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開啟「後鄧時代」 習近平治下中國的新起點
鄧小平去世至今已然二十年，但無論是中國內地還是香港，某種意義上來說都仍然在延續鄧時代所留下來的思想方式與政治結構。然而目前的延續之下又存在大量的矛盾與衝突需要解決，於中國來說就是在改革開放經濟狂飆猛進之下所造成的政治體制失衡以及社會矛盾加劇；而對於香港來說，則是在一國兩制的架構之下如何實踐與延續的爭論。
對中國而言，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由鄧小平主導的改革開放階段性使命已經基本完成，而時至中共十九大，是習近平接任中共總書記後首次中共黨代表大會，也是他個人權威集中體現的一次會議。而實際上習近平主政五年某種程度上也正是在鄧小平對中國的一系列理論嘗試之後所進行延續與校準。因此十九大的意義在於中國正在習近平的治理之下進入的——「後鄧小平時代」。
對於香港來說，鄧時代遺留的歷史命題之一，便是在新的國內外格局中，重新審視香港在國家戰略格局中的意義以及香港如何將「一國兩制」構想得以延續。對於香港而言，「後鄧時代」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中央治港思維的轉變，比如中央對於「一國兩制」的操作更加確實，對於反對「港獨」的政治底線愈發明確，也表現在中央逐漸脫離非友即敵的鬥爭思維上。如何去理解這樣一個「後鄧時代」之下的中國和香港，將是每一個關心香港未來命運的人需要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時代迷霧中的中國
「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是宋代詞人蘇軾的一首詩《題西林壁》。意指一個人若處在廬山之中，視野就難免會被層層環繞的峯巒所局限，看到的景色會應視角的不同而不同，除非能夠克服主觀局限性，站在山外，方有可能一眼看清全貌，否則將難以辨認山的真面目。
這首詩蘊含的哲理引人深思，將其運用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迄今的五年中國變化，亦頗為恰當。這五年間，無論左派、右派，還是海外觀察者，在中國政治的認知上，既越來越分化，各種猜測和分析不絕，然而又呈現出普遍的不解、迷茫和困惑。究其原因，正是因為他們都身處正在快速形成的時代洪流之中又缺乏一套能克服主觀局限性的認識論和方法論，被動地受龐大而複雜的時代身影所束縛，只能從各自立場或者習以為常的簡單方法看到中國的不同面向，難以洞悉全貌。
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迄今，中國已在鄧小平時代的影響下運轉了三十多年，香港也已然回歸二十年，特區政府管治屢受挑戰，深層次政經矛盾未解，中港磨擦加劇，近年更是紛爭不斷，遠有23條立法爭議及國民教育風波，近有雨傘運動、旺角騷亂以及DQ風波。港人對中共的敵意日益加深，了解則愈發表面化。港人要麼早已習以為常日漸犬儒，要麼固化了一套觀察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既定視角。可恰恰是在這種情況下，其實一些此前看來司空見慣的規則正在被不斷打破，一些本已成為歷史的東西似乎亦在回歸，一些曾被視為政治、經濟風向標的觀測方法突然失靈，無論是普通港人、資深的立法會議員還是港府高層，或者由於「身在此山中」的局限，或者未能感知，或者囿於視角，往往都有看不清時代變化之困惑。在日益推進各個領域重構的中國，一個新的時代正在形成。
鄧小平的時代
回看鄧小平時代，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當時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系統闡述了自己有別於毛澤東的施政主張，這也使得中國正式進入了「改革開放」時代。在鄧小平看來，毛澤東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是當時國民經濟瀕臨崩潰和文革災難的主要原因，他提出全國的工作重心必須要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而在鄧小平接掌了中國權力後，他迅速制定了改革開放的國策，通過平反，通過恢復高考，通過土地承包所有制，通過摸着石頭過河，締造了一個中國人感受到的「時代」的來臨。但正是這種改革，卻造成了很大的腐敗空間。一些人通過特殊渠道以「計劃內」價格購買商品後，轉向「計劃外」市場出手，從中賺取利潤，這個現象後來被稱為「官倒」，這也是「六四」爆發的原因之一。
中國雖然在80年代「蘇東波」的民主化浪潮之中得以喘定，然而卻在六四的一夜之間成為了鎮壓本國民眾的政權，被國際輿論千夫所指，更背負起延宕至今近30年的歷史負累。此後的中共政權便不斷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狂飆突進；同時亦在社會主義路線和政權合法性的政治上飽受質疑。到了2012年中共十八大，執政黨和國家面臨的危機已經絲毫不亞於鄧小平當年。在黨內，不單政令不出中南海，而且山頭主義、團團夥夥盛行，作為中央軍委主席的胡錦濤被架空，九大常委各自為政的「九龍治水」幾乎釀成分崩離析的局面。在國家層面，一方面改革開放三十多年遺留和積累的矛盾不斷發酵，經濟風險、環境污染和社會壓力都大幅攀升，貪婪和腐化更是前所未有地吞噬發展成果和人心，另一方面受制於積弊已深的官僚系統，執政黨非但難以實行有效改革，反而陷入「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的困局。至於國際環境，同樣嚴峻，除了因中國崛起挑戰世界利益結構和政治秩序而招致的阻力外，地緣政治博弈和恐怖主義危機日趨加劇。
