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建制派的局限與矛盾 廖長江：不盲撐政府 但總不能割席
說起廖長江，「低調」幾乎是他的代名詞，十大立法會議員或行政會議成員評分，甚少見他上榜，但身為立法會建制派「班長」，廖長江的角色可謂舉足輕重。政府與建制派是命運共同體，但一場修例風波，令兩者矛盾盡現，游走於行政、立法之間的廖長江接受《香港01》訪問，罕有談及建制派的角色定位。
廖長江說，建制派從來不是盲撐政府，而是「是其是，非其非」，指出政府的問題，改善施政。但他承認，這個監察的角色會隨著政治矛盾升溫，空間愈來愈少，因為建制派在大是大非的政治問題上，終歸要支持政府，才能保持特區憲制的有效運作。他直言，即使建制派批評政府多麼嚴厲，身份角色始終不會變：「你（建制派）總不可能和政府割席。」
至於特首沒有政黨背景，在立法會內難有「鐵票」，廖長江坦言難以解決，這和中國整體的憲制有關。他認為要改善此情況，有一項甚為艱巨的前提，牽涉到未來兩岸局勢的發展……
（訪問二之二）
專訪｜泛民去留靠民調 廖長江：猶抱琵琶半遮面 籲擺脫激進綑綁
自稱建制派「跑腿」 立法會需要更多何君堯？
作為建制派「班長」，即協調者，外人看來可能會覺得「位高權重」，但廖長江斬釘截鐵表示，「建制派」不是一個政黨，有許多不同的光譜：「建制派內自己也有六大板塊、五名獨立議員，除大是大非的政治議題外，我們不會有一套完整、統一的意識形態。」廖長江謙稱自己只是「跑腿」，負責與不同建制派溝通協調，而他相信建制派議員最終都以大局為重，尤其經過去年修例風波後，他覺得建制派團結程度有所上升，不需要他憂心太多。
廖長江於2012年循商界（第二）界別晉身立法會，4年前開始擔任「班長」，他慣於在背後協調、指揮大局，與喜歡爭曝光、上電視的議員恰恰相反。問他哪位建制派議員較「難搞」，廖長江說，只要不影響整體建制派的聲譽和合作，完全不需插手。即使言行出位的何君堯，他也表明和對方的溝通沒有問題：「何君堯是民選議員，有自己的走位和方向，要為自己的言行負責，基於互相尊重原則，我也處理不來。」
對於何君堯曾在集會中表示對提出「港獨」的人「殺無赦」，民主派向其提譴責動議，廖長江認為只是小題大做：「沒有人覺得他真的會去殺人。」
反而，廖長江形容，何君堯某程度補足建制派過往欠缺的「火力」：「每個陣營都有自己的『重炮』，以前的泛民有長毛（梁國雄）、陳偉業、黃毓民。重炮是一個必須的武器，我們（建制派）不會再像以前般，在議會內『任打唔嬲』。你會看見周浩鼎、陸頌雄，甚至蔣麗芸等等，都有不同的方法反駁對方的侮辱。在這方面，何君堯有自己的工作方式，但我也會認為他是我們建制派的重炮手之一。」
不正常議會 建制角色不可避免受限
一提到建制派，民主派會高舉「監察」角色，批評建制派事事撐政府，批評也可能是「小罵大幫忙」，關鍵時刻便會「歸隊」。廖長江反駁指，作為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有責任確保香港特區憲制有效運作，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而政府在立法會內，最終都要靠建制派支持才可通過法案。在一個正常的政制中，如果政府在議會內無票，已經「死咗好耐」。
他指，建制派一直希望做到的，就是拿捏好一個平衡，既不盲目支持政府，又確保憲制有效運作：「我們建制派中，學識比泛民優秀、國際視野更好的，大有人在，怎會盲撐呢？」他強調，建制派在大是大非議題上，如打擊「港獨」、「一地兩檢」、《國歌法》等，當然會支持政府，但同時間也會「是其是，非其非」，盡監察角色。
不過，廖長江承認建制派這種取態，相當受到香港政治環境的影響：當政治氣氛尚算正常、拉布沒那麼嚴重時，建制派有較多的空間與政府周旋，部分民生政策如元朗17億元「天價」行人天橋、提高長者綜援門檻、三隧分流，在建制派壓力之下，政府最終都擱置推行。
相反，當政治氣氛變得壁壘分明、拉布嚴重，建制派監察政府的角色會無可避免受到限制，因為在政治角度，建制派終歸需要支持政府，當事事政治立場行先，建制派就更加不能和政府唱反調，甚至連在會議中多發言幾次都難。
憶《逃犯條例》爭議：曾不止一次提醒政府
這引伸出一個更為核心的問題：建制派在大是大非政治問題上一定要支持政府，否則整個特區體制難以運作，但當議題既牽涉政治爭議，政府又犯下嚴重技術錯誤時，建制派是否也被迫支持政府，不能糾正？有關這個問題，去年《逃犯條例》修訂爭議可算明顯案例：條例本身有巨大政治爭議，而政府應對民主派質疑的技巧被指拙劣，兩度修改內容都無法平息民憤，最終引爆回歸以來最大型政治危機。
事隔一年，廖長江由始至終都認為，修例本身「無傷大雅」，沒有民主派演繹得那麼嚴重，甚至認為爭議性會低於「一地兩檢」，只不過民主派擅長「販賣恐懼」，而修例一役又剛好「賭中」了，「香港對很多國家都有（引渡安排），為什麼偏偏對自己的國家不行呢？」然而，他同意政府在宣傳工作上做得很差，往往被民主派牽著鼻子走：「（政府）完全跌落反對派的narrative（敘事角度）中，處於被動守勢，但明明政府應該理念先行，主動出擊說明清楚，搶佔輿論的主導權。」而政府於5月底第二度修改條例內容後，廖長江表示，原先對修例有保留的建制派，其實大都已「收貨」。
