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大辯論|于品海對話「香港新方向」:要超越民主黨、民建聯
幸福居住、智慧出行、教育公平、普惠醫療、老有所依、綠色生活、革新建設、多元產業、有為管治、共建信任——哪些改革,可以開啟香港未來新方向?如何改革,才能令年輕人重拾希望?立法會新界北議員張欣宇所屬的年輕政團「香港新方向」,早前(12月7日)舉行五周年慶典,期間邀請逾300名嘉賓就上述問題投票,結果顯示最多人嚮往幸福居住、多元產業、有為管治。《香港01》創辦人于品海獲邀就此主持圓桌討論,他寄語「香港新方向」繼續秉持「公平正義」的追求、深化「治理」和「改革」的討論:「你們能不能做得比你們的從政前輩們好?能不能做得比民建聯、工聯會、民主黨、公民黨等政黨政團要好?如果不能,『新方向』就只是一個口號,沒有任何意義。」
有別於大多數政黨政團的周年慶典,成立五周年的「香港新方向」沒有美酒、沒有宴會、沒有籌款。大會最主要的互動環節,就是邀請超過300名嘉賓就幸福居住、智慧出行、教育公平、普惠醫療、老有所依、綠色生活、革新建設、多元產業、有為管治、共建信任這十項改革目標進行投票,選出香港未來新方向。「香港新方向」立法會新界北地區直選議員張欣宇即席公布結果,最多人支持的三項改革依次為幸福居住、多元產業、有為管治。
《香港01》創辦人于品海獲邀就「改革新方向」主持圓桌討論。對於最多人關注的「幸福居住」,「00後」香港大學政治及公共行政學三年級生袁朗晴表示,居住環境惡劣難免限制年輕人對未來發展的想像。「95後」元朗區議員陳燕君坦言,即使現職收入可觀(區議員月薪為37,520元),也不敢想像四年任期屆滿後能夠儲夠首期買樓,遑論有「幸福感」。「90後」香港新方向地區事務主管李煒林認為從政者應該反思:「香港這麼發達富裕,為什麼仍有那麼多基本上不應有人居住的房屋?為什麼有那麼多人選擇住在劏房?」
于品海則提醒「香港新方向」,跳出個人感受或者憐憫心理的層面,去思考房屋問題及其背後的深層次矛盾:「大家需要問的是,香港和內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那麼大——香港人均GDP超過5萬元美金,深圳人均GDP只有2.72萬元美金,但為什麼兩地的居住環境和生活質素卻是相反——深圳的人均居住面積是27.8平方米,並且持續擴大,香港只有16平方米左右,而且越來越縮水?」因此,不但不能只就房屋談房屋,而且需要注意港深之間的發展差異演變和「虹吸效應」現象。他又透露,每每與治港體系官員討論有關議題時,他們都笑言,「只要搭車到北區兜個圈,看到那麼多土地(棕地、農地、丁地),就知道問題所在」,可見中央深知香港癥結。早在前特首林鄭月娥提出發展「北部都會區」前,于品海已多次在《香港01》撰文提倡港府「重奪土地供應主導權」,破除利益固化藩籬。
至於「多元產業」,袁朗晴感慨,作為還有一年就畢業的大學生,感到很迷惘:「很多年輕人都很有創意、敢於創新,但社會好像不太允許我們去作出那些選擇和嘗試。」李煒林則指出,「產業關鍵在於大家能否搵到食」,也即能否為年輕人開拓更多既能一展所長又能享受生活的好工。他提到,香港人口年齡中位數為46歲,深圳人口平均年齡則只有32.5歲,兩者差距正正反映香港問題:「為什麼深圳可以吸引那麼多年輕人?因為當地物價較低、創業成本較低,多元產業也帶來更多工作崗位,相反香港產業越來越單一、租金等等成本又那麼貴,試問年輕人如何搵到食?一些傳統的優秀手工藝又談何傳承甚至生存?」
「香港過去幾十年,產業的消失可以說是『瘋癲』的。我小時候的製造業和大量工廠,現在被什麼產業取代了?金融業和地產業好像很發達,GDP產值那麼高,但為什麼我們的年輕人卻苦於沒有出路?」于品海認同,今天的產業發展不足以為年輕人提供更多好工,「如果夠的話,年輕人就不需要住劏房,不需要北上深圳尋求生活空間、唞一唞氣。」
今年2月,香港青年協會發表「香港青年趨勢」調查,發現15-34歲青年中,逾半從事較高技能或專業工作,但仍有近半從事較低技能或產值的工作。去年10月,新青年論壇的「香港各世代大學生收入比較」報告指出,過去20年,從事低技能職位的大學學歷勞工佔比由11.1%上升至15.7%,而大學學歷勞工收入中位數也從36,982元下跌至34,849元。可見「學歷貶值」和「職業錯配」的情況嚴峻,「在職貧窮」和「青年下流」的問題持續。
