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鄧時代】改革開放四十年政商關係糾纏 黨建反腐成整頓契機
今年7月內地政商界有兩宗大新聞，看似互不相關，實則微妙體現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來，經濟發展與黨政機關主導如何不密不可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成績無庸置疑，同時卻衍生貪腐積弊，以至由2012年十八大至今，臨近十九大前夕，五年以來中共仍未敢宣稱反腐打貪已經大功告成，官方宣傳依然只說「永遠在路上」。
第一宗是中共中央於7月1日修訂《巡視工作條例》，首度明文要求巡視組監督「黨的領導弱化」問題，並於「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和「違反組織紀律」兩項，新增「結黨營私」、「團團夥夥」、「任人唯親」等字眼，標誌反腐目標由「經濟打貪」轉入「整頓政治生態」，顯示中共試圖由黨建層面入手，根除腐敗之源。
第二宗是7月中萬達集團老闆王健林宣布變賣旗下資產，市值高逾630億于人民幣。官媒於交易前後點名批評萬達，指控該企業舉債作海外併購，轉移國內資產，萬達隨之暫停「走出去」，承諾集中投資中國項目。《多維新聞》由此推測，官方可能有意整頓改革開放以來政商關係，隨著中共領導層警告幹部「防止被利益集團圍獵」，「紅線時代」或者經已來臨。
初期需企業家冒險精神
有評論就萬達賣家產一事，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政商關係現實：「想要獲得利益，是無法規避與政治的關聯——在中國大陸，官員無論職位大小都可以影響到商人獲利的多寡。」然而，中國商人一旦靠近政治卻難得善終，前車之鑒多不勝數。對中共而言，一方面現行體制導致「商人天然地和政治融為一體」，另一方面當權者卻似乎再不容忍官商勾結，有意扭轉「不公平」現實。
例如南德集團創辦人牟其中發跡自1980年代，屬中國商界「教父級」人馬。他在2000年因「商業犯罪」入獄，信用證詐騙罪成，判監16年，去年9月底出獄。然而卻無人能確切講清牟其中失勢原因，只能猜測其生意手法大膽，不怕舉債借錢，慣於一切「賭在領導批示上，賭在政治翻案上，賭在政治領導人的身上」，結果從首富變成首騙，資金鏈斷裂，致使本人身陷囹圄。
總體而言，改革開放需要企業家富冒險精神，不斷衝破體制樊籬，牟其中之類商人應運而生；1989年六四事件後，中共內外交煎，改革開放幾至停頓，至1992年鄧小平「南巡」才重上軌道，亟需進取企業家貢獻，以助經濟發展及政權穩定。論者常引「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一句，用來體現時代所需，「野蠻生長」亦成商界主流。
可是，學者蕭功秦指出，針無兩頭利，中國改革開放作為市場化過程，由黨政機關引導，故此與政府部門密切有關的企業、單位、官員、法人與利益集團，其間常利用本身特殊關係和地位從中漁利，繼而隨時間推移固化與壟斷化，形成結構問題，亦即「近水樓台效應」，由此產生各種矛盾，例如利益壟斷下的貧富兩極分化以及朋黨式腐敗。
近年中共推行「制度化反腐」
有見及此，自習近平接掌總書記一職以來，中共掀起反腐運動，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中央軍委前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相繼落馬，至近年則宣稱要標本兼治，實現「制度化反腐」及「自我監督」。蕭功秦對此予以肯定，認為中共「通過克服官僚主義」，「加大打擊腐敗的力度」，不但可以贏得民心，而且可以樹立中央權威，為大幅度改革做好組織準備。
至於具體細節，過去兩年中共推出多份政策文件，嘗試達成「制度化反腐」，如去年10月六中全會以「從嚴治黨」為主題，通過修訂《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確立中紀委「垂直管理」，指定由上級紀委主理案件查辦和幹部提名事宜，同級黨委不再主導紀檢工作，由此鞏固紀委機制以統一事權，去除「雙重領導」之弊。
到了今年，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明言「政治巡視」為工作重點，此因「廉潔、工作，群眾紀律」等問題皆源於黨建薄弱，組織渙散，「政治生活不嚴肅不健康」，引出7月修訂《巡視工作條例》；與此同時，中共正建立監察委制度，由同級人大選出監察委，同級紀委及政府監察部門則併入監察委，合署辦公，承繼六中全會所定改革主調：統一監督事權，釐清制度責任。
紀委系統工作調整進展如火如荼，是在貫徹「制度化」原則，中共央央將在十九大前後推出相關綱領式文件。以巡視組為例，目前其成員雖然常由紀委幹部組成，但現行《巡視工作條例》仍訂明由各級黨委設立巡視組，承擔巡視任務。既然紀委系統實際已接收巡視組工作，那麼未來為整合資源，遵從統一事權大方向，似乎由紀委直接包辦巡視組，亦非意料之外。
根治問題有待治理體系改革
儘管為消除經濟發展副作用，「制度化反腐」為重要手段，但歸根究柢問題癥結在於政商不分。即使在十八大後，新一批企業家同樣周旋於政商之間，最終下場慘淡，如車峰為前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之婿，由服裝生意老闆變為中港金融界名人，單是數位產業收益便高達61億港元，至2015年6月遭中國當局立案調查，海外博聞社宣稱：「車峰不僅涉嫌涉巨額洗（黑）錢，更涉嫌向西方情報機構出賣情報。」
改革開放差不多四十年，中共政權似乎明白單靠針對官員一側的「制度化反腐」不足以竟全功，必須重新檢討政商關係。至於近年舉措，有在政界打擊「利益集團圍獵」，也有在商界大刀闊斧對付「踩線」企業，萬達困局即為一例。然在目前的條件之下，現行資源分配有賴政治庇蔭，政商不分屬「天然」常態，要根治問題還有待中共啟動治理體系改革，如實現司法公義以對治官商勾結，反腐打貪只會是其中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