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能源角色轉變如何影響國際原油市場？

近期以來，在中東以色列與哈馬斯衝突爆發之後，國際原油價格波動明顯，先升後降，表現出強烈的不穩定性。進入11月份，國際油價出現了大幅度的下跌。在10月30日至11月4日一周，WTI原油下跌2.4%，結算價報每桶80.51美元，全周累計下跌5.9%；布倫特原油下跌2.3%，結算價報每桶84.89美元。其實，作為全球經濟的重要基礎性能源，國際原油供需近年來進入一個不穩定的狀態，油價變化更為複雜，不確定性更多。

在2020年疫情期間，甚至出現了負油價的極端情況，而隨着國際經濟從疫情中恢復，油價的波動仍然劇烈，自2020年4月WTI原油價格跌破20美元/每桶之後，到2022年5月則超過了120美元/每桶。而自此一年時間，WTI油價又跌至67美元/每桶的年內低點。2023年5月油價再次向上，在10月初曾接近100美元/每桶，近期又回到80美元/每桶左右。

國際油價的這種波動，在安邦智庫（ANBOUND）的研究人員看來，可以說已經不是經濟周期的供需變化的結果，也不完全是供求雙方的博弈，而是更加摻雜了眾多不確定因素，影響到需求和供應，從而使得國際油價變得更加難以琢磨。

回顧來看，疫情因素導致的全球經濟放緩，使得原油需求發生了巨大變化。不過，在此之後的美歐等主要央行推動超級寬鬆政策，使得美元幣值「注水」，帶來美元計價的原油價格和資本市場一樣出現泡沫膨脹，也推高了全球通脹。考慮到地緣衝突加劇帶來的一系列變化，如俄烏衝突的長期化，以及近期爆發的中東地緣風險，則加大了國際油價的波動性。另外，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背景之下，需求端從傳統能源轉向綠色能源的全球能源轉型，也加大了原油作為傳統基礎性能源格局的波動。與2018年之前相比，整個國際經濟、政治形勢的紛繁變化可以說是現在國際油價劇烈波動，進而導致全球經濟不穩的主要干擾因素。

從原油供求關係的地緣格局來看，其實影響全球石油供需的主要還是中美兩國角色的變化。一方面中國經過幾十年的快速發展，目前已經成為最大的原油進口國。而此前作為主要石油進口方的美國，則在頁岩油技術發展的背景下，已經成為全球主要的石油出口國。這種供需兩方面的變化，是長期以來，國際能源格局最大的變化。

這種長期變化，在中美之間戰略競爭日益顯著，全球經濟走向逆全球化轉折的情況下，使得全球原油市場正在重構。中國方面顯然加強了與中東及俄羅斯等OPEC+國家的能源合作，以確保自身在能源領域的「國家安全」。而美國方面，更多以石油供應方的角色，重新搭建與傳統的歐洲市場的關係。這種變化也是各種地緣風險「黑天鵝」層出不窮的因素。可以說，它間接導致了因俄烏衝突而引發的歐洲能源危機，也對當前的哈以衝突具有影響。

在美國越來越成為OPEC+競爭對手的情況下，必然需要與俄羅斯進行競爭爭奪市場；歐洲方面在得到美國能源供應保障之下，也有和俄羅斯「決裂」的底氣。而以阿拉伯國家為主的OPEC國家必然尋求穩定的客戶，從而使得美國的中東政策面臨更多的抵觸，也加劇了中東地區的地緣波動。實際上，與俄烏衝突導致的歐洲能源供需失衡相比，目前的哈以衝突，仍難以給國際石油市場帶來根本性衝擊。因為衝突雙方並非石油生產國和主要需求國，目前來看，其難以支撐油價。但中東地區能源供應格局在美國逐漸退出的情況下，已經在發生變化，對原油價格主導權的爭奪正日益激烈。

另一個影響油價的長期變量，是全球經濟體向綠色能源轉型的過程。儘管長期來看，為應對氣候變化而推動的綠色能源轉型的進程不斷加快，應使得石油需求減弱，從而降低油價，但在轉型過程之中仍然面臨更多不可預見的情況。一方面，轉型過程中，需求的減少並非線性的，而且不可預測。另一方面，在供應端可能帶來傳統能源投資的減少，從而影響到供應。這種「轉型風險」可以說不僅困擾着需求方，也困擾供應方。這或許是目前OPEC+更為團結，協調供應方立場的動因，也是美國、歐洲等傳統原油需求方，謀求改變而「抱團」的動機之一。

在這其中，中國方面由於在新能源領域佔據優勢，可以說取得了相對較為主動的地位。一方面，在綠色能源轉型走在前列的歐洲方面對中國新能源製造產品有較大的需求；另一方面，中東國家也在謀取能源供應方式的改變，希望藉助傳統能源來推動新能源產業的發展，從而為新的能源轉型進行佈局。這也是為何OPEC堅持減產的原因之一，通過維持油價為新能源產業投資注入資金，同時通過和中國建立長期穩定的供應關係，換取新能源成熟技術的落地。因此，在新能源轉型之中，中國在能源領域的角色也將發生變化，由傳統能源的原油需求方，轉向新能源設備和產能的供應者。這種氣候變化政策推動下的角色轉變，既影響着中東方面，也對歐洲和美國帶來長期的衝擊。

當然，影響國際油價還有國際貨幣作為資產定價基礎出現變化的因素。原油不僅僅是實體經濟的原材料和基礎，目前早已成為金融投資的標的。因此，作為全球資產定價基礎的美元因美聯儲貨幣政策的變化而變化，自然帶來包括原油在內的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起伏波動。這些不僅影響到除美國之外的主要需求方，也不利於供應方建立穩定的預期。正因如此，我們看到石油人民幣開始被接受，俄羅斯在金融制裁之下不得不選擇人民幣進行交易，而中東各國接受人民幣一方面是中國作為最大需求方的因素，另一方面也得益於中國的對外貿易潛力和資本市場潛力。與此同時，印度盧比和中東國家貨幣也在加入到相關的石油地緣貨幣競爭中，給國際原油價格帶來更多的變量，也使得美元計價的價格因素波動更多。

最終分析結論：

近年來，疫情因素、貨幣因素，應對氣候變化的能源轉型，以及各種突發地緣衝突等因素，帶來國際原油價格波動加劇。在各種不確定因素增多的情況下，中美兩國能源供需角色的轉變其實構成各種變化的主要驅動因素。對這種供需矛盾和地緣競爭格局變化進行分析和預判，其實對於建立原油價格的準確預期具有幫助。

本文原載於2023年11月6日的安邦智庫「每日金融」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