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集．專訪｜百感交織無以名狀　以影像對抗記憶流逝

去年一條《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將香港徹底改變。萬人空巷的大遊行、火光沖天的激烈衝突，一幕一幕的震撼畫面，留在港人心裏，然而只有透過紙張，才能長久保存，不致遺忘。反修例運動相關的書籍和攝影集逐一面世，自由攝影師陳朗熹去年受台灣網媒《報導者》委託拍攝，將香港現場的第一手照片傳回台灣。早前將照片編集成書，出版《無以名狀的力量》攝影集，他覺得無法以言語清晰地講出對於反修例運動的感受，因此是「無以名狀」。
此為反修例攝影集專訪系列之三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因雨傘運動記錄社會

「雨傘運動是個開始」，2014年陳朗熹拿着相機去到金鐘夏慤道拍攝，作為公民記者將照片供給網媒。「當時其實都未懂得攝影，拿捏不到光圈快門的概念。」陳朗熹回憶當年膽粗粗去到現場記錄，雖然「1/20秒快門都照樣按下快門，好多照片都鬆郁朦」，但這是一個啟蒙，令他了解到攝影並不單只拍花草風景，自此以後攝影不再是單純的興趣，也是他「介入」社會的途徑；或在旁記錄正在發生的事，或以完整拍攝計劃去嘗試引發關注和討論。

陳朗熹其後接工作拍攝活動、雜誌攝影、個人計劃、也作為自由攝影師為媒體拍攝，開始貼緊社會，靠近紀實和新聞攝影；其中包括為台灣網媒《報導者》記錄七一回歸20周年、反釋法遊行、梁游DQ事件等。到2017年，特首選舉一年，入職一間傳媒的固定職位，真正「入行」，但不久遇上公司裁員回復自由攝影師的身份。

為台灣網媒拍攝採訪

2019年香港捲起反修例風波，5月立法會鬧「雙胞胎」委員會，其時除了本地媒體和大型通訊社，甚少境外媒體留意，陳朗熹亦並未接獲委託拍攝。去到6月9日，民陣發起大遊行，陳朗熹回憶當日「我仍然沒有Assignment（拍攝任務）」，但自發到現場拍攝，他說：「我覺得件事好重要。」到遊行完畢，晚上立法會有蓋示威區（煲底）爆發衝突，陳朗熹覺得事態嚴重：「雨傘和魚蛋（2016年旺角騷亂）之後香港都未再發生衝突，大家都好緊張。」於是聯絡《報導者》，主動提出提供照片作即時報道，對方亦展開了對香港反修例運動的長期報道。

之後半年，陳朗熹為《報導者》穿梭各區衝突現場，將第一手照片傳給台灣。「我本身預計7月1日（反修例運動）就會完，」陳朗熹以為民眾因6.12衝突引發的不滿情緒最多維持到七一，回歸大遊行發洩過後就會丟淡，接下來推算要到十一國慶日才會再有遊行，認為反條例運動不能捱過3個月的空檔，「估不到會各區開花。」陳朗熹坦言對此感到驚訝。

讀者需要多一點不同的影像

香港反修例運動吸引全球目光，各大通訊社和媒體徵求香港自由攝影記者協助，當然亦有聯絡陳朗熹。然而他絕大多數時間優先答應《報導者》的委託，有時不惜推辭報酬更高的工作，「我覺得台灣讀者需要多一點不同的影像去了解這件事。不少台灣媒體透過美聯社、法新社等購買照片，照片雖好卻顯得千遍一律，各媒體都購買同一張照片。我覺得有能力的、資源允許的，最好都做到一手採訪。」陳朗熹補充：「美聯社、法新社畢竟照顧外國讀者，我卻想拍一些照顧華文社會或者緊貼香港情況的人的照片。外國通訊社熱愛IFC為背景，即使衝突開花到全港各區，仍然要求你到中環拍攝；我希望台灣讀者可以知道原來開花會去到沙田、黃大仙屋邨樓下。」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陳朗熹說：「他們採用版權共享方針，我為了保留版權選擇替《報導者》工作。」（按：版權共享表示照片版權為媒體公司及拍攝者共同擁有，而非全權交給媒體公司）因此陳朗熹在出版攝影集的過程中，不需為版權問題而煩惱。

冀攝影集對抗記憶流逝

「我是好老派的人，我覺得生產影像的路途最終一定是展覽或書本，我覺得一定要以此為終結。難得我有版權，又有足夠的照片數量，於是想要嘗試。」除了滿足自己對影像的執着，陳朗熹亦期望攝影集可以有實際的作用：「我感覺香港會開始出現變化，我怕影像會消失，會被遺忘，會被賦予不同的意義。」數碼影像可輕易大量複製，也可輕易遭刪除，也許最終不會完全消失，但過程中將化為碎片。在搜尋器、社交網站、通訊軟件中出現的影像，早已跟原本的圖片說明或者報道切割。「我想將碎片整合，實體地留在人們的書架裏。我喜歡每隔一段時間就將書架的書重新拿出來看，如果影像可被有系統地不停翻看，我覺得可以抵抗記憶的流逝。 」

