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反六四的運動今年來到第29個年頭。這些年來，無數人投身，又有無數人淡出這波瀾壯闊的運動。時至今天，堅持初衷的人尚有多少？《香港01》採訪了29名六四運動見證者，由他們說出一段記憶猶新的片段，透過眾人記憶將歷史在讀者面前重新拼湊。從字裏行間，我們也許可以尋覓當年湧上心頭的情感，從中得到對六四的啟迪。
1989年6月4日，我就讀小二，鎮壓當晚與家人在家中看著電視新聞報道，家人都神情緊張且嚴肅，鴉雀無聲；翌日上課，有同學帶黑紗上課，更有老師在課堂上聲淚俱下，當時雖然年幼，但已知道「something happen」－ 公民黨黨魁楊岳橋（梁鵬威攝） 1989年5月，香港學聯和廣州的同學發動「省港澳大遊行」，遊行過後我們在賓館內歇息，一名大嬸搭話問我們香港民情。許多年後我才得知，原來當年那位「大嬸」是廣州市公安局的副局長，想透過我們收集情報。－前學聯成員陳清華（右二） 六四發生時我正在港大讀研究院，當時很多學生也覺得自己應該做點事，所以我和一些已從學生會「落莊」的前幹事創辦了刊物《燃點》，推動關注中國議題。當時我們沒什麼錢，向全校老師籌得近萬元，我們坐雞記Van仔，把刊物派給全港不同中學。－城大教授葉健民 六四那天有警察從我家載我到記者會。有不確定的消息指，5月尾突然多了好多可疑人來港，李柱銘提醒我們小心人身安全。7月我去美國公幹，當局也安排了一個「秘書」隨行，除了上廁所和睡覺，全天候都緊隨在側。－立法會前議員李永達（梁鵬威攝） 我當年是學聯秘書長，1989年5月中，我與成員上廣州參與「省港澳大遊行」，火車埋站時，有公安高呼：「誰是來自香港學聯的同學，請留步！」當時我以為會被扣留，怎料原來公安是打算加入遊行隊伍。－前學聯秘書長陶君行（左一） 11年前我仍在新城電台主持節目，其中有個與廣東電台南粵之聲聯播的直播節目。六四那天，節目監製提醒我們不要提及「六四」二字，當時我想不知是該監製擔心還是有最高指示，不過最終先提六四的卻是那個監製。－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陳志全（梁鵬威攝） 八九六四當晚，我坐在電視機前看着血腥的一幕。當年我在民協主要負責內務，六四發生後，我便幫忙組織大大小小的遊行和集會，聲援內地同胞。當年支聯會九龍西設有支部，我不時協助舉辦居民大會，出席的人擠滿整個籃球場。－民協馮檢基（右三） 六四那年我25歲，在英國修讀法律碩士，選科時，我想為六四、為中國和香港做一點事，所以最終選擇了比較憲法及人權法，寫了一篇關於一國兩制理論的論文。可以說，20年來我的所思所想所教所學，其實都是源自八九六四那一夜。－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 有一年，六四晚會下著滂沱大雨，當時我仍是支聯會常委，站在台上與華叔（司徒華）等人全身濕透，「就連底褲都濕埋」。我們手持的蠟燭都已熄滅，但看著台下集會市民唱著民運歌曲，有些燭光仍然照亮著，看到這個情景，真的十分感動。 前立法會議員鄭家富 六四發生時我是初中生，我和家人一直盯著電視新聞看，我記得有個記者在現場報道，後面已是連串槍聲，我們隱約也能聽到。那個記者報道時自己也哭出來了，當時我和家人一邊看一邊哭，那時香港人的感情和北京聯繫得很近。－立法會前議員劉小麗（羅君豪攝） 八九民運時，我在台灣一間企業當行政總裁，但5月20日和28日香港大規模集會聲援北京民眾，我兩度專程回港參加，當時全港市民萬眾一心，愛國熱情令人鼓舞。 2005年趙紫陽逝世，我專程到北京致祭，留下輓聯「粉身碎骨渾不顧，要留清白在人間」。－全國政協前委員劉夢熊（梁鵬威攝） 我大約05年左右開始參加六四活動，印象最深刻是2013年，集會時下起大雨，連音響都壞掉、燭光都熄滅、衫褲全濕。可是大家沒有散場，很自然地起歌，唱自由花。我感覺到，大家來不是單單為了坐一坐，而是真的「有件事要做」。－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鄺俊宇（梁鵬威攝） 1989年我就讀小六，透過電視直播目睹屠城畫面，心裏很難受。回校上課時，老師將平時用作播教育電視的電視機播放新聞，讓我們留意事件的進展，印象中老師和學生都有哭。 六四事件可以說是我人生首次接觸到的政治事件。－社民連主席吳文遠（李澤彤攝） 八九民運期間，我在中大讀研究院，我和一班教友起草一封信給趙紫陽總書記，要求北京政府和學生好好對話。其後不久我要到美國出席宣教活動，所以只能從電視直播看六四屠城經過，所以一直覺得自己少了一份與香港人的共同經歷。－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黃碧雲（梁鵬威攝） 人生第一次遊行，就是89年5月20日聲援天安門學生，當年我17歲。那天香港掛8號風球，媽媽怕有危險，我跟她「炒大鑊」後才能出門。