不過正如電影《天能》的台詞：發生的事就是發生了。政府無法滿足民間的訴求，去年6月9日數以十萬計市民上街反對修例（民陣稱103萬），但政府當晚發聲明堅持6月12日如期恢復二讀，引爆6.12升級示威。6月15日，政府宣布暫緩修例，但爭議早已擴散至警方執法問題。不少政界人士都慨嘆，要是6月9日這個關鍵日子，政府能早一步洞悉危機，整場風暴都可避免。同為行會成員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受訪時曾表示，曾在6月時詢問政府會不會退讓，政府說不會，但政府不久後就公布暫緩，有感自己「被跣」。
關於行會成員討論內容，廖長江表明不能細談，但他透露自己於6月9日遊行前後，已不止一次向政府提醒風險，收到的回應都是「政府不會撤回修例」。他指提醒的責任已盡，最終由政府決定及承擔後果，「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叫政府『放手吧』，放與不放，是他們決定。香港始終是行政主導，不是立法主導。我作為議員，責任就是提醒。」
▼逃犯條例爭議過程▼
「建制派不可能和政府割席」
但不論如何，政府「自爆」的最直接結果，就是市民遷怒於建制派，後者於去年底的區議會選舉歷史性大敗。林鄭上任之初，曾揚言做好管治工作，與建制「分紅」，結果大相逕庭，加上立法會選舉又至，部分建制政黨很多時候都要與政府保持「社交距離」，加入批評行列，挽回選民支持。
不過，廖長江坦言建制派終歸是建制派，有一些身份是既定、無法改變的：「比如說民建聯走出來，大家會覺得他們不是建制派嗎？中央要求建制派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你如何回應？割席，怎麼割呢？政府推出一些法例，有爭議但大是大非，你最終能不支持嗎？《財政預算案》，你能不支持嗎？就算不是其他人要求，我們在理念上也要支持（施政的順暢）。」所以他認為，所謂建制派和政府「割席」的說法，不可能做到，最多只能說是「做好是其是非其非的角色」。
「除非台灣回歸，否則香港難有執政黨」
這又會回到根本的制度問題。受限於《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特首不能有政黨背景，在立法會內無固定的票源，結果政府「有權無票」。如是者，政府沒有民意授權，必須倚靠建制派的票支持政策，但當政府犯錯，建制派也不敢和政府走得太近，施政又顯得寸步難行。實行政黨政治問題，回歸以來已被多次提及，有論者認為當香港出現執政黨，坐擁一定的民意基礎及立法會票數，可令施政順暢，而建制派有機會執政，或許少了一些「焗撐」的矛盾與尷尬。
可是，身兼港區人大代表的廖長江認為，容許特首有政黨背景，不單是一條法例的問題，背後牽涉到中國整體憲制，《中國憲法》序言列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廖長江指：「中央會不會容許在自己的地方，出現另一個執政黨呢？即使中央願意，又會不會為了香港這個議題而修憲呢？」
他提到一個難度頗高的前提，就是「台灣接受一國兩制方案回歸」。他解釋，台灣現時已有執政黨，兩岸統一後要平穩過渡，就可能需要修憲加入政黨政治的內容，屆時就可一併改革香港的制度，但只為香港而作修憲，他覺得機會不大。
愛國者與建制派之別
說了那麼多建制派的角色，那到底建制派在政治問題上，是否永遠都和政府站在同一陣線？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接受《觀察者網》訪問時曾表示，建制派人士不一定是愛國者，當中部分人沒有家國情懷，願意跟中國共產黨合作的背後動機不是熱愛國家，而是因為自身利益。
廖長江表示，不確定這個情況是否存在，但即使存在亦未必有很大影響，因為「擁護中國共產黨管治」和「擁護中國共產黨」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即使意識形態上未必和中央完全一樣，在憲制上也要接受共產黨的管治，並發揮穩定社會的角色，實際上分別不大。
「當然，也不排除有人表面上是建制派，但內心不那麼建制。有些人會做出來，有些人則不會，只收藏在心中。」廖長江說，始終建制派有不同光譜，也有程度之分。那到底哪些人有這種傾向？廖長江笑一笑：「當然我不會說。」
冀「明日大嶼」解深層次矛盾
建制派到底如何「是其是、非其非」，擺在面前的「明日大嶼」前期研究撥款，或可做一次驗證。廖長江說，建制內部未正式討論是否支持，他知道部分人有保留，但他認為香港深層次經濟、房屋、上流機會問題，需要一個穩定的社會狀況方可有效解決，「明日大嶼」是一個跨二、三十年的願景，嘗試解決土地不足問題：「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現在不做，何時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