在「有為管治」方面,李煒林、陳燕君和袁朗晴都期望特區政府多加聆聽市民尤其是年輕人的意見,其中李煒林提到兩個值得參考的外地案例。例如新加坡,曾於2019年展開「新加坡青年行動計劃」,讓全國青少年共同參與改造烏節路的索美塞地區,成功增設滑板場、表演公園,以及容許年輕人以低廉租金創業的SCAPE創意社區中心;在2023年,當局又宣布成立四個分別由30名年輕人組成的「青年小組」,用一年時間研究新世代所關注的民生、就業、環保和科技議題,並於今年提交相關政策建議、舉辦千人青年論壇、邀請總理黃循財出席對話。又如新西蘭,政府自2019年推出《兒童和青年福祉策略》,以「使新西蘭成為世界上最適合兒童和青年的地方」作為願景,要求20個政府機構共同執行,定期發布政策行動,並且設有目標成果和執行時限。李煒林期望特區政府也能提出把香港打造成為「最吸引年輕人發展」的願景,而「香港新方向」則可以帶領更多人參與討論。
于品海回應指,三人所提及的聆聽意見或青年參與,所側重的是「共建信任」,而不是「有為管治」:「無可否認,相較往屆而言,現屆政府更加懂得如何(透過公共關係)促進公眾信任,但需要注意的是:『信任』和『治理』有什麼分別?大家都沒有回答這個問題,甚至有些渾淆了。其實有個基本邏輯:只要治理得好,信任就會增強,年輕人面對的問題就會少一些,也會有更多的空間去發展。」于品海說,香港政治的複雜性在於,以往有太多從政者看不清深層次矛盾的本質,例如過去40年來,包括民建聯和民主黨在內的最具代表性的政黨,都以為「民主」、「自由」、「普選」可以帶來香港的「良政善治」,但《香港01》並不以為然,而是從創刊至今都堅持提倡透過「治理改革」推動社會大轉型,建立更能彰顯「一國兩制」優勢和「公平正義」價值的「香港特色資本主義」。
何謂「治理」?在1990年代,由西方國家主導的公共行政討論中,曾把「治理」定義為政府運用權力引導、控制、規範各種活動,藉此促進公共利益最大化,從而維護社會秩序穩定;但他們普遍認定只有透過「民主普選」才能達到「有效治理」。最近10年,「大市場小政府」的治理格局明顯無法應對新挑戰,導致矛盾湧現、動盪不安,有為政府治理終於受到注視,美國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於2013年把「治理」定義修正為「政府制定和實施規則以及提供服務的能力,而不論其民主與否」。有別於西方,中國的國家治理論述中,「治理」向來是最大的政治——能讓社會資源透過決策機制進行公平合理的分配,而機制的搭建可以反映各個群體關係的變化,且變化無論如何都能夠通過文明的交往以及相互的關照而發生;也只有讓「分配」盡可能滿足每個個體所需、讓各個群體的關係保持融洽、讓人人的生活品質持續提升,才能保證社會穩定運作和整體發展利益。
于品海續指,經過2019年修例風波,中央引領香港進入以治理為核心的發展,治港者們逐漸明白治理的重要;尤其是今年7月以來,經過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的提點,特區政府更加敢於說出「香港要改革」。「治理得好,才可以有產業;有了產業,就有了好的收入,才可以解決房屋問題。」最後,于品海如此理順「有為管治」、「多元產業」和「幸福居住」之間的關係,他又希望「香港新方向」持續深化「治理」和「改革」的討論:「你們能不能做得比你們的從政前輩們好?能不能做得比民建聯、工聯會、民主黨、公民黨等等政黨政團要好?如果不能,『新方向』就只是一個口號,沒有任何意義。」
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致辭時表示,「香港新方向」成立五年來的成績值得肯定,冀他們不忘初心,發揮自身所長,為建設香港未來繼續前行。曾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的「香港新方向」榮譽顧問張炳良寄語,「香港新方向」代表部分新世代,把他們的青春和理想投放於講理性、不離地的求變之路,期望他們敢想像、肯實幹、掌握社會脈搏,越走越闊、越走越遠。曾任規劃署署長的「香港新方向」榮譽顧問凌嘉勤回望「香港新方向」成立之時,香港充滿挫折感,幸而這班年輕人勇敢地選擇了一條充滿挑戰的道路,走對了新的方向。
「香港新方向」總召集人劉暢致謝辭時表示,作為關心香港未來、致力推動良政善治的新生力量,他們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腳踏實地為香港解決一個又一個實際問題。「不做紙上談兵,而是深入基層,了解真實訴求,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這就是香港新方向使命,也是對香港、對國家的責任擔當。」劉暢承諾,「香港新方向」將和社會各界攜手,竭盡所能,解決一個個難題,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和長遠發展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