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行抑制人民幣匯率升值　還有哪些招可出？

近日，人民銀行官員與央行旗下媒體連連發聲為不斷升值的人民幣匯率降温。然而，5月31日周一開盤後，人民幣仍出現較大升值，美元兑離岸人民幣匯率再次創下自2018年5月以來的新高。

在預期管理失效的情況下，人行終於選擇直接出手。5月31日下午，人行發佈消息稱，為加強金融機構外匯流動性管理，決定自2021年6月15日起，上調金融機構外匯存款準備金率2個百分點，即外匯存款準備金率由現行的5%提高到7%。這是時隔十四年後，人行再次使用該調控工具。

2004年10月29日，中國央行發佈公告稱，決定從2005年1月15日起，金融機構外匯存款準備金率統一調整為3%。2005年7月21日，中國央行宣佈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後，人民幣匯率在外貿出口連創新高的情況下一直面臨着較大升值壓力。因此，2006年9月15日，央行將外匯存款準備金率上調至4%，之後又於2007年5月8日將外匯存款準備金率上調至5%，並一直延續至今。

提高外匯存款準備金率的運作機制是通過降低整個金融體系中的基礎外幣規模，減少外幣信用派生產生的乘數效應，從而緩解外幣的結匯壓力。但是，從整體規模來看，提高外匯存款準備金率的實際效果可能並不明顯。2021年4月末，中國金融機構外匯各項存款餘額為1萬億美元，上調外匯存款準備金率2個百分點，僅能鎖定200億的美元流動性。

可以説，上調外匯存款準備金率是央行決心下場抑制人民幣過快升值的明確信號，其作用更多地是對市場預期的改變。在央行發出該信號後，美元兑離岸人民幣匯率很快從6.35反彈至6.37。但是，市場並不想就此妥協，6月1日上午開盤後，人民幣匯率再次衝高到6.36。

目前，美元指數仍處於下行通道，隨着美元相對貶值，美元兑人民幣匯率仍面臨着較大升值壓力。如果投資者繼續押注人民幣升值，中國央行還有哪些應對手段呢？

抑制人民幣升值，無非就是向市場投放人民幣，或者收攏美元。事實上，自2020年5月美元兑人民幣匯率步入升值通道以來，中國央行已經使用了不少工具遏制人民幣過快升值。

2020年10月10日，人行宣佈，自2020年10月12日起將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下調為0。遠期售匯業務是指銀行向企業提供的一種匯率避險衍生產品，可以幫助企業鎖定未來購匯時的匯率水平，防範匯率風險。當企業與銀行簽訂遠期購匯合同時，銀行為對沖風險相應需要在即期市場購入外匯，因此會對即期匯率產生影響。

下調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實際上就是鼓勵企業進行遠期售匯業務，也就是在增加銀行在即期市場購入外匯的規模。這將有利於抑制人民幣升值。事實上，調整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最早是為了防止人民幣持續貶值。2015年「811匯改」後，人民幣匯率存在較大貶值壓力，央行便首次將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從0提升到20%。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下調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能夠抑制人民幣升值，但是當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已經下調至0時，該工具便達到極限，無法在未來繼續加碼抑制人民幣升值。

除了調整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外，2021年1月5日，中國央行宣佈將境內企業境外放款的宏觀審慎調節係數由0.3上調至0.5。政策調整後，境內企業境外放款的上限相應提高，有利於滿足企業「走出去」的資金需求。此舉也是在增加企業的購匯規模，從而抑制人民幣升值。

從當前人民幣匯率的走勢來看，這些工具並沒有阻止人民幣繼續升值，市場供需仍是外匯市場決定性力量。儘管中國可以繼續通過放寬居民個人購匯限制、增加合格境內投資者（QDII）審批額度等方式增加市場上的美元需求，但是人民幣升值的趨勢仍將由市場力量決定。

其實，央行手中還有一個直接作用於匯率的工具，那就是逆周期因子。目前，美元兑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是「收盤價+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逆周期因子」。

逆周期因子的引入一直是為了對抗人民幣的貶值壓力。2017年5月，央行在人民幣持續貶值的情況下首次引入了逆周期因子。2018年1月，人民幣重回升值通道，央行就將逆周期因子調至中性。2018年8月，中美貿易摩擦令人民幣再次處於貶值通道，央行於是再次引入逆周期因子。

目前，逆周期因子已經淡出使用。2020年10月27日，央行下屬的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全國外匯市場自律機制秘書處發佈公告稱，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報價模型中的「逆周期因子」將陸續淡出使用。

需要指出的是，此前央行從未將逆周期因子作為抑制人民幣升值的工具。但是，從匯率形成機制上看，逆周期因子在理論上能夠直接調貶美元兑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向市場釋放強烈信號，從而抑制人民幣升值。因此，在人民幣巨大的升值壓力下，逆周期因子或將重新被央行搬上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