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公民社會瓦解？ 學者：北京決斬草除根 參考澳門模式治港
修例風波後香港政治環境劇變，其中教協、民陣兩大民主派老牌團體，本月皆先後因政治壓力宣布解散。自八九民運以來一直舉辦六四集會的支聯會，常委近日通過解散決議，更被警方質疑為「外國代理人」，要求提交資料，解散很可能只是時間問題。
《國安法》生效後，政界、教育、媒體先後受整治，至近日，多個在民主派中具象徵意義的團體遭官方批評，紛紛自行解散。政界關注到香港的「公民社會」，是否面臨瓦解？
有學者認為，中央長期以來都不想介入，但2019年香港政局到了動亂、危害國家安全的地步，中央不得不出手，《國安法》實施亦激活了特區政府的決心，敢於採用不同的法律武器對付反對勢力。亦有學者指，北京希望藉此機會一舉掃平所有可能動搖香港管治穩定的因素，上述公民社會團體具有號召力，被認為是香港反對力量生生不息的原因，因此北京認為有必要斬草除根，令其再無翻身機會。
公民社會與民主路系列之一
▼民陣歷經19年終解散 回顧歷年舉辦多次遊行▼
公民社會強調「民間自發」 2003年七一遊行劃時代
「公民社會」是西方社會學名詞，泛指一些獨立於政府以外、由民間自發組織、以民間利益為先而行動的組織，例如工會、專業團體、社區組織、宗教團體、學生組織等。「公民」（civil）二字與「市民」、「居民」等詞不同，較多與言論、集會、結社等自由連結起來，伴隨一系列的社會和政治權利。
在香港，2003年由民陣舉辦「七一遊行」被認為是近年公民社會覺醒的起點，當時民間不滿政府推動《基本法》第23條立法，再加上回歸初期經濟不景、負資產、沙士爆疫等民生問題，導致50萬人上街，最終導致政府擱置立法、時任特首董建華兩年後下台。根據中大社會學系前副教授陳健民過往分析，該年七一遊行連同隨後數年的保育風潮，一連串社會動員令港人意識到民間力量的集結，在未有民主政制下，對監督政府起重要作用。
▼教協通過降低解散門檻▼
香港語境下的公民社會：長年結合爭民主、反政府行動
須注意的是，公民社會雖是民主社會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不一定牽涉政治，可以只是推動某些民生政策上的改革。只不過在香港實況中，自零三七一以來，公民社會的存在與爭取民主普選、反對政府的政治運動，實際上是高度重疊的。自2003年後，多次七一遊行主辦單位（即民陣）提出的主題，都與爭取普選有關，如2004年的「爭取07、08雙普選」、2011年的「還我2012雙普選，打倒地產霸權及曾蔭權下台」、2014年的「捍衛港人自主，無懼中央威嚇，公民直接提名，廢除功能組別」，等等。
此外，香港公民社會的活躍，也某程度上對政府施政構成影響，增加民間與港府甚至中央政府之間的政治衝突。例如2012年反國民教育事件，當時年僅15歲的黃之鋒以學生組織「學民思潮」召集人的身份亮相，聯同多個家長、教師關注團體，號召市民包圍政府總部，導致政府最終擱置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指引。中國社科院於同年的《2013中國社會形勢藍皮書》中，點名提及黃之鋒，並認為政府應加強規管網上輿論。
長年扮演反政府、民主化運動「大台」
這類反政府的公民社會團體，在回歸廿多年以來的民主派政治運動之中，被認為扮演「大台」角色，號召市民和其他民間團體上街遊行，手段相對溫和，較少涉及暴力行為。不過，2014年雨傘運動後激進力量冒起，部分行動更開始涉及暴力；2019年反修例事件中，「和理非」與激進力量更出現合流現象，亦拒絕與暴力示威者割席。
隨著《港區國安法》的出台，多個政治團體如香港眾志、新民主同盟先後解散；激進派系的核心人物悉數被捕入獄或逃往海外，街頭暴力示威風險大減，但「撥亂反正」行動才剛剛開始。今年起，政府對大型民主派組織的行動明顯更加積極，警方5月先引用《社團條例》要求民陣提交資料，在召集人陳皓桓入獄、多個成員組織退出之下，民陣於8月自行解散；教育局7月在官媒批評教協過後，宣布終止與後者的合作，教協一星期後自行宣布解散。
至於六四紀念活動的「台柱」支聯會，自今年起其口號「結束一黨專政」屢受到建制派質疑違反國安法。至8月，警方國安處再引用《國安法》第43條，要求支聯會提交資料，懷疑其屬「外國代理人」。據報支聯會常委已通過解散決議。
