大。

從教宗人選可以看到教廷經營的重點。例如，一次大戰前，世界重心是在歐洲，教廷的重點在歐洲事務，教宗人選多來自西歐。但二戰後，世界被鐵幕分為兩面，教廷最大敵人由納粹主義者變成馬克斯主義者，教廷為作出反應，選出來自波蘭的約望保祿二世應對。那段時間，教廷的重點在「東方威脅」，則關注波蘭和東歐各國天主教會，當冷戰結束，蘇聯瓦解，教廷側重點在於重新整合歐洲。而相對於「去宗教化」的法國，新舊教比例各半的德國，是天主教重整旗鼓的前沿地帶，故德國本篤十六世順利當選。而今天，歐洲天主教無論在精神還是世俗影響力日益下降，南美洲，作為除西歐外天主教的「第二板塊」，加上「解放神學」（liberation theology)的影響力日漸增大，故來自阿根廷的方濟各高票當選。但現在不論是西歐還是南美，天主教徒比例都日益下跌，那麼新市場在哪裡呢？

筆者曾和中山大學的教授們如古永南教授和國際關係學院的王學東教授討論中國宗教政策問題。他們的觀點都甚具啟發性，中國限制外來宗教原因是自上世紀五十年代，經歷數十年變動，尤其在文革時，中國傳統文化基本上破壞怠盡，而近十年，經濟急速發展，但中國本土傳統文化、宗教未得恢復，人們心靈空虛，出現真空，如果外來宗教一下子不加限制湧入，自然會做成兩個後果。一是外來宗教完全控制中國、二是本土宗教和外來宗教競爭失敗，消失在歷史舞台。

而中國已成為基督、天主、伊斯蘭教兵家必爭之地。因為現在天主（catholic)、基督（Protestant)和伊斯蘭(Islam)在信徒人口上處於均勢，而誰能率先打開中國這個市場，天平將向誰傾斜，在二十一世紀的宗教舞台上，將處壓倒性優勢。

如果將宗教幻想成智能電話，中國的小米未成熟下，apple, Samsung 和nokia大家都爭中國市場，但目前中國仍不向任何一間公司開放，但假如蘋果的亞洲區總裁可以令中國只向蘋果開放市場，蘋果的盈利和市場佔有率和競爭對手相比處壓倒性優勢，那時股東為自己利益著想，很可能選其為蘋果新任董事長，因此在中國願意向梵蒂岡教廷釋出橄欖枝的時候，如果在中國的天主教徒取得突破性增長時，中國人或華人樞機並非沒有當選教宗的機會。

但我一直腦中有個疑問，澳門在十六世紀是遠東最大天主教基地，聖保羅大學的所在地（今日大三巴是大學遺址），而無數入中國傳教的教士如利馬竇都是以澳門為基地，受中國文化教育才進內地傳教，加上澳門是天主教國家葡萄牙的殖民地，何以「根正苗紅」的澳門，在過去沒出過任何一任樞機主教？

由十九世紀末到今天，華人樞機共五位，一位在北京教區，一位在南京，一位是上海，一位在高雄，二位在香港。可見能升上樞機的，都是出身於核心大教區，對中國具很大影響力的核心版塊。如果從這一角度切入，很大原因是澳門不像北京、南京、上海和香港一樣，對中國有如此巨大影響力。

這固然是原因之一，但真相真的是如此簡單的嗎？

更重要原因是在保教權和宗座直接管治衝突。

保教權，由羅馬教廷授予的由世俗政權承擔的保護天主教在非天主教國家傳播的權利和義務。例如1493年教皇亞歷山大六世授予葡萄牙國王遠東地區保教權，這也是為什麼初期來華天主教耶穌會將葡佔澳門作為傳教基地，而將出傳教進展向里斯本分部而非直接向教廷彙報的原因。而後來，教廷為和新教爭奪海外市場，開始主動介入海外殖民地傳教事務。而「耶穌會」就是以此為背景誕生。耶穌會在1534年8月15日由依納爵·羅耀拉與聖方濟·沙勿略、伯鐸·法伯爾等人創立。耶穌會會徽上的IHS，是耶穌希臘文寫法（ΙΗΣΟΥΣ）的前三個字母（Σ的寫法在往後漸漸演變成S）所得。（澳門大三巴上正有IHS標誌）。耶穌會直接聽命於羅馬教廷，在法、西、葡得國都有很多耶穌會修士。而由教宗保祿三世1540年認可的耶穌會，因著其成員多數是知識分子，在歐洲和其殖民地受到很大支持，成員和勢力大幅增加。由於其直屬教宗，故引起世俗君主不安，終於在十八世界，攘成「三國聯合鎮壓耶穌會事件」。法、西、葡開始取締耶穌會，並向教宗施壓，曾經盛極一時耶穌會也因此息微。

在澳門曾盛極一時耶穌會，因被葡萄牙鎮壓而解散。而開明的耶穌會在中國一度取得不俗傳教成果，無奈在保守教宗的控制下寸步不進，而宗教態度保守的教宗和開明耶穌會教士的分歧也越來越大。