陳朗熹希望攝影集可以對抗記憶流逝，卻不說留住歷史。「歷史是實在的，資訊性的，像是某月某日共發射了多少枚催淚彈，某月某日又有多少人被捕；記憶是無形的，存在腦海中的想法……對抗歷史流逝不是我的責任，我想用照片重組記憶，重組感情，重組精神。我希望攝影集不會是資料館，而是體驗館。再過一段時間，你可能還數得出中大一役共發射了多少枚子彈，但當日現場人士的情緒，那種恐懼或者被壓迫的感受，你未必記得。」

無法消化的思緒

陳朗熹說籌備攝影集的過程中有幾個困難，第一是書名，第二是封面。陳朗熹嘗試將自己對反修例運動的想像和自身感受形容給朋友聽，覺得無法消化。「運動持續好長，好多東西互相交織，好多你仍未明白的事情。例如這個行為是否正確？這個做法能否帶來進步？這張照片會有甚麼影響？」陳朗熹說自己最後也說不出來，就像「Untitled」（無題）一樣，不如就讓照片表達，朋友最後替他起了《無以名狀的力量》，英文是「Unspeakable」。

封面最後採用了相對簡單的設計，印着一張11月12日中文大學衝突的照片，雖身處衝突中心，照片中人物的動作卻是含糊的，不明確的，催淚彈煙霧亦使人無法判斷環境位置，「在迷霧裏，很不確定，沒有狀態，就是無以名狀，不能言喻。」封面照片亦展現到陳朗熹的風格，「我並不特別喜歡統傳新聞攝影，好明確好有動作的一類照片。」書中他揀選很多相對偏門，平靜的，抽象的照片，「我喜歡無聲的，符合我性格」。

編排相片時，陳朗熹最初打算打亂時序，將照片分類排列，但有一日他遇上瓶頸，「排到好辛苦，於是我試試排一個順時序的，因為順序是簡單的，等於不用排。看完後我幾乎哭了，那一刻我才發現得到，原來按時序是好重要的。我目標的讀者是曾經參與過，或者緊貼這個運動的人，照片按着時序，就似完整地重新經歷一次上年的事。我眼濕濕，有點鼻酸，決定要順序排列。不過完全按時序又有其他問題，作為攝影集有些地方會變得不好看，於是我約略調動，得出現時的排列結果。」照片大致按時序編排，個別則按需要穿插。

我覺得整個反修例運動是一個整體，而不是分割成一個又一個獨立的日子。

攝影師不被照片感動

衝突中往往伴隨受傷和流血，陳朗熹在現場耳聞目睹過無數次示威者哭嚎尖叫，在心裏留下陰影，更出現恐慌發作（Panic attack）症狀，「10月11月時最嚴重」，陳朗熹在籌備攝影集時已過了最嚴重的時期，到事件現場或仍有影響，但在家中重新審視照片就沒再出現恐慌發作。「我覺得最容易影響情緒是聲音，我經常說，作為『影相佬』覺得照片是最不感動的；我試過看電影流淚，試過聽音樂流淚，也試過閱讀文字流淚，但未試過看一張照片流淚。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工作是攝影，時常計算照片背後的東西，所以難以代入。」

陳朗熹說自己最深刻一次經歷是發生在理工大學，11月18日約凌晨5時，警方突擊攻入暢運道入口，與示威者再爆衝突；陳朗熹本來找了一個角落休息，驚醒過來衝到事發位置，卻有雷射光從對面大廈照射過來，「我立即拉着身邊一個行家，一同躲在掩護物後面，」他當時判斷雷射光並非示威者的雷射筆，而是警方部署的狙擊手，聯想起《凜冬烈火》（"Winter on Fire"）的情節，「好驚，第一次覺得有機會死。」理大事件過去後，警方西九龍總區指揮官卓孝業表示，當日確有安排狙擊手在高處戒備。

影像編輯很重要

陳朗熹直言很多照片未必是有意識地去記錄，抽象一點的或者特寫類照片可能會較多計劃，但其他都是靠條件反射。「在現場不停按快門，沒有感覺的，根本不知道拍了甚麼，之後翻看才發覺哪張拍得好。」現場一切都急速變化，加上為《報導者》在現場拍攝的只有他一個人，判斷去哪裏拍，站位在何處已佔用了整個腦袋，「一張照片好與不好，靠直覺反射。但整輯成品好壞，就很視乎編輯（Edit）的能力。運動持續這麼久，拍到數十張好照片一點不出奇，但能否在海量照片中將它們挑選出來？或只是選取了次一等的照片？極難！攝影集出版約兩個月，我發覺原來自己都揀選了不少次貨。如果我重新做一次，我可能會刪去十多張，再換另外十多張。最後發現原來做得未夠好，不過印了出來也沒辦法重新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