遊行隊伍中，見到好多受人尊敬、事業有成的中年人流下男兒淚，30年後的今日仍在觸動我。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梁鵬威攝） 六四屠城後，四十多位香港記者滯留北京，有朋友來電找我幫手。期間有人表示，他們曾找過英國大使館保護，可是大使館竟只叫他們留下電話就算。6月5日下午有BBC記者訪問我時，我只說了一件事：英國大使館對待香港記者太不公平了。－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右） 80年代我從事紡織業，64發生時我在美國開會，當見到當地同事很激動，才知發生了大事。那個時期我因工作關係經常到內地，而我所接觸到的都是好人，所以我當時想不明白，為何一片有這麼多好人的土地上，竟然會發生文革、六四這種事情？－立法會前議員何秀蘭（梁鵬威攝） 六四學運期間，我到北京聲援，當年我36歲，仍在教書。我在5月19日戒嚴那天抵達北京；21日晚上，我們聽到香港有一百萬人遊行聲援學運，十分興奮和感動，於是舉著標語，繞著天安門奔跑，向廣場上的學生送喜訊，那時我們不斷跑，連有沒有人因此落淚亦沒有為意。－街工立法會議員梁耀忠（鄭子峰攝） 六月三日凌晨，透過電視看到長安大街的畫面，聽到槍聲有人被打中，有人推木頭車抬受傷者。沒想過會發生如此的事。當晚支聯會不斷開會，剛由北京回來的香港學生講述，北京市民非常保護他們，要他們平安回來，將訊息帶回港，告許大家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 有一段頗長的時間，六四集會的人數跌得很厲害，只有4、5萬人，我們開始擔心承傳的問題，直到2009年，出席集會的人突然多了許多，站滿了整個維園，我看着面前黑壓壓、密麻麻的人頭，心裏很感動，原來我們這代人並不孤單，終於有人接棒。－前立法會議員單仲偕（羅君豪攝） 1989年六月，我當時回到校園就讀教育文憑課程。六四事件發生後的首個上課天，許多學校都無法正常上課，改在禮堂舉行集會，師生踴躍討論對六四的感受，他們的情緒都十分激動，出席學生人數蜂擁，連禮堂也容納不下，須搬走所有的桌椅，才能勉強坐下。－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 六四，悲劇只在一天，悼念如斯漫長，但港人的堅持，每年六四夜，站在台上，看萬千燭光如海，高舉悼念逝者時，那高貴不屈的情懷，可歌可泣，永誌不忘。－ 前立法會議員張文光 1995年，我在新華戲院看六四紀錄片，遇到當時港督彭定康的私人助理黎偉略，散場時和他談了一會，明白到他和彭定康都頗關心中國和香港前途。當然以他的身份，他不可能說太多，我也沒問太多，但從眼神和言談之中，完全感受到英國對香港民主前景有多關注。－陶傑 1989年我就讀大學三年級，那段時間大學生非常關注內地社會發生的事情。六四事件發生後，我留意到學生除了關注內地的情況外，亦關注東歐發生的劇變，波蘭共產政權倒台，將雙方作比較，不少年輕一代因而投入到民主運動當中。－公民黨前立法會議員陳家洛（羅君豪攝） 六四發生之時，我在明報工作，當時新聞部內人人都十分緊張，同事們常常注視著當年仍然是黑白色的電視機，關注著天安門廣場上學生的命運。 當時很多同事擔心中國其他地方不知有學運在北京發生，於是每天都會把剪報，透過當時剛興起的傳真機，傳真至中國各城市。－大律師吳靄儀 我對六四最難忘的畫面，是在電視上看到一個人擋在坦克車前，坦克向右邊走，他就向右移，坦克轉向左邊，他又向左移擋住坦克。當時Wilson（港督衛奕信）召集兩局議員開會應對，他問我點搞，我答他：我點知點搞。－自由黨創黨主席李鵬飛 六四事情中，最難忘是李鵬說要戒嚴那天。那時我仍是一名記者，收到一通電話，便馬上走到維園去。當時正刮狂風大雨，水深至腳跟，一去到四方八面都是人，大家即使有雨傘仍是全身濕透。當時內心激動，沒想過會用鎮壓方式，心內已知不妙。－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梁鵬威攝） 六四期間，正身處北京飯店，關燈那一刻是最難忘的，當下的心情非常擔心和驚慌，是否代表屠殺要開始？六月五日，被拉下機，心內想的是人生沒有選擇，只好頂硬上。落機後被放在房間等候，那刻感覺是不知道自己的生死。－支聯會秘書李卓人（吳煒豪攝） 29年前，我協助逃亡出來的人，我跟他們只有一面之緣，當時見到他們的模樣是很徬徨無助、落魄，一無所有，自己覺得十分心酸。去年開始，考慮到我已70多歲，且可能入獄，於是便展開探訪之旅，其中一位探望的人是封從德，我見到他建立了事業，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充滿朝氣，我感到十分高興和安慰。－支聯會常委朱耀明。（張浩維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