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1｜歷史轉角的世代之爭　80後學者：我是「末代」深刻感受者

六四事件本周將迎來31周年。在這段歷史長河中，民主派一直堅持悼念六四死難者。惟自2013年起，六四悼念出現本土與大中華、「上一代」與「新生代」的爭論，周而復始。
今年的六四，則有一個明顯的不同點。香港去年經歷反修例風波，市民親眼見證槍林彈雨的街道、「軍民」兵戈相見的場面，不論「上一代」或「新生代」、本土還是大中華，兩代人可能由此衍生出新的歷史記憶。《香港01》分別訪問三位來自不同世代的人物，分別為支聯會主席李卓人、智庫研究員馮智政、油尖旺區議員李傲然，討論六四與反修例事件的關係。
在李卓人眼中，反修例抗爭就是六四歷史最佳的「本土面向」，兩代人有共同的「對手」，距離已有所拉近。不過在較年輕一代眼中，六四的記憶會隨著時間的過去，不可抗逆地減退。馮智政認為，自己已算是最後一代對六四會有深刻感受的人。李傲然更指，新一代的歷史記憶圖騰，已轉化成反修例期間的連場衝突，兩代人也會紀念六四，惟內涵已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
三個人，三種想法，反映着不同年代對六四的想像差距，既有一言難盡的故事，亦是無法迴避的現實。

延伸閱讀：六四31｜六四集會受「疫襲」 李卓人企硬悼念：警察掃場？掃囉

由批判「愛國愛民」到「兄弟爬山」

2013年，支聯會六四晚會原定主題為「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引起當時迅速崛起的本土派反彈，認為香港人紀念六四不應背負「愛中國」的包袱，遂於尖沙咀另起爐灶，最後「愛國愛民」四字被抽起。2014年傘運後學聯解體，各間大學學生會湧現「本土莊」。

六四的悼念亦由意識形態之爭，擴及到世代之爭。年輕一代開始對支聯會出現嚴厲的批判，認為他們以舊有六四的大中華情懷「綁架香港人」，有學生更曾以「鴇母龜公」比喻支聯會。學聯於2016年退出支聯會，多間院校先後宣布不再舉辦或參與任何六四相關活動。中大學生會2017年發表「六四情不再，悼念何時了」的論調，指六四悼念已走到盡頭，港人應聚焦本土社運，而非「自困於六四之死胡同」，引起一場輿情之爭。

2019年六四維園晚會，受當時《逃犯條例》爭議影響，政治氣氛重新炒熱，支聯會公布六四晚會參加人數達18萬人，創2014年以來高位，獲得捐款更達破紀錄的275萬元。隨後反修例風波爆發，傳統民主派和本土派關係緩和，出現「和勇不分」、「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等主張，派系之爭暫時止息。

李卓人：反修例後「唔使再拗」六四悼念

對於本土派、年輕一輩多年來對支聯會的質疑，李卓人表示相當明白。他認為，自己成長的七、八十年代，中國是一個仍然弱勢貧窮、人民受到欺壓的國家，港人與中國人民有較強的情感連繫；「現時九十後、零零後成長時期所見到的中國，則是那個強權本身」，而內地人來港衝關產子、爭奪奶粉資源，「五毛軍團」在網絡上發動輿論戰等，在某些人眼中恍如另類「欺凌者」。再者，老一輩即使當年不像他般親身踏足北京，至少都在電視機前見證過六四，體會一定較深刻。在這種認知的差異下，李卓人承認兩代人對六四、對中國的看法，有本質上的不同。

不過李卓人認為，經歷反修例風波後，新一代的想法已產生明顯變化：「大家覺得不需要再爭論悼念六四。以前的爭論，突出的是本土意識，覺得六四『唔關我事』，要切割；但經歷反修例的一代，會更強調『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他認為，兩種心態已經很不同，以前大家會爭拗「不理中國、只管香港民主發展」可以不可以，但現在「唔使再拗」。

「第一步（平反六四）都做不到，又為何要為最後的一步分裂？」​

所以李卓人指，香港年輕一代經歷反修例風波後，對於中國管治的狀態，以及其對香港的影響，意識增強了不少，他們會更傾向認為，平反六四是理所當然的事。「反修例是一件以香港為主體的事，六四則是以內地為主體。但彼此之間的最大公約數已很清楚，……這是大家『各自努力』的一部分，是六四歷史的一種『本土面向』。」

正因如此，支聯會將今年六四的主題定為「真相、自由、生命、抗爭」。其實，亦是將六四和反修例連結在一起。

李卓人強調，支聯會作為一個「支援愛國民主運動」的組織，五大綱領「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會繼續堅持，因這是普世價值，也是支聯會的最重要原則。只不過在過程中，他同意一定程度上「淡化」中國人身份認同這個主張。

同意「淡化中國人身份認同」，會否與「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相違背？

李說，只是少一點提及此議題，但可達到平衡兩代人價值觀的目的。

他重申，「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是支聯會的最終目標，但的確眼下現實給不了大家改變的希望，所以先從平反一步做起：「第一步（平反六四）都做不到，又為何要為最後的一步分裂呢？」

