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凱碩:西方是時候靠邊站了│專家有話說

撰文:外部來稿(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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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的「答案」年終秀023答案年終秀上,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創始院長、新加坡駐聯合國前大使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解析了當前全球治理面臨困境的根本原因,以及解決之法。他認為,隨著各方面相對實力的下降,西方應向全球南方國家釋放更多的權力,各國共同參與全球治理。以下為其演講節錄:

我想大家應該知道,我寫過一本叫《大融合》(The Great Convergence)的書,我結合了自己擔任新加坡常駐聯合國代表十年的親身經歷,聊了聊全球治理問題,這是我非常感興趣也非常關心的一個議題。

全球治理的現況如何?我認為,世界深陷困局,一方面,世界對於全球治理的需求在急劇上升,但另一方面,全球治理的供給卻在減少。這就像是個悖論,在經濟市場中,依照供需關係,當需求上升時,供給應該增加,但在全球治理領域,供給與需求成反比。為什麼會這樣呢?

首先,為什麼全球治理的需求會上升?最簡單的原因是,世界不斷縮小,我們生活在一個日益縮小且相互依存的世界,過去一兩百年間的全球化進程將世界各國聚攏在一起,透過貿易和經濟的連結讓世界縮小。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Kofi Annan)說,我們住在地球村。同時,科技也在縮小我們的世界,今天不論地球上任何角落發生任何事,我們都能第一時間獲得消息,不管是日本發生地震還是以巴衝突,我們都能立刻知曉,時空距離已經消失了。

馬凱碩著作《大融合》(The Great Convergence)

同時,這個小小的世界,正在向全人類提出了許多共同的挑戰。

我們清楚地看到,在新冠疫情期間,病毒會從世界的這個角落擴散到地球上的另一個角落;我們也能看到氣候變遷對地球的威脅,氣候變遷會影響世界上的每個國家,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倖免。隨著世界越來越小,我們需要更多的全球治理。

在我的著作《大融合》中,我提出一個簡單的「船隻理論」(Sailing on the Same Boat)。過去,地球上有80億人,生活在193個不同的國家,就好像是我們生活在193艘不同的船上。如果一艘船感染了新冠,其他船是不會感染的,因為船與船是分開的。但事實上,新冠瞬間傳播到了世界各地,這就說明,地球上的八十億人,不再生活在193艘不同的船上了,而是就像我書裏說的那樣,他們生活在同一艘船上的193個不同的船艙中。當所有人在同一條船上,不需要為每個船艙專門安排一個船長或船組,但需要船長和船組保障整艘船的安全,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我們需要更多的全球治理。

西方國家在二戰勝利後獲得了巨大的信心,建立起許多全球性機構,這在當時確實是件好事。但在2023年,世界卻已是另一番景象了。

下一個問題是,為什麼全球治理的供給正在減少?這個問題的答案非常複雜,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個原因是今天世界上的許多全球治理機構,無論是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甚至是世界貿易組織(WTO),或其前身「關稅及貿易總協定」,這些組織都在某種程度上算是西方在二戰結束後沾沾自喜時,自以為送給非西方國家的「禮物」;順便說一句,中國也在二戰期間一同對抗軸心國的侵略。

西方國家在二戰勝利後獲得了巨大的信心,建立起許多全球性機構,這在當時確實是件好事。但在2023年,世界卻已是另一番景象了。

越來越多的西方國家感到不安,他們意識到,西方主導世界歷史的時代即將結束。而當他們感到不安的時候,就無法提供領導力來建立全球治理機構。這也就是為什麼西方國家不再像以前一樣提供全球治理的領導力了。

我認為是時候讓西方停止霸佔全球治理機構了。

全球治理的供給減少的第二個原因是,以西方甚至是世界頭號大國自居的美國曾經是全球治理的領導者,但是現在正忙著把中國拉入地緣政治競爭。因此,現在的局面很複雜。

我寫過一本書叫《中國贏了嗎?》(Has China Won?),這本書已經在中國出版,在書中我解釋了美國很不明智地要把中國拉入地緣政治競爭的結構性原因:美國希望繼續保持它世界第一大國的地位。如果這是美國的首要任務的話,那麼顯然,只要它忙於這場地緣政治競爭,它就沒有精力提供全球治理的領導力,不能再讓世界各國團結在一起,反而在某種程度上正在通過這場地緣政治競爭分裂世界。這是全球治理供給下降的第二個原因。

美國很不明智地要把中國拉入地緣政治競爭的結構性原因:希望保持它世界第一大國的地位。2024年1月5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北京釣魚台迎賓館舉行的中美建交45周年紀念活動發表講話。(Pool via REUTERS)

第三個原因是,世界上的絕大多數人口生活在全球南方國家,佔據了全球人口的88%,正忙於應對自己迫在眉睫的問題。因此,當遇到全球治理難題的時候,即使全球南方國家也沒有立刻能取代西方曾經領導力的能力。

歸根到底,這是否意味著全球治理已經失敗,是否意味著我們應該放棄,並承認全球治理已經無藥可救?

我不是悲觀主義者,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我堅信有解決全球治理困境的方法。我們能做的有很多,比如說,我認為是時候讓西方停止霸佔全球治理機構了。

我們舉個簡單的例子:20世紀40年代對我們來說已經很遙遠了,但在當時,我們已經建立過一系列準則,例如IMF應該永遠由歐洲人領導,世界銀行應該永遠由美國人領導。這些準則也許在他們主導世界的時候有點道理,但是今天,西方經濟在世界上的份額卻大大下降。

西方最明智的選擇應該是,與其他國家一起共同領導IMF和世界銀行,應該讓不是美籍的人來管理世界銀行,讓非歐洲人來管理IMF。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西方國家也必須做這項努力。

同時,西方還可以學習與中國進行更多的合作。中國創造了許多有利於全球福祉的全球組織,我們知道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卓有成效,金磚國家共同創立的新開發銀行也收穫豐富。西方另一個明智的選擇是鼓勵IMF和世界銀行與這些新興機構合作,這樣世界才會變得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