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濟「剎車」到社會治理 中共四中全會開啟「破舊立新」之路?

撰文:于小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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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從10月28日至31日召開。「關於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將是此次會議的主題。相比於6年前,2013年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個傾向於對改革開放進行總結和「破舊」的決定。中共此次則意在「立新」。

「立新」先需「革故」 中共有意踩下經濟「剎車」

從2012年至今,中國其實就是在經歷這樣一種歷史變革。中共將其稱為「新時代」,也有人將其稱作「二次改革」,甚至有觀點認為這就是習近平個人的「瞎指揮」,並開始懷念經濟高速增長、輿論相對寬鬆的「胡溫時代」。然而,無論人們是「堅信」還是「懷疑」,甚至是「心存怨恨」,對於一場歷史的變革來講,往往只不過是觀察者的位置差異,最終依然殊途同歸。

在舊的道路和模式已經被遏制、打破之後,但是新的道路和機制卻沒有建立起來。人們固然可以根據歷史趨勢來對大方向進行判斷,不用重複40年前「摸著石頭過河」的窘迫。但是依然沒有「神仙」可以具體預知舊機制破除後暴露的全部問題,也難以構建新機制的全部邏輯和歷史細節。所有的改革只有在革除舊制度弊端的基礎上,歷經反覆和嘗試才能得以逐步明確。

經濟增長已失去動力?

於是中國經濟看似正在失去動力,無論採取怎樣的經濟刺激政策,投入哪怕數十萬億元人民幣的資金都難以扭轉經濟下滑的態勢。日前,中國公佈的三季度經濟數據顯示,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長6%,較上季度再次下滑0.2個百分點。與此同時,製造業景氣指數、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出口數據等重要經濟指標也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增速放緩。在經歷了年初的一番經濟刺激後,中國經濟似乎並未好轉,反而再次面臨下行通道。

這不禁引起了人們對於中國經濟未來走勢的擔心,以及對於中國當下改革的失望與迷茫。所謂經濟下行何時能夠見底,所謂改革,對舊機制的破除究竟要進行到何等程度?資本在觀望、各級官僚也在觀望。

儘管沒有採用休克療法,但是抑制樓市投資、抑制金融投機,依然是中共主動對經濟踩下的剎車。(新華社)

從2016年起進行全面手術

從2013年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來,2013年到2015年,中共首先完成了以權力交接、高層反腐和軍隊改革為主要的所謂「夯基壘台、立柱架樑」的前期改革。2016年到2019年,習近平開始決心對經濟進行「全面手術」。

首先2016年,中共對中國經濟,尤其是金融市場採取了「緊急剎車」,以「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的所謂「三去一降一補」政策拉開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大幕。以維持舊有機制為核心的「刺激內需」開始轉向「供給側結構改革」。

之後,2017年至2018年,中共在完成了對主要生產資料的產業結構調整之後,開始對金融業進行整頓,實施全面從嚴監管。中國經濟賴以維持高增長,中國資本賴以維持高利潤的「金融——土地——財政」模式在此時實際上已經被打斷。於是,經濟「去槓桿」引發了企業債務危機的連鎖反應和網貸「暴雷」,以及中國銀行系統的「怠工」,中國經濟也不可避免爆發了動盪,並且出現增速下滑的現象。一方面是高企的金融資產,中國的廣義貨幣(M2)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值一直高達200%以上。另一方面是中國的實體經濟,尤其是中小企業缺乏投資。

建立新機制解決問題

到了2018年下半年和2019年,問題就更加嚴重。尤其是在中國政府嚴守「不將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工具」的情況下,1月至9月的土地購置面積呈現負增長,累計同比下降了20.2%。9月份的土地溢價率為8.0%,較上月下滑2.6個百分點,連續5個月下滑。中國11個省份的財政收入同比增長已經轉為負值。繼2018年中國實施「金融嚴管」,以銀行表外運行為主的金融投機機制被終結後,2019年以土地財政為核心的地方政府運營機制實際上也已經停擺。地方政府失去了推動經濟發展的牟利機制。

面對中國經濟的下滑,有的觀點將其歸罪於「民生多艱導致的需求不足」,也有觀點將此歸結為「財政擴張不夠」,主張繼續用債務的增長推動經濟。當然也有人指出是由於中國民主改革的停滯與市場經濟的倒退導致了經濟的最終危機。今次中共四中全會提出,這「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改革目標。

經濟永遠都是尤各種各樣的人和人們之間的利益構成的。改革無非就舊機制進行調整,此次中共四中全會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其實就是要通過建立新的機制,來解決這個問題。

目前全世界經濟,包括美國經濟、香港經濟都在遭遇現代化的囚徒困境,只不過沒有能力和勇氣對此進行變革。(路透社)

中共「雄心」 破除現代社會的「囚徒困境」

經過70年的時間,對比全世界各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中共基於「辯證唯物理論」「人民信仰」和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建立起來的一套實踐與經驗相結合社會治理機制,包括官僚選拔機制,協商民主機制等等,使得中國有能力追求更為長遠社會目標。期間儘管可能出現動盪和波折,甚至付出慘重的代價,但是卻擁有了極強的務實和糾錯能力,可以保障社會的長期可持續的發展和民眾生活水準的提高。儘管中共將其總結為更具有意識形態色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但是,相比於以資本為核心以選舉為制衡的西方社會治理模式,已經顯得更為符合現代經濟和社會的需求,尤其是善於處理目前現代社會所面臨的「囚徒困境」。