八十後馮智政：我已是「最後一代」對六四有深刻感受者

作為八十後，馮智政對六四也有「直接」的記憶，那就是小時候家人帶自己前往六四相關的遊行。他認為，不同世代有不同的「圖騰」：彼此對歷史的「記憶」可能相近，同樣知道六四發生什麼事，但「感受」的深刻程度、對中國的情意結，會有很大分別。而這種不同，又會塑造出兩代人不同的心理面貌、身份認同。

「在我們成長的年代，我們即使支持民主、對六四鎮壓反感，但我們仍會前往內地，與內地人交流。和我同代的人中，仍然有為數不少相信自己是中國人、對六四有深刻記憶、在支聯會身上得到政治啟蒙。但我們（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出生）已接近是最後一代，會有這種想法。」

馮智政分析，新一代對比上一代，面對香港本地環境急速惡化、中港矛盾升溫，對於「建設民主中國」的執著相對淡薄；對於六四鎮壓深刻程度也不及上一代。所以他認為，由司徒華開創的六四燭光悼念晚會，有其時代意義，31年來始終如一，但隨時間過去，會逐漸變成純禮儀式的活動：「在記憶傳承的過程中，總有一些事物會不可避免地失去。」

相對於李卓人認為世代差異已經拉近，馮智政認為，兩代人之間的思想矛盾始終會存在，只是暫時隱藏起來：「支聯會始終背負著『建設民主中國』的思想，和新一代格格不入。只是在2019年反修例期間，衍生了『不割席』的主張。矛盾會繼續存在，只是暫時被放下。」

他笑言：「要看看世代矛盾有沒有消失，你叫李卓人出來參選，看看他還吸不吸到青年票便知道了。」

李傲然：認同紀念歷史　惟內涵核心已變

談到世代記憶之爭，年僅27歲、曾任理工大學學生校董的李傲然可算是其中一名「局中人」。事緣歌手許冠傑4月舉行《2020許冠傑同舟共濟Online》演唱會，李傲然在社交網發表意見，指許冠傑是「上一年代產物」，又指「獅子山下精神」已不合時宜，言論引起上一代人反彈。李傲然否認不尊重上一代歌手，只是大家出生於不同年代，彼此共同回憶未必一樣，「不須強迫下一代接受自己價值觀」。

李傲然認為，支聯會所說的一套「平反六四」，仍然是流於以一個「臣下」的身份，要求「賢君」承認過往的錯誤，他不認同這種想法，因為新一代要的不是「賢君」。

他認為，現今的九十後、00後沒有經歷過八、九十年代香港最輝煌的時期，成長階段面對中港矛盾、政治環境惡化、街頭抗爭的興起，見證2012年反國教、2014年傘運、2016年旺角衝突、2019年反修例，已經建立起一套屬於自己的世代身份認同：「對於我們來說，最震撼、最有共鳴的，是中大、理大圍城戰。這兩場『校園戰役』會更易勾起我們的共鳴。」因此，對六四感覺變淡不代表新一代不尊重歷史，而是無可避免的世代差異。

將連場社會抗爭運動與世代身份認同畫上等號，未必人人同意，但這的確是許多新一代年輕人的想法，一如「上一代」視六四為一整代人的歷史印記。

因此從大方向而言，李傲然同意六四歷史需要紀念，然而對新一代而言，紀念的內涵本質早已改變：對於上一代來說，六四是一場他們懷有強烈感情的歷史事件；對於新一代來說，也會悼念死者，但更大的意義在於自我警醒、學習，了解自己面對的對手，知己知彼。「兩者的內涵核心有分別，也永遠不可能一樣。」

經歷反修例　對上一代增加理解

縱使有這種世代差異，李傲然表示，經歷反修例示威期間多場大型「戰役」，新一代也有了自己獨有的歷史記憶，所以他會有一種同理心，開始了解為何上一代對六四記憶會如此緊張：「我會對上一代增加理解，他們如此渴望六四傳承下去的原因。正如如果三十年後，下一代和我們說，覺得理大圍城戰的歷史不重要，我也會不高興，但我不會罵人忘本、冷血，我知道這不能強求。」

李傲然自2013年後，再無參加由支聯會舉辦的悼念，近年多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參與六四相關集會。既然新一代對六四的感覺相對淡，何不索性完全「切割」？

李表示，他與上一代一樣，都認同紀念六四歷史，所以會秉持「兄弟爬山」的精神，除非維園六四晚會變得單純行禮如儀，失去本身紀念的意義，否則都會避免作出批評。亦因如此，數年前本土派興起後，有民主派人士指「不再需要對院校學生領袖客氣」、「主流泛民應與本土派劃清界線」，他覺得這些說法過於苛責，徒增世代矛盾。「正如有部分民主派前輩，年年出席維園六四晚會，但你很少見有年輕人批評他們，因為他們懂得尊重新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