而這種分歧直接導致「中國禮儀之爭」，也間接導致康熙、雍正二朝的禁教令。

十七、八世紀，在天主教內先後有兩種看法，耶穌會修士認為祭祖祭孔是世俗的儀式，與天主教教義相容，在一定範圍內，是應該被容忍的；而以道明會和方濟會則認為這與天主教教義相悖，祭祖等屬偶像崇拜，不可容忍，並因此向羅馬教皇請示報告。

後來保守派教宗上台，一再下令禁止尊孔祭祖，加上部分修士捲入宮廷政治，清廷對天主教的態度有一百八十度轉變，終於下旨禁止所有傳教士在中國傳教，天主教在中國的活動範圍只局限於澳門。

澳門，這個小小地方，結果薈眾了各方角力，像耶穌會(葡萄牙）vs道明會（西班牙），開明派vs保守派，教廷vs中國，天主教vs儒家思想，世俗國家vs羅馬教廷。

在15世紀後，教廷賜予保教權，在殖民地傳教權力由宗主國控制，因此亞洲、南美洲教區事務直接向宗主國所屬教區報告。教廷開始游離於海外教區外，天主教控制精神領域能力大幅減弱，加上同期受宗教改革挑戰，各地天主教有本地化傾向（最明顯的如以本土語言傳教），如果教廷進一步默許耶穌會等修會以「本土化」包裝傳教，將導致羅馬教廷和各地區分支聯繫日益減弱，有可能導致天主教的崩潰。為回應這一難題，自十六世紀，各教宗都以「正統主義」，禁止「本地信仰融入」作答覆。在遠東，禁止了在中國行之有效的「利瑪竇規矩」。

在南美、非洲和東南亞當時文化程度較低和尚未出現國家體系地區尚可以武力或利誘傳教，但在遠東地區，尤其是面對是人口眾多且固有傳統根深蒂固的中國，則面對強硬回應。最後教廷失去了中國龐大市場，但也阻止了天主教精神世界崩潰。在澳門，傳教事務仍歸葡萄牙管轄，但在歐洲已淪為三流國家的葡萄牙已失去建立天主教王國的熱情，只要管好小小的據點，和中國、日本之間做些小買賣就心滿意足了，澳門也由東亞天主教學術中心變為一港口城市。耶穌會失勢後，澳門傳教能力更低了，加上「保教權」，澳門的主教都由葡萄牙人擔任，而澳門教區隸屬於果亞教區。海外傳教成績乏善可陳，加上葡萄牙在歐洲地位一落千丈，澳門自然沒可能出一位樞機主教。

天主教在世界影響力日益衰落。為了從各世俗國家手中奪回話語權，教廷在1659年，設立宗座代牧制（宗座代牧區（簡稱代牧區）是天主教會的一種教務管轄機構，設立於尚不足以達到成立教區資格的傳教地區。其本質上是臨時的，雖然有可能持續一個世紀甚至更久。它的最主要目的是培養足夠數量的天主教徒，以能成立一個正式的教區。宗座代牧區由宗座代牧（拉丁語：Vicario Apostolico）領導，通常由一個領銜主教擔任。根據天主教法典的規定，宗座代牧區直接置於教宗的管轄之下，並透過一位代表或「代牧者」（Vicar）來執行教宗管理教務的權力。教宗可任命一位鄰近教區的主教兼任、或委託一位神職人員專責擔任宗座代牧。），委派直屬聖部的主教，以教宗代權名義，治理傳教區事宜。

在十七世紀，即在中國設南京、北京教區。十九世紀後期，葡萄牙海上霸權被英法所取代。教廷乘機從葡萄牙國王手中奪回澳門教區對中國內地省份的管轄權，至此澳門教區不再管轄中國內地任何省份，只剩下澳門。中國境內再沒有由殖民宗主國管轄的教區，取而代之是由教廷直接管理的代牧制教區。

而二戰後中國變天，內地禁止天主教傳播，大量天主教神職人員湧入信奉基督教的英國殖民地——香港。香港教區由羅馬教廷直接牧養。而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香港天主教徒人數急劇增加，加上香港對中國內地影響力日益增大，教廷不得不重視香港教區發展，因香港對中國的影響力，教廷認為香港有改善和中國關係的作用，在回歸後相繼擢升陳日君和湯漢為樞機，但因中梵關係未能破冰，加上香港天主教徒增長放緩和佔中事件令中國擔憂有天主教在背後煽動，香港教區影響力將進一步下降。

反而歷史更有淵源的澳門，加上已回歸，葡萄牙教會勢力基本消失，更因澳門和中國保持相對良好關係，作為昔日耶穌會在遠東的堡壘，同屬耶穌會方濟各上台，有望提升澳門教區對中國影響力，擢升一位澳門本地華人為樞機，一來輔助香港教區推動中梵關係，二也對沖香港教區影響力，一舉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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