例如中國的房地產、美國的華爾街金融、英國的脫歐等等問題。當面對每個人都在反對,都認為某種經濟模式難以為繼,但是每個人又不願意放棄自己的利益,甚至希望從中分得一杯羹時。如何協調整個社會,進行有序的,效益最大化的利益再分配和經濟結構調整,就顯得尤為重要。中國的改革其實就是在做這樣的一件事情。從本質上說,中國與當前全世界的社會經濟變革遇到的是同樣的問題。

在此次中共四中全會前,習近平參觀中共香山革命紀念館《為新中國奠基》主題展覽。(新華社)

要走出「金融—地產」怪圈 需進作徹底改革

中國經濟之所以會走入「金融——地產」的囚徒困境,畢竟有著深刻的歷史根源和全球化背景。只有對這個根源進行徹底的改革,形成更加自信和健康的社會治理和經濟運行機制。

此次中共四中全會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習近平需要再次證明,中共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這是毛澤東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對中共即將奪取大陸政權時的總結。時至今日,在中國社會經濟結構面臨再次變革的關鍵時期似乎依然適用。

如果按照相對樸素的表達,之前的改革強調的是「做生意要有本錢,借錢要還,投資要承擔風險,做壞事要付出代價」。那麼,此次四中全會則要在繼續肯定之前改革經驗,並形成長效機制的基礎上,解決「本錢哪裏來,投資風險怎樣保障,以及做了好事如何獎勵」的問題。

變革其實已經開始,儘管經濟增速下滑,但中國的經濟結構正在悄然發生調整。(新華社)

佈局其實已經完成 中共發出改革「懸賞令」

實際上,早在此次四中全會前,中共實際上就已經開始了下一階段的改革。

按照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中國第三季度經濟數據顯示,儘管中國製造業增速出現下滑,但高新技術產業的卻在加速增長。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8.7%,增速快於規模以上工業3.1個百分點;佔全部規模以上工業比重為14.1%,比上半年提高0.3個百分點。

儘管2019年前三季度,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8.2%,較上年同期下降1個百分點。但是,扣除受地方政府限購和補貼取消等影響的汽車銷售數據後,中國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依然呈現溫和反彈趨勢,上行至7.8%,增加約0.3個百分點。

同樣,在進出口方面,儘管受中美貿易戰影響,中美進出口總值下降了10.3%,但是,中國多其他地區的貿易量卻在大幅增加。前三季度,中國外貿進出口總值依然同比增長了2.8%。貿易順差進一步達到2.05萬億元人民幣擴大44.2%。

只要仔細觀察這些數據就會發現,中國經濟正在這樣的「儘管……但是……」的句式中,進行著經濟結構的微妙調整。在此次四中全會上,中共將對此前經濟結構調整中的成績和機制進行總結,進一步確立經濟發展目標與品質綜合平衡的關係。中國將通過推動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的深度融合增強製造業核心競爭力,通過培育現代產業體系實現高質量的可持續發展。

在2019年,習近平在多個場合反復強調鬥爭意識的重要性,將「敢於負責、勇於擔當」「發揚鬥爭精神」當做了衡量中共官員的要求。(新華社)

從「破舊」轉為「立新」

目前可以明確的是,在金融方面,新的金融機構後監管機制已經確立,新的激勵機制正在試點。下一步要壓實金融機構、地方政府和金融管理部門的責任;支持願意幹事創業、有較好發展潛力的地區和領域加快發展。並通過更加市場化的利率形成機制,新的業務激勵機制,調動銀行業和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的積極性。

在國有企業方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標、內容、手段都已經明確,並且隨著《國有金融資本出資人職責暫行規定》的出臺,混合所有制中,國有出資人的具體操作和職責也已經明確。無論是中共向民間資本開放資源和市場,還是中共國有企業參與民間經濟的合作,都已經有法可依。目前一切就看中共的改革魄力,是否進行更大範圍的推廣。

在土地改革方面,8月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已完成修訂,並將於2020年1月1日開始施行,中國農村集體土地入市掃清了最後的法律障礙。此次四中全會將充當「發令槍」的角色,中共是否決心就此終結壟斷土地資源的歷史,幾十萬億美元的土地財富是否將被釋放出來,都在於中共一念之間。

最後,作為所有改革的實際執行人,中共將在此次四中全會上明確重新建立地方政府和基層官僚的考核、激勵和晉升機制。對此,2019年3月和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先後已經印發了新的《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和《幹部選拔任用工作監督檢查和責任追究辦法》,建立激勵機制和容錯糾錯機制也被首次列入條例。在2019年習近平也在多個場合反復強調了鬥爭意識的重要性,將「敢於負責、勇於擔當」「發揚鬥爭精神」當做了衡量中共官員的要求。針對目前中國官僚體系舊機制破除後的迷茫與不思進取,將成為此次中共四中全會,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的重要內容。

目前,中共已經為地方政府和基層官僚準備好了諸如,現代產業建設、自貿區建設、混合所有制改革、新金融激勵機制的建立、農地入市的推廣,等等「考題」和更為健康的財政來源。這種情況和40年前的改革開放一樣,誰敢突破舊有格局,打破利益羈絆,誰就將成為新時代的寵兒。此次,中共四中全會所提出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實際上就是一聲「發令槍」,從「破舊」轉入「立新」,中共已經發佈了改革「懸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