後鄧時代的中國
鑑於彼時中國當下的情況，中共高層認為有調整方向的必要，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王賡武就指出，就現階段而言 「習和他的同僚正在更正並改善鄧小平改革之中一些明顯問題和缺陷，譬如説中國在『摸着石頭過河』的過程中可能『摸錯了一塊石頭』，習和他的同僚擔心按着這個趨勢走下去，會將國家帶入一條『不合適的河流中』，又或是會帶去一個『不合適的彼岸』」。
為此，習近平作為中共新生代領導，自上任之初便發起中共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反腐行動。迄今為止，不但一再打破「刑不上常委」等過去數十年的政治慣例，拿下包括周永康、孫政才、蘇榮、令計劃、郭伯雄、徐才厚在內的超過兩百名老虎和不計其數的蒼蠅，其中因腐敗而倒下的將軍甚至比抗戰時期還多近百倍；而且在治標之後主張治本，改革紀檢領導體系和巡視制度，進行監察委試點，以及頒佈和修訂包括《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在內的十多份黨內法規。
不單如此，黨建工作還被提升到一個十分醒目的位置。五年來，習近平等中共最高層厲行全面從嚴治黨，除了借鑑毛澤東時代的經驗，推行黨的羣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強化黨組、改革共青團等一系列舉措外，還強調「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等「四個意識」，給主要權力機關和政治局委員、常委等高官立政治規矩，從而有力強化黨的領導，克服十八大之前的黨內政治危機。
在國家層面，在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上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除了與全面從嚴治黨一起構成中共執政新理念之外，還不斷重構中國各個領域。五年間，全面深化改革已經在經濟、司法、教育、戶籍、計劃生育和軍隊等諸多領域推進。尤其是軍隊領域，這場被稱為毛鄧之後最大力度的軍改，重構軍隊人事、機關設置，讓軍隊走向現代戰爭的全體系全領域建設，其效果用重建軍隊來形容，一點都不誇張。
與此同時，為了讓崛起的中國找到在世界舞台上的合適位置，習近平改變了鄧小平時代「韜光養晦」的外交戰略，變得更加積極有為。尤其是在維護國家安全主權方面，中共強調底線意識。先是頂住去年南海仲裁案的壓力，利用菲律賓領導人更迭的契機，透過撬動杜特爾特這個支點，改變南海地緣政治格局，讓南海仲裁案徹底淪為「一張廢紙」。接著又迫使和蔡英文通話、挑戰「一中」的特朗普在上任後快速回歸美國的「一中」原則。
而這種底線思維之於香港管制，則是在於對港獨的不容忍與對一國兩制底線的不妥協。鄧小平開啟了中英之間關於香港前途的談判，「一國兩制」的創造性構想也由其一錘定音，由擬定到實行至今逾三十年。期間官商共治結構未曾被撼動，中港政經環境急劇轉變，再加之官僚部門欠缺政治意識，將寧左勿右的思維帶入香港，加劇港人與中央的對抗衝突情緒，中央對港政策以及一國兩制的實踐在習近平任內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然而即便如此中央仍維持制度大格局不變的情況下，亦按所需因時制宜，港人亦不妨對十九大之後的治港政策與實踐再做觀察。
正是基於上述原因，在去年的十八屆六中全會上被確立為中共繼毛鄧之後領導核心的習近平，正在一方面創造性的繼承鄧小平時代所遺留的政治遺產，另一方面亦在對鄧時代對中共、政府以及社會所滋生的負面效應進行調校，並確立新的理論方向。這也是為何2012年以來不少曾經研判中國政治屢試不爽的方法論逐漸失靈，一些左派、右派和海外觀察者感到日益困惑的原因。因為他們立論的基點還停留在鄧小平時代的邏輯之下，仍還未洞悉時代發生的範式轉移。所謂後鄧小平時代非但不是否認或者貶低鄧小平時代，而是根植於時下中國的內外現實的改造與繼承。這既是時勢使然，亦是當前中國的最大政治。
我們不妨在結尾再看回《題西林壁》這首詩，細細品來卻又會這是一首意趣頗妙卻又細思無理的詩句。作者在看過千面廬山，或峯或嶺或溝或壑或或平緩陡峭何嘗不是其呈現方式，而作者竹杖芒鞋行至廬山的西林寺，行經的一草一木、一花一葉、沿途的所思所想又豈能說這些並非廬山之面目？正如在這些大論述之下，我們的日常仍會見到中國在逐漸收緊的言論管控、仍未平反的六四和在痛苦中煎熬天安門母親、以及至死仍未中國囚徒的劉曉波。而你所見到的中國、外界所敘述的中國，這些都是理解中國的面向，這些面向之中更包括香港的存在本身。《香港01》在十九大期間提出「後鄧小平」這一概念，自也是期望為讀者再多開闢一條觀察中國、理解中國的視角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