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騷亂重複數十載「怒火模式」 問題是看不到解決辦法
儘管他們從來沒有讓我們感到驚訝，但自從1981年里昂東郊爆發抗議活動以來，法國的暴亂一直遵循着同樣明顯的模式，這段事件被稱為「Minguettes之夏」（註：Les Minguettes為里昂東郊一個著名地區）：一個年輕人被員警打死或重傷，引發了受影響社區和附近地方的暴力事件。有時候，就像2005年的騷亂和今天的騷亂一樣，是每一個治安欠佳的街區都會爆發。
作者為法國波爾多大學榮譽大學教授François Dubet
在法國過去的40年中，城市暴動一直由年輕人的怒火主導，他們攻擊秩序和國家的象徵：市政廳、社區中心、學校和商店。
一個制度和政治真空
這種憤怒導致人們破壞自己的社區，以讓所有人看見。當地居民譴責這些行為，但也能理解其動機。民選代表、團體組織、教堂和清真寺、社會工作者和教師均承認他們的無能為力，揭示了一個制度和政治真空。
在所有的暴亂中，Minguettes之夏是唯一一次為社會運動鋪平道路，即1983年12月爭取平等及反對種族主義的遊行。這次遊行的人數超過10萬人，並被媒體廣泛報導，是法國第一次這樣的遊行。左翼報章《解放報》（Libération）將其稱為「布爾斯之路（La Marche des Beurs）」，這是一個非正式的稱呼，指的是父母或祖父母來自馬格裡布地區（即阿爾及利亞、利比亞、毛里尼亞摩洛哥、突尼西亞）的歐洲人。在隨後的示威活動中，似乎沒有類似的運動「浴火重生」。
在每次騷亂中，政治家們都會迅速扮演迂腐的角色：右派譴責暴力，並繼續污蔑街區和員警受害者；左派譴責不公正，並承諾在街區實施社會政策。2005年，當時的內政部長薩爾科齊（Nicolas Sarkozy）站在了員警一邊。法國現任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則對在楠泰爾被員警殺害的年輕人表示同情，但在相關街區幾乎聽不到政治家和總統的聲音。
然後我們等待着沉默，直到下一次法國郊區及其員警問題被整個社會重新發現。
應吸取的教訓
法國城市騷亂的重復發生及其情景產生了一些相對簡單的教訓。
首先，該國的城市政策沒有達到目標。在過去的40年裏，我們為改善住房和設施做出了巨大努力。公寓的品質提高了，設有社區中心、學校、大學和公共交通設施。假如說這些街區已經被遺棄了，那是不對的。
另一方面，處於劣勢的郊區的社會和文化多樣性已然惡化。居民大多都是窮人或經濟上沒有保障的人，他們要麼是移民後代，要麼就是移民本身。
最重要的是，只要有機會和資源，那些能夠離開貧民區的人很快就會離開，而取而代之的是來自更遠地方且更窮的居民。因此，雖然建築環境正在改善，但社會環境正在瓦解。
無論人們多麼不願意談論法國的貧困社區，這裏的社會進程確實是一個貧民窟化的過程，即社區和環境之間的鴻溝越來越大，一種自我封閉從內部得到加強。人們前往同樣的學校、同樣的社區中心、與同樣的人交往，並參與同樣的合法經濟。
儘管有資金投入和地方代表的善意，惟人們仍然因為他們的出身、文化或宗教而感到被社會排斥。儘管有社會政策和議員們的工作，但這些街區依然沒有自己的機構或政治資源。
通常由共產黨領導的「紅色郊區」（banlieues rouges）得益於左傾政黨、工會和民眾教育運動的大力支持，而今天的郊區幾乎沒有任何代言人。社會工作者和教師充滿了善意，但許多人並不住在他們工作的社區內。
這種脫節是雙向的，過去幾天的騷亂表明，民選代表和團體組織對居民感到被忽視和被拋棄的社區沒有任何控制力。對平靜的呼籲無人理睬，這些裂痕不僅是社會的，也是政治的。
不斷的對峙
考慮到這一點，我們越來越多地看到年輕人與員警對峙。這兩個群體像「幫派 」一樣運作，有他們自己的仇恨和領土。
在這種情況下，國家被簡化為合法的暴力，年輕人被簡化為實際或潛在的犯罪行為。員警被判定為「機械的」種族主義者，理由是任何年輕人都是先驗的嫌疑人。年輕人對員警感到憎恨，進一步助長了員警的種族主義和對青年的暴力。年長居民希望看到更多的員警來維護秩序，但也支持他們自己的孩子和他們所感受到的挫折和憤怒。
這場「戰爭」通常是在低水平上進行的。然而，當一個年輕人死後，一切都爆發了，又回到了原點，直到下一次暴亂，它將和以前的暴亂一樣讓我們吃驚。
但在這種悲劇性的重複中也有新的東西。第一個因素是極右派的崛起，而且不僅僅是在政治光譜的那一邊。關於暴亂的種族主義說法正在流行，其中一個說法是「野蠻人」和移民，人們擔心這可能導致選舉中的成功。
第二是政治左派的政治和思想癱瘓。雖然它譴責不公正，有時支持騷亂，但除了員警改革之外，它似乎沒有提出任何政治解決方案。
只要貧民窟化的進程繼續下去，當法國的年輕人和安全部隊一次又一次地對峙時，很難看到下一次員警的失誤和隨之而來的騷亂不會就在眼前。
本文轉載自The Conversation，香港01獲授權編譯，未經授權不得轉載，點擊閱讀英文原文。