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評論】中產群體15年內翻番　為什麼對中國如此重要？

在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2020·徑山報吿》發佈會上，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原主席肖鋼建議，適度提高勞動報酬在經濟中的比重，確保勞動者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相適應，爭取15年內將中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由當前的4億人擴大到8億人左右，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

中產規模的擴大，能夠有力地支撐經濟的增長。通常情況下，高收入群體雖然收入高、消費能力強，但是整體基數小，對普通消費品需求的貢獻並不高；低收入群體雖然消費意願強，但是購買力弱，無法形成大規模的有效需求。相比之下，中等收入群體既有消費能力、又有消費意願，能夠持續穩定地通過消費和投資帶動社會需求。因此，「中等收入群體倍增」對未來中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十分重要。

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主任李成認為，中國正在面臨經濟轉型，轉型成功的一個最關鍵性因素就是消費，只有消費才能促進內需，而中產階級的消費能力在拉動內需方面的作用是舉足輕重的。

中產群體的擴大是步入發達社會的前提

不斷壯大的中產階層是維持經濟增長的動力源。美國進步中心（CAP）發現，從1947年到1979年，當中產階級平均獲得美國總收入的54％時，經濟以每年3.7％的速度穩定增長；1980年至2010年，中產階級的收入佔比下降到46％，經濟平均增速也滑落至2.7％。紐約大學經濟學家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的研究顯示，中產階級規模更大的社會擁有更多的收入和經濟增長。

不斷壯大的中產階層也是維護社會穩定的基石。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簡稱經合組織）的研究顯示，一個強大而繁榮的中產階級對於任何一個成功的經濟和有凝聚力的社會都至關重要。中產階級維持著消費，推動著教育、醫療和住房方面的大量投資，並通過納稅支持社會保障體系的運轉。擁有龐大中產階級的社會犯罪率較低，且享有較高的信任度和生活滿意度，以及更大的政治穩定性和良好的政府治理。

發達國家之所以能夠成為發達國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們培育出了一個龐大的中產群體。然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如今中產群體的萎縮成為制約發達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長期的分配不均導致發達國家的中產群體迅速衰落。2019年4月，經合組織發佈的一份名為《壓力之下:被擠壓的中產階級》（Under Pressure: The Squeezed Middle Class）的報吿。報吿顯示，在大多數經合組織國家（主要是發達國家）中，中產群體已經縮水。近二十年來，中產群體的收入增幅較小，遠遠落後於教育、醫療以及居住價格的上漲幅度，這不僅壓縮了中產群體的儲蓄能力，也導致中產群體無法維持過去消費水準。數據顯示，超過五分之一的中等收入家庭的支出超過其收入，而他們的超額負債率高於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

經合組織的數據顯示，經合組織國家的收入不平等在過去半個世紀中處於最高水準。收入分配不均不斷擠壓中產群體的生存空間，經濟的需求端也因此失去了增長動力。2020年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襲來後，發達國家失業率激增，「名不副實」（收入不穩定、儲蓄率低）的中產群體早已喪失經濟活力，發達國家的經濟也因此一蹶不振。

反觀中國，經濟在疫情得到控制後快速復甦，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中國經濟此前的高速增長催生出龐大的中產群體。中國國家統計局對中等收入人群的定義標準是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萬元（人民幣‧下同）至50萬元人民幣之間。根據該定義，2019年中國中等收入人群超過4億人。也就是說，中國擁有目前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中產群體。這也是中國經濟在未來保持中高速增長的信心來源。

克服貧富差距對中國同樣重要

值得警惕的是，在中產群體不斷擴大的同時，中國的貧富差距也越來越大。中國央行發佈的《2019年中國城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情況調查》顯示，中國居民家庭資產的集中度較高，財富更多地集中在少數家庭。家庭淨資產最低的20%家庭所擁有的淨資產僅佔全部家庭淨資產的2.3%，而淨資產最高的20%家庭的淨資產佔比為64.5%，其中最高的10%家庭的淨資產佔比為49%，而最高的1%家庭的淨資產佔比為17.1%。

雖然，中國經濟的蛋糕正在做大，大部分人的蛋糕份額增多了，因此誕生出大量中產家庭，但是，小部分人得到的蛋糕也更多，因此貧富差距並沒有減小。需要說明的是，與美國相比，中國居民家庭財富的分佈仍然相對均衡。2016年，按家庭淨資產排序，美國淨資產最高的1%家庭所擁有的淨資產佔全部樣本家庭淨資產的38.6%，略高於隨後9%家庭的38.5%，而其餘90%的家庭僅佔22.8%，不足三分之一，表明美國居民家庭的貧富分化的特徵更加明顯。

當然，中國經濟發展的目的是為了全民生活水準的提高，而不是與美國比爛。因此，中國必須警惕貧富差距問題。

長期來看，貧富差距的擴大將抑制總需求的增長，從而制約經濟發展。經合組織的研究顯示，收入不平等正在減少的國家比不平等正在加劇的國家經濟增長更快。美國智庫經濟政策研究所（EPI）研究主管喬什·比文斯（Josh Bivens）認為，貧富分化抑制了大部分人口的消費能力，導致總需求無法達到其最大潛力，因而限制了經濟社會的發展。

肖鋼在《2020·徑山報吿》發佈會上也表示，在「十四五」時期（2021年至2025年），面對國內外更加複雜嚴峻形勢，中國經濟必須挖掘和釋放超大規模市場的新優勢潛力，但是要將這一潛力轉化成現實優勢，當前還面臨一些障礙和挑戰。肖鋼認為，「從需求端看，我國消費率偏低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勞動者報酬份額偏低，絕大部分普通勞動者的收入和消費能力有限」。

其實，「絕大部分普通勞動者的收入和消費能力有限」已經是全球性問題，其表現為收入分配不均導致的貧富分化問題。以目前的發展趨勢來看，15年內中國完全有能力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目標。但是，如果中國無法平衡發展中的分配公平問題，導致貧富差距繼續擴大，那麼8億「名不副實」的中產群體也只會令中國陷入當前發達國家的發展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