▼支聯會瀕臨解散 維園燭光集會恐成歷史▼
劉兆佳：香港「公民社會」具反政權特質 西方亦不容許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提醒，「公民社會」在西式民主國家的語境中，是指一些介乎國與社會之間的自發組織，反映不同社會階層利益，監督與制衡政府，但前題是認同當前國家憲制秩序。他指，長時間以來港人所留意到的「公民社會」，都是一些意圖挑戰現有政體，甚至與西方國家關係密切的組織，現時所瓦解的，也只是一些西方角度之下定義的「公民社會」，香港從來都有許多社團，包括受資助機構、宗教團體、關注工商權益的團體、勞工教育相關團體等，不能狹窄地用在反政府團體上。
劉兆佳指，在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歐美國家向非西方民主陣營地區輸出其政治意識形態，透過官方或非官方渠道於當地扶助新的組織，嘗試建立西式民主政體，「這些組織往往帶有某種改革性，甚至革命性、顛覆性，推動政權和政體的更替。西方國家的目標，是透過這些『公民社會』建設，發動群眾運動，兵不血刃瓦解其他國家的政權，也就是『顏色革命』的劇本。西方國家自己也不會容許推翻現有政體的組織存在吧？但他們卻要在其他地方推廣。所以對於西方定義下的威權國家，如俄羅斯、中國，對於這些打著『公民社會』旗號的組織，一定會保持戒懼、嚴加限制。」
中央再不出手將尾大不掉
回溯歷史，劉兆佳指殖民地時期英國政府也會壓制投入反政府行動的民間團體，只不過在回歸前夕，英國才一改過往態度，鼓勵這些反共、反中的團體活動，維持英國自身管治的合法性，以及營造「光榮撤退」的觀感。回歸後，這類「公民社會」團體一直為特區管治帶來麻煩，導致政府轉向弱勢，其實一樣有問題，只是長期以來中央都不想介入。不過2019年香港政局到了動亂、危害國家安全的地步，中央不得不出手，《國安法》的實施，激活了特區政府的決心，敢於採用不同的法律武器對付反對勢力。「以前問題未算太嚴重時，中央也不想付出政治代價去清理『毒瘤』，不過後來問題嚴重了，再不出手將尾大不掉，那就長痛不如短痛，讓他們沒有捲土重來的機會。」
蔡子強：北京不欲再看見香港有大型政治動員
「說到底，北京是想『一勞永逸』。這已經和是否『和理非』、有沒有參與暴力行為沒有關係。」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如是說。他認為，政府對公民社會態度是寬是緊，由此至終都是政治判斷，教協、民陣、支聯會的共通點，在於其擁有龐大的政治動員能力和號召力。在過去一段時間中，香港反對運動的激烈程度提升，政治矛盾兜兜轉轉未能解決，而由民間公民社會發起多次大型示威集會，又一定程度威脅到特區管治穩定。於是北京也失去耐性，放棄回歸20年以來對公民社會一種相對寬鬆的路線，不想再見到香港再有大型政治動員上街。
蔡子強認為，反修例事件後北京的取態明顯非常強硬，後續的「肅清」行為遠超佔中運動後的規模，主要原因有3個：其一是北京起初未必願意對香港有大動作，但2019年事件看來，已可以放手強硬處理；其二2014年中美關係仍未算太差，但2019年時已接近「全面反枱」，北京要與美國競爭在國際舞台上的影響力，當然想防止香港「後躝失火」，所以更有動機掃除香港所有不穩定因素。
其三，於2014年佔中運動期間，北京任由運動自行消亡，不過這些民間力量其後「傘落社區」，形成更多公民社會團體，於2019年再次爆發，北京更加希望「斬草除根」，以絕後患。「現時政府仍能用疫情、限聚令為由，禁止一切集會遊行。但限聚令總不可能永遠維持，特別是10月渣打馬拉松將會復辦，政府延續限聚令，愈來愈說不過去。既然現時中央和特區政府已經凡事將國安放在最重的位置，所以他們的做法，就是將所有較具規模的平台、大台全部拆除，務求『趕盡殺絕』。」
由此，蔡子強認為北京對於香港公民社會態度堅決，全方位「改造」香港社會面貌，沒有人會知道會做到多遠。他以澳門為例，指當地自1966年的12.3事件後，整個社會已倒向中國政府，非建制力量完全不成氣候，認為澳門可能是北京治理香港的參考藍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