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帶處理師】楊我華用一對全新的耳朵 為唱片守尾門
走進楊我華（Anthony Yeung）的音樂工作室，除了給兒子的玩具、一大堆舊式日版黑膠唱片，就是大大小小的音響器材。從事音響設計、唱片製作、聲學設計及工程超過25年，許多本地獨立音樂圈的人都十分尊敬楊我華，每逢製作新唱片也會找他做母帶處理（Mastering）。
身材魁梧的楊我華，面對記者的提問頓時變成一名緊張大師。回答問題前總是思前想後，說話也有點結巴：「有一次，我接受一個電視台的訪問。可是，當我看到那部大攝影機時，我完全思考不到，整個人僵硬了起來。」記者打趣地問他：「那你有在電視看自己的表現嗎？」他立即說：「當然沒有！看也不敢看呀！」
緊張大師 遇上音樂即放鬆
能夠讓緊張大師放鬆起來的就是音樂。訪問過程中，楊常問記者：「你想聽一聽我最近處理過的音樂嗎？」雞蛋蒸肉餅的唱片、大專院校的管弦樂團演出、外國流行曲等，一首接一首，突然就像一個熱愛分享趣事給朋友的大小孩。
除了音樂，就是那一系列的音響器材。楊我華的工作室有一個大廳，一間錄音室與一間後期製作室。架着一副眼鏡的他，只要坐到自己的儀器台前播一播歌，用滑鼠控制電腦剪接軟件Pro Tools，再用手調較兩排analog器材，他自自然然會放鬆起來。楊說：「我最大的興趣是做mastering！可能我比較怕麻煩吧，做mastering可以坐在工作室內獨自慢慢做。」
Mastering是錄製唱片前的最後一個工序。楊我華說：「假設一張專輯內有10首歌，可能在不同的錄音室錄，由不同的監製及混音師操刀。我要幫他們調較好音量，high mid low frequency (高中低頻率) 的分佈等等，讓這10首歌更一致，聽唱片的時候會感到更完整。」楊強調他不是與混音師比較哪一個版本較好：「負責mastering的人是提供一隻全新的耳朵，在保留原有的dynamics下，令唱片的聲音更好。」
一切從雅旺錄音室開始
1991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主修舞台音響與音樂錄音。可是，楊我華並不是畢業後便全心投入母帶處理的工作。一直想在正規錄音室工作的他，先在電台當了4年聲音工程師。
直至1996年，有一位當時在電台工作的師兄介紹他到本地著名的雅旺錄音室（Avon Studio）工作。80、90年代的天王巨星，如梅艷芳、張國榮、葉倩文等等，也會到Avon錄音。在這裏，楊從頭學起，也認識了mastering的技術。他說：「當年，我跟着前輩學做mastering。由以前Avon有3間房，全都是錄音室開始，做到之後有一間專門做後期製作的房間。」
1996年是楊我華入職Avon的年份，也是嘉利大廈發生大火的一年。90年代最大型的唱片公司—寶麗金（Polygram）的錄音室也在嘉利大廈。大火後，大部份的錄音及後期製作也轉到Avon進行。楊說那時Avon的生意非常好，完全停不下來。唱片一張接一張，做好自己本分之後也要幫前輩，更試過一日內要同時處理四張唱片。「監製剛拿走了做好的一張，經理人又走進來叫我做新碟。」
音響人的肯定
楊我華在Avon的非人生活過了4年，離開後他在一個音樂網站短暫工作了一年。之後，他便成為了自由工作者，包括為不同的劇團或舞團擔任音響設計。
去年，他為香港舞蹈團的《紅樓・夢三闋》作音響設計，更獲得香港舞蹈年獎2017「傑出聲音設計」。這亦是他在2003年獲得第十二屆香港舞台劇奬「最佳音響設計」後，相隔14年首次獲得的舞台獎項。
《紅樓・夢三闋》內總共有三個舞蹈作品。楊我華說：「這一次我沒有更改場地的音響系統。舞台的中央有4組standard rig，我只是調教了喇叭的方向，以及在上層的4角增設喇叭。喇叭的位置是可以令觀眾更投入演出。」如何跟三位不同的導演合作，要破或是要立，楊我華說要靠溝通。可是，溝通也不一定是直接對話：「去看綵排，去聽他們談設計，也是一種溝通。」
《紅樓・夢三闋》選段：楊雲濤《白》（影片授權：香港舞蹈團）
「其中一個作品是楊雲濤的《白》。舞者要在balcony上走一個圈，剛好場地的化妝間在balcony上。我打開了門，加了一個喇叭。當舞者在步行的時候，聲音就好像從遠處來一樣，飛到觀眾那邊。」
這一個獎肯定了楊我華熟悉音響的專業：「我一直也用音響來設計舞台表演的聲效，讓觀眾經歷那一段舞。既然這次得了獎，也算是一種認同吧。不只是認同我，而是認同整個音響行業在藝術創作中的位置。」
我只是一個玩音響的人
自由身工作讓楊我華接觸到不同層面的人，有主流音樂人、獨立音樂人、廣播界、舞蹈界，連戲劇界的朋友也有。他卻從不標籤自己為文化人：「我只是一個玩音響的人。」反正工作種類再多元化，他最想做的依然是mastering。可是，這年頭香港還有多少人會做唱片？
「剛開始成立Anthony Yeung Mastering Studio時，以為自己一個月只要有兩至三個mastering的工作就可以維持成本，但想不到現在一個月內竟會隨時食蛋。」現在想起，楊我華也笑當初的自己天真。幸好，有很多朋友幫忙，多了做mastering以外的工作，如錄音、混音等。而且，他也有學生幫忙營運工作室，就只有mastering依然找不到全職幫忙的徒弟：「我跟本沒有足夠的工作給別人。別人也有自己的生活，需要一份穩定收入。」
現在，大部分唱片公司也會把mastering的工作外判到外國。如果預算夠多，監製更會親自飛去美國洛杉磯找工作室做。雖然外國的價錢不一定比本地貴很多，但長遠來說對本地音樂工業的持續發展是一個隱憂。
分不清對與錯，楊我華說：「我全部的資源也放在這家工作室了。因為這是我的興趣，就算輸也是心甘命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